杨童舒

摘要：晋东南相对独立且封闭的地理环境特性使得众多早期村庙建筑及周边聚落得以保存至今，并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空间组合关系——一村多庙。高都镇内存有3处保留着金代遗构的庙宇和6处清代庙宇，是晋东南地区难得的多座早期建筑同在一个聚落内的案例。多座村庙在聚落空间中发挥着分隔、标识、重组道路和民居肌理的节点作用。村庙亦与聚落中各类日常事务的交织在一起，每一次修缮营建工程都成为所在聚落及周边地区组织方式、经济实力、信仰需求等方面情况的体现。因此，村庙的营建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聚落的演变发展史。

关键词：晋东南;村庙;聚落;空间关系;营建史;高都

晋东南独立、封闭的地貌状态使大量元以前的早期木构建筑得以保存。这些早期建筑全部为民间营建的庙宇，并与周边聚落在空间上产生一定关联，成为最重要的区域共性之一。除一村配有一庙外，还大量存在着一村保留有多座不同或相同时期庙宇的“一村多庙”，以及几个村落共用一座庙的“多村一庙”的情况。本文选取高都镇为一村多庙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高都镇在历史进程中由村升镇，并与周边村落在空间上逐渐连为一体，成为一个大聚落群，使一村多庙的空间形态更加丰富。目前，高都镇内的9处金代和清代村庙，不仅在空间位置上构成一定规律，而且已深度交融于村落和村民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有必要从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层面来探讨村庙与聚落的联系，以达到对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完整认识。

一、聚落与村庙空间关系分析

高都之名在历史上初现有秦、汉两说，均归上党郡统辖。宋金时期，行政建置体系改变，为河东南路晋城县高都管辖。大安之变后，高都破坏较重。元代高都虽仍属晋城县，但已不似之前繁荣。明代开始高都直属泽州，至晚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高都以镇之名出现。清代泽州改称凤台县，高都随着商人和士绅群体的兴起，逐渐恢复兴盛。

（一）聚落群的空间格局

村庙与聚落的相对关系首先体现在空间位置方面。高都位于莒山以西，卧龙山西南，垂棘山以北，沿丹河而建。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垂棘山创建碧烟亭记》中将聚落大环境描述为“垂棘雄踞镇南，峰峦古秀”，可见高都处在一个半边倚山，半边临河的大空间之中。流经高都的这段丹河被称为源泽河，聚落南侧沿源泽河呈不规则的西北-东南走向，向北与北义城镇相距约2公里，并且随着聚落扩张，目前东西两侧已分别和南社村、保福村连为一整片区域。三个聚落中均保留着一定数量的明清民居和街巷肌理，由民居的分布情况可知，至晚在清代，三者已连为一体。因此从聚落的整体性考虑，可将这三个聚落合并为一个大聚落群，以便更全面地分析其空间形态特征（图1）。

高都镇中部是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名为高都街，有多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与之纵向交错，竖直街巷由东向西依次为东后街、红果院巷、十字北巷-友谊巷、西后街-大十字巷共四组，形成横纵交错的鱼骨状道路网络。在高都街南北两侧，分别有下社巷和后街作为古高都镇的另外两条东西向主要道路。保福村与高都相连，中部横向街道向西延伸继续作为保福村的横向主干道，后改名为幸福东街。相对高都，保福村的街巷肌理保存稍弱，纵向道路空间秩序不强，具体街巷名现仅可知武道巷和西宫巷。南社村位于高都东南方向，距离稍远，街巷整体呈方形十字街。在这个以高都为中心的聚落群中，目前被保留的明清民居主要分布在高都镇中心区域，并散布于保福村和南社村街巷内部及周边。明清民居院落由正房、厢房组成，一般为一正一厢或一正两厢的组合形式，构造了聚落肌理在看似散乱中的一种灵动的秩序，与新建房屋较整齐划一的水平竖直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道路与民居将聚落空间大致分区定型，为村庙的建立和位置选择提供了场地基础，同时亦可能与早期村庙的出现相辅相成，使这些村庙在建成后的历史进程中影响着聚落形态的发展过程。

