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羿

一

1896年，契诃夫写成四幕剧《万尼亚舅舅》。此后百十年里，这个剧本向世界缓慢地绽放着跨越时代的价值。然而从此剧的首位导演开始，一代代人都試图从理性上去破解它，而不是用心去感受它。

剧本既非契诃夫与接受者思想交流的媒介，也非作者思想的转码器，而是契诃夫制造的某种“工具”。问题的关键不是它是何种材料制成，而在于它是什么“形状”。因此，不必把剧中人所言全盘视为契诃夫对生活看法的凝结，因为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更有趣的，反而是人物的“生存状态”——他们说着普普通通的话，吃着饭，谈谈恋爱——日子就这么过去。希腊神话中有个国王，去世后被罚在地府推石头。石头推上山顶，又再滚下，再推，再滚，周而复始。而国王已在阴间，就不能靠终结生命来反抗这种重复。那么他怎么办呢？很简单，虽然决不相信下一次就会成功，但国王每次却都保持昂扬热情，因为屈从惯性正是生活的真相，不论察觉与否，谁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契诃夫所感兴趣的并不是生活惯性的荒诞，而是那种人们仍将在撞破真相后继续随波逐流的唯一状态。当《樱桃园》中的阿尼雅和特洛菲莫夫各自喊出“永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的时候，作者本人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这种只能被感受的“生存状态”才是契诃夫戏剧独有的“形状”。它以一种陌异之感冲击人们去发现自己在习焉不察的生活中的位置。只不过大多数时候，这种陌异之感被人们读懂契诃夫的热望蒸发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