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蔚虹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清光绪至宣统时期，《庄子》研究在义理、阐释和考据方面都取得较高的成就，其中两位湖南籍学者郭庆藩和王先谦就是研究《庄子》的典型代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下简称《集释》）［1］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下简称《集解》）［2］是两部具有较高水准的代表性著作。两部文献于晚清先后问世，《集释》成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集解》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年）。二书都大量引用了前人注疏《庄子》的文献，以及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书证，可谓是庄学集注类研究的双璧，均在庄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二书在征引书证的类别、种数、方式、目的等方面则存在差异。今从引书的角度加以比较，试图发现郭、王二人引书的不同特点，并由此窥探他们各自呈现的治庄重点以及在庄子学史上的学术价值。

一、《集释》与《集解》引用《庄子》著述

《集释》《集解》在研治《庄子》时，都引用了大量《庄子》注疏文献，我们分别对两部书进行了统计，发现《集释》共引书11种，《集解》共引书15种，但同引一部文献，引用的次数并不相同，我们分别列表比较，详见上页表1。由表1可见，《集释》《集解》在征引注《庄子》诸家文献方面，二书引用文献各有偏好。

表1 《集释》《集解》所引《庄子》注疏文献比较表

（一）引书种类不同

《集解》引书比《集释》多。《集释》主要收录了晋代郭象《庄子注》、唐代成玄英《庄子疏》和陆德明《庄子音义》等书的注释，涉及庄学著作11种。《集解》除了引用陆德明的《庄子音义》外，还大量引用了清代注家及后学的观点，征引庄学著作15种。《集解》较《集释》多征引了王夫之、姚鼐、苏舆及郭庆藩四家注《庄子》文献。在这四家当中，引用较为特殊的是苏舆和郭庆藩。苏舆是王先谦的学生，王氏并不因师徒关系而未予征引，反而大量征引了苏舆治《庄子》之成果，苏舆治庄文献书名未详。郭庆藩整理注释《庄子》早于王先谦，郭氏书著成之后，王先谦还为其作序，因而《集解》也大量借鉴了郭氏治《庄子》之成果。

（二）引书频率不同

《集释》在11种庄学引书中，郭象的《庄子注》、陆德明的《庄子音义》、成玄英的《庄子疏》几乎全引；而《集解》则并非全引这三种著作。《集释》征引卢文弨、王念孙的成果也较《集解》多。其中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余编·庄子三十五条》基本收录，俞樾、郭嵩焘等人的治庄著述虽未全引，也收录较多，且所引并不仅限庄学专著，还收录了王念孙等人散见于其他著述中的诸多《庄子》注疏。如引王念孙除《庄子注》外，还有《读书杂志·晏子春秋杂志》，《读书杂志·淮南内篇杂志》等。而《集解》在征引清代王念孙的成果上，数量没有《集释》多。但征引宣颖的成果比《集释》多，相差悬殊。《集解》也大量引用了其弟子苏舆的成果，比引用郭庆藩《集释》还要多。其他征引注《庄子》诸家之频率上的差异表现也较为明显，这里不再赘述。今举两事以说明。

1.引宣颖说

二书征引注《庄子》成果差异较为明显的是对待宣颖的《南华经解》。《集释》征引《南华经解》仅一处，且为间接引用，称“此兼采宣氏说，较郭训为长。”（见《集释·大宗师》），而《集解》对宣颖《南华经解》的注引则多达780处，引用次数仅次于陆德明的《庄子音义》。究其原因，当与郭、王二氏训释侧重点及《南华经解》本身的特点有关。《南华经解》注重以儒解庄。宣颖在《南华经解序》中曾说到庄子与孟子之共通之处：

盖自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尧桀之诽誉与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明也。尧之誉以便憸人；桀之诽以骄处士，儒之是变而为墨，墨之非浸附于孔。是四者以眩瞀天下之聪明与其议论，虽有命世圣哲，述宣六经、《语》《孟》以统一道术，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庄者，独著一书，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言，至矣。苟为明于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当世诽誉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独惜夫庄与孟同时而不相知也。［3］