（二）村庙的空间位置

村庙在聚落中不同位置所在，通常可以发挥标识、分隔、重组道路等空間作用。高都镇内的3座早期村庙，东岳庙、玉皇庙和景德寺作为重要节点，分别位于聚落的东、西以及南边界。沿聚落中部东西主干道高都街向东至最东端的广场，至晚在清代就已成为高都及周边聚落的交易集市，并一直延续其作为商业及娱乐公共场所的性质。东岳庙地处聚落东北角，与广场集市融为一体，形成东部商业和公共活动区，共同作为聚落的东边界。与东岳庙相对，玉皇庙位于高都街最西端北侧，其西侧道路将高都与保福村分隔开来。在镇内3座早期村庙中，位于聚落南部的景德寺是对聚落形态影响最大的一个案例。寺院在宋金时期至少有三进院落，当时其南侧的东西向道路南大街还未出现。推测元末战乱后，明代景德寺重建未恢复到原有院落规模，而是院落向北缩减促成了南侧街道的出现。之后，至晚到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随着源泽河上万年桥的修建，对临近桥的这条道路进行了修整，“不数月而成坦途矣”。据当地村民描述，这条道路被拓宽成南大街作为高都主干道之一，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此外，高都镇内北部区域还利用一些楼阁、城关类作为标志性建筑，如十字北巷北段偏北有白衣阁为过街通道，东后街最北端有三清阁为聚落的北边界节点。

除3座早期村庙外，高都内部还有多座明清庙宇作为重要节点，发挥着对聚落空间格局的辅助功能。景德寺东西两侧分别有文庙和关帝庙相邻，文庙在“文革”时期拆毁，改建为供销社，现已无存。关帝庙现为一进院落，据庙内《关帝庙创建碑记》可知，始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碑记记录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捐赠者的姓名，反映出当地以关帝庙为中心产生的一种邻里互助的“随会经济”。关帝庙兼具了宗教祭祀场所、商业会馆以及管理机构多重性质，显示出村庙在信仰之外的实际作用。景德寺、关帝庙与文庙集聚分布在高都镇的东南区域，组成了聚落内一个儒释道融合的民间宗教文化区。此外，在高都镇内西北部西后街和后街交会路口处还有一座晚期修建的祖师庙。高都的多座村庙均未占据中心街道或中心位置，而是从西北、东北和东南等几个方向角度对聚落形成拱卫，或在村口、路口发挥着防煞的地理格局之用。

从聚落群来看，高都东侧的南社村现存有土地庙、祖师庙和观音寺3座村庙。土地庙大致居于村正北，祖师庙和观音寺基本东西对称，分别在东西两个村口构成护卫之势。土地庙至晚在北宋已建成，正殿明间东檐柱有崇宁二年（1103年）的捕蝗题记（图2）：开封向彦亭、洛阳严元珍捕蝗宿此，崇宁癸未孟秋十月八日题。明清时期，在本村人的发起下先后对庙宇进行了多次修缮，其中包括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建正殿南侧三间献殿。祖师庙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由本村善士李馨主持，并塑玄武大帝金像，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和三十七年（1772年）又分别进行了修缮殿宇、金妆圣像工程。观音寺始建时间不明，庙内在观音殿西北另有殿堂祀高媒神，称为高媒祠。从整体看，观音寺、土地庙、祖师庙，分别分布在南社村西、北、东三个方向，基本形成了与高都类似的沿村北半部一线的村庙分布带。

