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翻开陈灿的诗集，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事实：他的诗里充满着固定的词根及与词根相连的语义丛，如士兵、阵地、界碑、列队、准星、骨头、钢铁、死亡、剑、血等字词或意象，反复不断地在抒情空间内闪回。这种“复现”现象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惯性或用词偏好所导致的，其中必隐含着抒情主体的情思秘密。因为一个成熟的诗人，选择哪些意象和语言因子入诗并不是无谓之举。若从西方新批评派的一个语象在一个诗人的同一作品或先后的作品中再三重复，即会渐渐累积为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分量的观念出发，陈灿诗中诸多混凝着深度情绪细节和人生经验而又相对稳定的“主题语象”，自然就构成了开启其精神世界的“通道”和“钥匙”。或者说，谁都会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些事情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一生的情绪爱好、道路选择乃至生命的滋味。而如果那个人是诗人，他文本中的主要意象则肯定与他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有关。这就是诗歌理论家周伦佑先生提出的“红色写作”的基本观点，它反对“白色写作”闲适主张的严肃倾向，在“战士诗人”陈灿身上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呈现。

陈灿曾经遭逢过一段复杂坎坷的心理戏剧，而那段心理戏剧却成就了他诗歌的声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灿在参加西南边境老山前线的自卫防御作战中身负重伤，在蒙自的战地医院里命是保住了，腿却因粉碎性骨折多次手术，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无奈地躺在病床上。那时他才二十岁，英姿勃发。他也绝望过，但他是经过复杂情感的折磨、调整后，把生命的坎坷体验，通过审美方式炼狱为丰富的思想财富，使苦难的“伤口”之上绽开了炫目的诗歌花朵。应该说，陈灿的伤痛体验是刻骨铭心的，不论是两年多的“床上人生”，还是之后的大学就读、机关供职，它已逐渐内化为诗人心底萦绕盘桓、挥之不去的“情结”和诗之“根”。近年数次重返战斗过的地方，回忆往事，感怀战友，这种“情结”更浓郁，“根”更深。特殊的经历与心理结构，决定陈灿诸多诗歌的精神建筑物往往都纷纷聚焦、凝眸“战地”及其周边绾结的情境、视域，和他的“伤痛”体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那里常常是“硬汉”之人与“战地”之诗彼此塑造，泾渭难辨，互动合一。

悟清了诗人特殊的心理机制，就能够自然地理解陈灿的诗歌为什么那么“走心”，那么拒绝闲适的情调，或在某种程度上可谓皆用生命、激情和血浇筑而成。像这种状态的文本在陈灿那里俯拾皆是，“我要把你们喊不醒的名字写活/我要让你们碎了的名字/整整齐齐地列队/请老连长按着这个花名册/再点一次你们的名字//当我停下笔，从窗口望向远方/仿佛听到队列中/那些空了的位置上/回声四起”（《士兵花名册》）。诗中的写名、点名尤其“回声”的细节里则透着一股悲凉的味道，好在深隐的“大爱”与信念压着阵脚，使诗人生命疼痛的外化没有沦为没顶的“水仙花”，仍保持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旷达雄浑的精神高度。因为陈灿从个体心灵出发的情感均是从命泉里直接流淌而出，真挚自然，炽热满爆，没有拐弯抹角和矫揉造作，又都指向、沟通着群体的深层经验，因此就蛰伏着强劲情感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的可能。

可贵的是随着诗人生活阅历的丰富、对生命感受的深刻，特别是同阵地、伤痛记忆距离的逐渐拉开，与回望式的抒情视角启用遇合，使陈灿的诗歌就经常在激情、性灵之外，俘获某种经验的提升与思想的洞悉，进入了一种澄明的境界，在感人肺腑的同时更能启人心智。如“不应该埋怨一个死去的士兵/什么也没有留下/阳光活着/风还在动/日子，界碑一样站稳了脚跟”（《一个士兵留下什么》）。诗是身处和平年代的抒情主体对士兵生命价值的形象思考和人性探寻，其中也不无面对“死去的士兵”亡灵的“爱”之悲情铺垫。但未止步于此，诗人是通过阳光、风、界碑等意象的流转，极其质感地凸显出战争中死去士兵的重要意义，他们以普通的生命换来了大多数人生活的平静与安宁，触及了生活中如何对待平凡士兵和平凡事物的严肃精神命题，尺短意丰，寥寥数句却切入了人类命运、情感旋律的深层，具有别样的思想深度。再如《瞬间》“鲜花是瞬间的/掌声是瞬间的/生命是瞬间的/可是，为什么/亲爱战友，每当想起/你瞬间消失的生命/我的心会疼得那么久/死了，還有这几行诗句/在世上疼着……”这首情理浑然的诗歌与其说是表达对战友的怀念，不如说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瞬间与永恒关系的间接思考，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如果它投入了正义的事业却将是无限的，辩证的思维走向里，对战友的礼赞之情几乎已力透纸背。陈灿的诗歌文本对传统诗歌本体构成了拷问，诗歌真的像人人熟知的只是生活的表现、情绪的抒发那样，它在某种时候是不是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呢？

任何诗歌的意味都呼唤着相应的艺术形式寄托，他的诗作更多如虎啸山林之态，丈夫气十足，想象刀刻斧削，结构大开大合，就连用语也硬朗粗豪，掷地有声，像《一把剑梦想出鞘》这样写道，“我是一把梦想出鞘的剑/我有一万个瞬间出鞘的理由……即使在剑鞘中等待/我也是一柄忠烈之剑/剑鞘里一个灵魂/醒/着//祖国，我要出鞘”。休说剑之锋利与“雄心”，单是诗之蕴蓄的隐忍之力就令人刮目，犹如地下岩浆，惊雷将至，是典型的男性之诗，可以震醒一切昏睡者。《声音里的骨头》仿佛能够让人听到“钢铁”和“骨头”的撞击声，“钢铁呼喊着钢铁/生命呼喊着生命/死亡命名着死亡/用钢铁叫醒钢铁/回答钢铁的声音是肉体的声音/钢铁的声音里充满生命的骨头/钢铁死后还是钢铁/一个士兵死去只留下一个名字/甚至什么也没有留下”。诗将钢铁和骨头交错，凸显士兵的生命个性，士兵意志之坚毅刚烈足可窥见一斑了。

陈灿的诗歌世界是丰富博大的，和自然、历史、现实的多元辐射性对话结构，使之拥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仅仅是其中的战地诗歌一角，灼热的情、澄明的思、硬朗的词的共时性呈现，已经成就了他诗歌卓然的艺术风貌和成熟的方向感。放目当下的中国诗坛，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训练，表达水准获得了大面积的普遍攀升，技术在很多诗人那里已经不是问题，但令人难以认同的是轻型诗歌过度流行，同质化严重，太多的作品不痛不痒，钙质弱化，力量感明显不足。在这样需要气血偾张和触及魂魄的时节，陈灿作为真正参加过战争且诗魂在身的一位现代诗歌写作者，他介入性的近乎崇高的“红色写作”，尽管有时粗粝得欠凝练，不够含蓄，但仍然饱满健康，有骨头和重量，辨识度高，能够带给人一种希望，至少昭示了“大诗”在中国诗歌土壤中存在及伸展的可能。

责任编辑   丘晓兰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