从上面序言中可以看出宣颖以儒解庄之意。出于同样对现实的关注，致使宣、王二人对待庄子的态度有诸多相似之处，二人都不同程度地认同《庄子》存在入世思想，王先谦在《庄子集解序》中云：“夫古之作者，岂必依林草，群鸟鱼哉！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捄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以是知庄生果非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4］1但正如方勇在《庄子学史》中所说，王先谦并未过多采用宣颖以儒解庄的思想，对宣颖的儒学训释进行了大量删减［5］201。而仅保留其对字词文义的训释。如《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宣颖作了诸多儒学解释，而此篇王先谦《集解》仅收一条训释，即：“窅然，深远貌。”这或许与王先谦所言“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强调“内圣”而非“外王”的基本治庄态度有较大关联。宣颖生于清初，而王先谦生于晚清，《集解》作于宣统元年，生逢乱世，其继为郭庆藩《庄子集释》作序之后再出庄学著述，尊“内圣”而弃“外王”，或属无奈之举。

2.引苏舆说

二书引书表现明显不同的还有《集解》兼引后学著作。《集解》大量征引苏舆治《庄》成果，而《集释》未引。《集解》征引其弟子苏舆之说来注释《庄子》，共引用60余次，比引郭庆藩《集释》还要多，可见王先谦对后学之说非常重视，并没有因为苏舆是其弟子而不引用。例如：

（1）《庄子·人间世》：“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集解》先引成玄英说：“任成败于前涂，不以忧喜累心者，唯盛德之人。”再引苏舆云：“谓事无成败，而卒可无患者，惟盛德为能。”后复加案语：“成说颇似张浚符离之败，未可为训。苏说是也。”

（2）《庄子·大宗师》：“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集解》引苏舆云：“‘杀生’二语，申释上文。绝贪生之妄觊，故曰‘杀生’；安性命之自然，故曰‘生生’。死生顺受，是不死不生也。”

按：例（1）和例（2）两例为《集解》引苏舆说，有时还对苏舆说作出评判，如例（1）称“苏说是也”，意思是赞同苏舆的说法。

此外，王夫之的《庄子解》《庄子通》和姚鼐的《庄子章义》，分别在疏解《庄子》文本、考释《庄子》章句等方面颇有研究，影响较大，王先谦在注庄时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引用情况来看，《集解》引用王夫之注3条、姚鼐注34条，而《集释》未曾引用。

二、《集释》与《集解》引用四部文献书证考述

《集释》《集解》二书除广引前人注疏《庄子》文献之外，还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二书在征引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方面，总体上看，《集释》征引书证比《集解》范围广、且种类多。《集释》大量征引四部文献为己注佐证，引书较详；《集解》注疏《庄子》则言简意赅，音义训诂多引前人庄学注疏，而引经史子集书目相对较少，也较《集释》简略。二者具体征引四部文献书证比较见表2。

表2 《集释》《集解》引用四部文献书证表

1.在引书部类和引书次数上，《集释》均多于《集解》，其中尤以经部最为明显。《集释》引用经部书78种，共引用390次，而《集解》引用经部书19种，共引用59次。《集解》引用种类和次数最多的是子部，凡引书21种，引用131次，但还是比《集释》引用的种类、次数少。

2.就二书引书之倾向言，《集释》引小学类最多，引书28种，引用192次。小学类书主要是指《尔雅》《说文》《方言》《广雅》《字林》《玉篇》等。其次为正史类，引书18种，引用143次。引用的正史类书主要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其注疏文献等。《集解》引道家类最多，引书5种，引用104次。引用道家类文献有《道德经》《列子》《列子注》《列子释文》《文子》。其次为小学类，引书10种，引用39次，不及《集释》引用小学类文献多。例如：

（3）《庄子·应帝王》：“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

《集释》：“庆藩案：于于，即盱盱也。《说文》：‘盱，张目也。’”