保福村与南社村相对，位于高都西北侧，应属三个聚落中最早的村落。新石器时代的高都遗址面积约8250平方米，核心区大致与保福村偏东部区域重合。保福村内现存有3座晚期庙宇，均分布在村北一带由高都北大街向西延伸的复兴路南北两侧，由东向西依次为三官庙、三教堂及关帝庙、西庙。三官庙位于保福村正北居中，结合庙宇的营建史及其与村落的紧密互动关系可看出其为保福村的主庙。庙宇现存一进院落，从清顺治七年（1650年）开始，当地人对庙宇进行过多次修缮，并在清代后期多次出现本村人为庙宇施田、捐地的情况。由三官庙向西过一个路口即为三教堂，庙宇位于路南，坐西南向东北。现存建筑属清及以后建筑，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发生了神祇位置被调整的现象，中殿佛教塑像被移至南殿，同时原本位于一旁作护法的关帝被移至中殿。位于村西北的西庙则与三教堂的佛道侧重变化相反，据1915年碑记记载，庙始建于顺治二年（1645年），当时为保福村内的关帝庙，正殿供奉关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在西角偏殿供奉准提菩萨、韦陀。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关帝被移至西角偏殿，而菩萨开始居于正殿，西庙变为一座佛教建筑，另名为西佛堂。之后第二年，随着三教堂工程的展开，西庙和三教堂的性质完全互换。

以高都为中心的聚落群，是典型的多村多庙的村庙空间模式，但从三村各自或聚落群来看，又形成了一村多庙的格局，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宗教场所兼备。3座早期村庙与多座晚期村庙分布在不同空间位置，与道路、民居群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关系，并发挥着标记、制约、改动和护卫之用，成为影响聚落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聚落和早期村庙的形成过程

除空间形式的关联外，早期村庙与聚落的关系还根植于聚落本身的形成过程中，3处早期村庙与聚落的一系列行政组织、经济需求和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显示出村庙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

（一）聚落组织的延续与演变

宋金时期，高都镇之名还未出现，在村庙仅存的金代碑记和题记中，反映出金代聚落组织延續宋代的“乡、管”地方体制，高都所在地属河东南路泽州晋城县莒山乡高都管高都社。其中，在地方管理方面，在高都真正具有组织作用的是“管、社”。管之制最早出现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废乡为管，管之下的社既是聚落的区块划分，又是通过处理宗教事务而集聚的民间组织。泽州地区的社本与村庙的关系密切，随着聚落组织管理的需要才逐渐具有行政层级的意义，可以结合人头、地域等因素进行划分，成为一个集合了庙宇、聚落和人的产物。

高都管聚落亦由众多社组成。从东岳庙和玉皇庙保存的早期题记中可知，金代的高都管至少分有高都社、下社、（北）上社以及东社四社，此时南社则属于高都管东南侧的凤栖管北区。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东岳庙的《重修殿宇记》中提到“礼请五社维那头人等”，这五社分别为保福社、上社、下社、中社、南社，可见至晚到明代末期，南社和保福已经被纳入高都大聚落群内。然而，明代的社已经不再具有行政地域划分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里，分为高都东里、高都北里和高都中里，后中里并入东里，高都仅分为东里和北里两区。近现代以来，高都镇外有东南侧南社村、西北侧保福村，内有中部主干道、南大街、北大街分别作为聚落中部、南部和北部的划分标志。尽管不能完全肯定金代的社与明代的社、里，以及现代的村镇及道路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从社到里，再到街的延续体系，作为聚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必定与村庙的营建和修缮过程相交织，并使村庙的作用社会化、扩大化。