（4）《庄子·逍遥游》：“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集释》：“庆藩案：冰，古凝字，肌肤若冰雪，即《诗》所谓肤如凝脂也，《说文》，冰正字，凝俗字。”

（5）《庄子·逍遥游》：“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集解》：“《列子·汤问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

例（3）《集释》引《说文》对“于于”进一步释义；例（4）《集释》依据《说文》，以为“冰”为正字，“凝”为俗字。前两例，《集解》均未作注。例（5）《集解》重点引《列子》解释词义，并非引用小学类文献。

3.从引书数据差异看，二书各自呈现治《庄子》特点。《集释》引书侧重经部，经部书中又偏重小学类书籍，其中《说文》是引用次数最多之书。而《集解》引书侧重子部，子部书中又偏重道家书籍，《列子》及张湛的《列子注》引用次数最多。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集释》多引《说文》，侧重《庄子》的字词训释、名物考据。郭庆藩工于小学，深通六书文字之学，独爱《说文解字》，并进行不倦地研究，有《说文经字考辨证》《说文经字正谊》《许书转注说例》《说文答问疏证补谊》等研治《说文》的著作多部。《集释》是其文字训诂研究的代表之作，故于字词的训释、名物的考据颇见功底。而《集解》多引《列子》，因《列子》是道家重要典籍，《列子》所反映的思想和《庄子》有许多相似之处，王氏正是抓住这一点来引用它。《集释》与《集解》这种由引书呈现出的不同侧重与郭庆藩、王先谦二人的治庄特点、个人造诣等有密切关系。

三、《集释》与《集解》引用文献方式比较

从前文对《集释》《集解》引用前人注疏《庄子》文献和征引经史子集四部书证的统计来看，二书的引书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书详略不同；二是引书出处标注清晰度不同；三是全引与节引不同。

（一）《集释》引文献详，《集解》引文献略

《集释》和《集解》二书都采用于《庄子》正文后附注、疏、案的集解方式，但在具体做法上，二书存在差异。《集释》于《庄子》每段正文后分句训释，先列郭象《庄子注》，之后依次罗列成玄英《庄子疏》和陆德明《庄子音义》，之后便是摘引清代诸家所作的注释校勘，至于郭庆藩自己的观点，则附于其他注释之后，并引用大量四部文献以证其观点。《集解》则于每句正文后标注征引各家注释及其他文献书证，有时也于其后以案语形式附上自己的观点，注释方式较为简单明了。《集解》引书内容不求详尽，引用文献资料相对较少，不能为进一步研究《庄子》提供更多参考，有些不利，但却方便初学。例如：

（6）《庄子·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

《集释》：【疏】：“姓阳，名朱，字子居。”【释文】：“阳子居，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称。’”

《集解》：“成云：‘姓阳，字子居。’案：即杨朱，见《寓言篇》注。”

（7）《庄子·齐物论》：“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

《集释》引《释文》云：“蕴，本亦作缊。徐于愤反，郭于本反，李于问反。积也。”

《集解》引《释文》：“蕴，积也。”

例（6）《集释》先后征引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释文》，《集解》则引成玄英之说，后附加案语，作进一步解释，言简意赅，表意清晰。例（7）给“蕴”作注，《集释》照录《释文》既注音又释义，《集解》则仅引《释文》释义。

《集释》还摘引了清代众多汉学家注释《庄子》的成果，尤其是对家世父郭嵩焘《庄子札记》的征引，具体而详细，郭嵩焘之成果也因《集释》的收录而得以保存。而《集解》虽也大量征引清代众家研治《庄子》成果，但同样多数征引文献内容较为简略。例如：

（8）《庄子·齐物论》：“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集释》引家世父曰：“郭象云，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莫若还以儒墨反覆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今观墨子之书及孟子之辟杨墨，儒墨互相是非，各据所见以求胜，墨者是之，儒者非焉。是非所由成，彼是之所由分也。彼是有对待之形，而是非两立，则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见存也。莫若以明者，还以彼是之所明，互取以相证也。郭注误。”

《集解》引郭嵩焘云：“彼是有对待之形，而是非两立，则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见存也。”

（9）《庄子·人间世》：“匠石觉而诊其梦。”

《集释》引王念孙曰：“向秀、司马彪并云：‘诊，占梦也。’案：下文皆匠石与弟子论栎社之事，无占梦之事。‘诊’当读为‘畛’。《尔雅》云：‘畛，告也。’郭注引《曲礼》曰：‘畛于鬼神。’畛与诊，古字通。此谓匠石觉而告其梦于弟子，非谓占梦也。”

《集解》引王念孙云：“诊读为畛。《尔雅》：‘畛，告也。’告其梦于弟子。”

例（8）是征引郭嵩焘之成果，因郭嵩焘是郭庆藩之伯父，其治学之道，深得郭庆藩仰慕，故《集释》以原文照搬之方式加以征引，而《集解》则根据注释需要节选以引用之。例（9）同是征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但《集释》征引详细。而《集解》则仅选取王氏注释要点而已。二书引文之差别，可见一斑。

（二）《集释》引文献出处或有未详，《集解》出处标注相对清晰

《集释》《集解》在引用前人庄学著述方面采取的方式也有不同，《集释》引文献出处标注方式或清晰，或有未详；《集解》引文献出处标示相对清晰。

从《集释》引文献出处看，《集释》在引用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音义》等文献的标注十分清晰，分别用“注”“疏”“释文”等字样标明。而《集释》在引用司马彪注和王氏父子著述上标示不是很清楚。今举例分析如下：

（10）《庄子·秋水》：“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

《集释》引《释文》：“吓，本亦作呼，同。许嫁反，又许伯反。司马云：‘吓怒其声，恐其夺己也。《诗》笺云：以口拒人曰吓。’”

（11）《庄子·逍遥游》：“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集释》：“庆藩案：而征一国，《释文》及郭《注》无训，成《疏》读‘而’为转语，非也。‘而’字当读为‘能’，能、而古声近通用也。官、乡，君、国相对，知、行，德、能亦相对。则‘而’字非转语词明矣。《淮南·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吕览·去私》、《不屈》诸篇《注》皆曰：‘而，能也。’《墨子·尚同篇》：‘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又曰：‘天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非命篇》：‘不而矫其耳目之欲。’《楚辞·九章》：‘世孰云而知之？’《齐策》：‘子孰而与我赴诸侯乎？’而并与能同。《尧典》‘柔远能迩’，《汉督邮班碑》作‘而迩’。《皋陶谟》‘能哲而惠’，《卫尉衡方碑》作‘能悊能惠’，《史记·夏本记》作‘能智能惠’。《礼运正义》曰：‘刘向《说苑》能字皆作而’。是其例。”

（12）《庄子·胠箧》：“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

《集释》引王念孙曰：“渐，诈也，言小民方兴为诈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也。彼传训为渐化，则与下文不属。”

例（10）《集释》全部引用《释文》内容，标注十分清楚；例（11）实际上出自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淮南内篇》，而郭庆藩则以案语形式进行表述，未标明出处，甚是不妥。例（12）所引王念孙曰内容，实见于王引之《经义述闻》。基于《经义述闻》中凡引其父王念孙言必标注“家大人曰”，而此条并未标注，应是王引之所言而郭氏误记，《集释》当作王念孙成果而直接引用。

关于《集释》征引高邮王氏父子之成果情况，王叔岷在《庄子校诠序论》中就曾指出：“凡王念孙、引之父子直接训释《庄子》之说，如《读书杂志余编》中之《庄子》部分仅三十五条，郭氏《集释》皆标出王氏父子之名；王氏父子训释他书，如《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间接涉及《庄子》者甚多，郭氏则大都据为己说。”［6］4由此可见，《集释》引书有的并未明确标注，掠为己有，阅读《集释》时应加以辨别。