（二）早期村庙的形成与发展

高都镇3座早期村庙自建成以来不仅历经多次修缮，而且存在着庙宇自身性质、特点改变，以及庙和聚落组织、村民生活产生联系的现象。这些情况或影响了整体的院落格局，或改变着庙宇的主体特征，成为村庙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以东岳庙为例，庙创建于金大定十八年至泰和八年（1178-1208年），至明代已与村落组织深入结合。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新建拜殿时就已经形成了拜殿社首、山门社首等负责各个具体殿堂修缮工作、具有明确分工的职位。此时不但有这样专管某一类具体工作或某一座单体建筑的分社首，而且还有总管庙宇营建修缮整体工作的社首。同时也印证了此时社已经不具备行政划分功能，只是单纯负责宗教事务管理。从明天顺五年（1461年）开始，至少延续至清康熙年间，东岳庙的管理修缮形成了由当地晋氏家族担任庙宇负责人，代代相传的制度。清代东岳庙作为村庙其功能更加经济化、生活化和制度化，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此设置纱署。康熙十三年（1674年），晋永吉在负责修缮正殿的同时，疏通庙后水池，并修建廊垣连通，在周围植树、穿井，既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又便于进行农业灌溉。至乾隆年间，东岳庙出现了院落向纵深发展的现象，新建二层楼阁式后殿作为戏楼，但这座后殿的功能性质有所改动和争议。此外，东岳庙作为清代高都镇最主要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不乏迎神赛社相关道具、仪式的碑记保留，如布施敬献香带和绿神龙袍、重置轿夫衣帽和御前提炉凤扇、整顿各社祀神花车等，均被一一记载下来。

与东岳庙不同，玉皇庙浓厚的民间性质主要体现在发生了主尊神改易，清代以来双重性质并存的现象。乾隆年间以前，庙宇一直被作为城隍庙修建和使用。城隍神的首要功能是护卫城池，《释言》中提道：“隍，壑也”，《说文》将其定义为：“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可见，这座被建在高都聚落西边界村口的庙宇和城隍庙的内涵相符合。同时，城隍神不仅作为保护城池的土神，而且还担任了保障降雨和农业发展的水神角色。高都城隍庙元代石供桌题记的落款为“施主正水官王福，副水官李季荣”，其中的“水官”即为村庙祁雨仪式中取水环节的主要执行者，宋金时期在上党地区已经出现了专职水官。水官在处理村庙事务中，除负责祁雨仪式外，有时还有捐资修缮的义务。题记中的王福、李季荣二位水官也正是城隍庙正殿石供桌的捐资者，证明元代庙宇的性质仍为城隍。至于庙主尊神的转变则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757-1782年）之间，二十二年重修时依然延续城隍庙的性质，四十七年，庙宇院落核心区域就已变为正殿祀玉皇，东垛殿祀城隍的格局。此后，庙宇祭祀的主体转为玉皇大帝，村庙正式被作为玉皇庙延续使用。

高都镇中唯一一处佛教寺院景德寺的发展历程亦与聚落兴衰相联系，其既历经了院落格局的变更，又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过宗派的变动。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后殿石柱题记中提道：“功德主讲《上生经》……”，可知此时后殿的性质是类似法堂的讲经之所，且宣讲《弥勒上生经》显现出景德寺可能是一座包含弥勒净土信仰的寺院。元末战乱后高都镇衰落，景德寺不但院落进数仅留存两进，而且从洪武年间开始，它与其他五个寺院全部归高都西北约10公里处的西郜村崇寿寺管辖，直到清代高都镇逐渐复苏繁荣后才恢复独立。清嘉庆九年（1804年），景德寺进行了一次大修。《修葺土枕记》记载，后殿殿基以土易石，形制结构发生变化;功能性质则由讲经之所变为规格最高的大雄宝殿，寺院的核心建筑后移。同时，寺院开始融入法华信仰，讲经内容多元化。景德寺的营建和发展符合清代佛教寺院日益世俗化的趋势，显示出作为民间村庙对所在聚落的依附性特征。