从《集解》引文献出处看，《集解》在引用诸家注疏《庄子》文献和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方面都标注相对清楚，如引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则直接标注出自《释文》。间接引用《释文》的则直接标注引书出处，如已经亡佚的《庄子》司马彪注，大部分出自陆德明的《释文》，而《集解》直接标注“司马彪云”，下文如重复引用则标注“司马云”。例如：

（13）《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

《集释》引《释文》：“齐谐，户皆反。司马及崔并云人姓名。简文云书。”

《集解》引司马彪云：“齐谐，人姓名。”又引简文云：“书名。”

例（13）的司马彪注和简文注均出自《释文》，《集释》标注出自《释文》。而《集解》则标明司马彪注和简文注。

另外，《集释》《集解》二书对引宣颖《南华经解》的标注处理方式也不相同。如：

（14）《庄子·大宗师》：“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

《集释》：“庆藩案：乘，犹载也。成，犹僃也。与《诗》‘仪既成兮’义同。黥劓则形体不备，息之补之，复完成矣。言造物者使我得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载一成体以相随耶？此兼采宣氏说，较郭训为长。”

《集解》引宣云：“乘，犹载也。黥劓则体不备，息之补之，复完成矣。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载一成体以相随邪？”

《集释》中提到宣颖《南华经解》谨此一处，且在“庆藩案”中述及，标注未详。而《集解》大量引用宣颖之说，且标注清晰。由此可见，二书对待宣颖之成果侧重程度也不同。

（三）《集释》多原文照搬，《集解》多删削提炼

《集释》《集解》在对待引文献内容时，采取的方式也有不同。《集释》多数以原文照录为主要方式，如《集释》引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陆德明《庄子音义》，基本上是原文照录。而《集解》在引《庄子》注疏文献时多选择其重点语句，删削提炼，如《集解》在引宣颖、王夫子、郭嵩焘、苏舆等人的注《庄子》成果时，多为概括其大意而引用之。举例说明如下：

（15）《庄子·齐物论》：“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

《集释》引《释文》：“景，暎永反，又如字。本或作影，俗也。”

《集解》引《释文》：“景，本或作影，俗。”

此例《集释》与《集解》皆引《释文》注明俗字。《集释》原文照录《释文》，《集解》只引部分内容，说明俗字问题。

（16）《庄子·大宗师》：“厉乎其似世乎！”《释文》：“厉，崔本作‘广’。”

《集释》引俞樾曰：“郭注殊不可通。且如注意，当云‘世乎其似厉’，不当反言‘其似世’也。今案‘世’乃‘泰’之假字。《荀子·荣辱篇》‘桥泄者，人之殃也’，刘氏、台拱《补注》曰：‘桥泄，即骄泰之异文。’《荀子》他篇或作‘汏’，或作‘忕’，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与外、大、害、败为韵，亦读如‘泰’也。又引《贾子》‘简泄不可以得士’为证。然则以‘世’为‘泰’，犹以‘泄’为‘泰’也。猛厉与骄泰，其义相应。《释文》曰：‘厉，崔本作广’。广大亦与泰义相应，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读之，而曰似世，则皆不可通矣。”

《集解》引俞云：“‘世’乃‘泰’之借字。广与泰义相应。”

例（16）同是征引俞樾《庄子平议》的内容，《集释》都是原文照录。而《集解》则对其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之后加以引用。

《集解》广泛征引前贤注《庄子》成果，并且在引用时常对诸家观点加以提炼概括，引文也极为简明扼要，这与《集释》引书方式差异较大，也是其引书表现最为突出的特点。再举王夫子《庄子解》一例如下：

（17）《庄子·养生主》：“缘督以为经。”

《集释》未引。

《集解》引王夫之云：“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以清微纤妙之气，循虚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

王夫之《庄子解》原文为：“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者也。缘督者，以清微纤妙之气，循虚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不居善之名，即可以远恶之刑。尽年而游，不损其逍遥；尽年而竟，无择于曼衍；尽年而应，不伤于天下；安万岁之不可知，而听薪之尽。则有生之年皆生也，虽死而固不亡也。”［7］104-105此条训释中王先谦选取王夫之注中与“缘督以为经”最为相关的内容，且做了大量删削，使“缘督”二字的训释更加简练明确。