此外，聚落和村庙的演进变化过程不仅在空间形态方面动态进行，而且在多个共处一村的庙宇之间亦有所表现。一般来说，多座村庙中会有一个主庙，或称大庙、中心村庙，作为当时聚落中地位最高、最神圣的场所。但主庙并不固定，通常会有庙宇分别或轮流担任主庙的角色，它在聚落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和村民态度。东岳庙、玉皇庙和景德寺3座早期村庙自建成以来，分别在不同时期作为高都的主庙存在。景德寺始建较早，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重建后就受到了官方敕封，金泰和八年（1208年）再次被敕封，结合金代庙宇重修工程的工匠来源，以及至少三进的院落规模，可见景德寺应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大庙。从金中后期开始，城隍庙的地位上升。城隍作为掌管城池安全、农业兴顺的土地神，其庙宇的祭祀与村民日常生计息息相關，认同度颇高。高都社、下社、上社、东社以及东南侧属于凤栖管北区的南社村民，共同参与了承安四年（1199年）的施柱和泰和八年的置门等营建事务。景德寺和城隍庙一佛一道的格局延续至明代开始有所改变。明清时期，东岳庙的地位逐渐升高。首先在规模方面，东岳庙已与景德寺旗鼓相当，景德寺由至少三进减少为两进，而东岳庙则从一进纵向延伸为两进。其次，明清时期在乡村地区，普通村民的信仰更偏重于祭祀相对简单，经过民间世俗化的神祇，而非本身相对晦涩的佛教教义。加之明清时期高都逐渐转向经济型聚落，庙会常与集市贸易相辅相成。因此，东岳庙庙前集市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庙宇的隐形规模和活动空间，使东岳庙成为高都镇的大庙所在。3座早期村庙作为大庙的转换，代表了晋东南村庙供奉神祇的一种规律趋势，即从对传统土地神、佛祖的崇拜逐渐转向对带有很强民间信仰特征的综合神，如成汤、二仙、东岳大帝等等的供奉和祭祀。

三、结语

一村多庙的空间模式目前在晋东南聚落中十分常见。但这些案例的时代大都表现为晚期，多是清代庙宇同时分布在一个聚落内，或一座早期庙宇和多座晚期庙宇共存，少有像高都镇这样一个聚落内保留有3座现存金代遗构的庙宇。因此，高都镇这一案例代表了早期村庙建筑在一个聚落内的分布情况，为晚期类似的一村多庙的空间设置提供了摹本。多座村庙同处一个聚落有其空间逻辑，不论是结合公共区域，抑或是安置在村口、路口等地，都在聚落空间中发挥着分隔、标识、重组道路和民居肌理的节点作用。同时，村庙亦与聚落中各类日常事务的交织在一起，每一次修缮营建工程都成为所在聚落及周边地区组织方式、经济实力、信仰需求等方面情况的体现。这些与聚落相关的事件或节点既是村庙营建史中的重大转折，又促进了日渐表现世俗但又内涵丰富的村庙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村庙的营建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聚落的演变发展史，这也是村庙之所以成为村庙与一般山林寺庙的最大区别所在。

若从聚落的地域差异来看，高都聚落群的村庙性质与泽州地区其他聚落的有所不同。除佛教寺院外，泽州地区村落现存的宋金村庙一般多供奉成汤、玉皇、二仙庙等以雨神为原型的神灵，而在高都聚落群，村民对成汤、玉皇以及二仙信仰程度明显弱于对东岳大帝和城隍爷的信仰。高都之所以形成这种村庙信仰体系，一方面是由于聚落本身拥有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南依源泽河而建，河流不仅是聚落的南侧自然边界，而且为聚落提供了部分水资源。再加上高都周边从东北向东向南一线被莒山、卧龙山和垂棘山环绕，也为东岳这类山神信仰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村庙布置可能是宋金时期的一种更大范围的整体规划。结合周边聚落的庙宇类型来看，高都镇向北有西顿济渎庙、北义城玉皇庙，向东有湖里二仙庙，向南有府城玉皇庙，向西则有河底成汤庙，因此，高都修建东岳庙和城隍庙实则弥补了泽州地区村庙类型的完整性，使供奉山神、土神和雨神的庙宇达到整体完备，为晋东南村庙总体区域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形成提供了案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