四、《集释》与《集解》引用文献目的比较

《集释》与《集解》在引书目的方面，做法也存在差异。二书引书目的大体可概括以下两点。

第一，《集释》引文献，多为论证；《集解》引文献，重在取义。《集释》引书注释《庄子》，往往征引大量的文献材料，其目的多是为进一步释义作论证。《集解》引书注释《庄子》，则很少作繁琐论证，其引书目的主要侧重于释义。例如：

（18）《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集释》：“庆藩案：《玉篇》：‘运，行也。’《浑天仪》云：‘天运如车毂’，谓天之行不息也。’此运字亦当训行。庄子言鹏之运行不息于海，则将徙天池而休息矣。（《说文》：‘徙，迻也。’段注：‘乍行乍止而竟止，则迻其所矣。’）下文引《齐谐》‘六月息’之言可证。郭氏谓‘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释文》引司马、向秀之说，皆失之。”

《集解》：“《玉篇》：‘运，行也。’”后加案语：“行于海上，故曰：‘海运。”

（19）《庄子·天道》：“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郭象注：“功自彼成。”

《集释》引王念孙曰：“案如郭解，则功下须加成字而其义始明。不知功即成也，言无为而天下成也。（《中庸》曰：‘无为而成。’）《尔雅》曰：‘功，成也。’《大戴礼·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为有功。’《周官·槀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缮人’，郑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辅篇》曰‘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脩身功材’，功材，谓成材也。《荀子·富国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谓待之而后成也。万物化，万物育，天下功，相对为文，是功为成也。”

《集解》引王念孙云：“《尔雅》：‘功，成也。’《中庸》：‘无为而成。’”

例（18）的《集释》引《玉篇》《说文》《浑天仪》书证详细考辨“运”之意义。《集解》仅引《玉篇》释义，未及论证，较为简略。例（19）做法相同。

第二，《集释》引文献，欲广异说，以资参考；《集解》引文献，只求确解，以便读者。《集释》引书注释《庄子》，广征博引文献中的不同说法，多未下定论，其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由读者斟酌判断。而《集解》引书注释《庄子》，较少引用大量异文说法，往往只是寻求一种较为合适的解释，以方便读者理解《庄子》。例如：

（20）《庄子·胠箧》：“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

《集释》：“庆藩案：意，度也，与億同。《礼运》‘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问篇》‘君子善谋而小人善意，（以）〔臣〕意之也。’皆训‘度’之义。《韩子·解老篇》‘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也。’（案：忘即妄字之隶变。）王褒《四子讲德论》‘君子执分寸而罔意度’。（案：罔即妄字之义。）《少仪》郑注曰：‘测，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论语·先进篇》‘億则屡中’，《汉书·货殖传》作‘意’。”

《集解》引成云：“起妄心，斟量商度，有无必中。”

（21）《庄子·刻意》：“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

《集释》：“庆藩案：王念孙曰：‘干越，犹言吴越。’《汉书·货殖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误。干、越，皆国名，故言‘戎翟之与干越’。颜师古以为‘春秋之于越’，又因‘于’而误‘于’。当从司马说为是。（《淮南·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吴也。’刘本改‘干’为‘于’，云：‘于越’一作‘于越’，非。）”

《集解》引司马云：“干，吴也。吴、越出善剑。”

例（20）和例（21）两例，《集释》广泛征引书证，并罗列异文进行释义，而《集解》则选取一种说法进行释义。

通过对《集释》《集解》引用文献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郭庆藩和王先谦二人在研究《庄子》时，引用古代文献分别有自己的特点，主要在引书种类、引书倾向、引书方式及引书目的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总体上看，《集释》征引文献比《集解》范围广、且种类多；《集释》征引文献比《集解》详细，且多原文照录，《集解》则相对简略，多作删削提炼；《集释》广征博引群书，多为论证，其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更多参考，《集解》虽不及《集释》征引文献广博，且很少作繁琐论证，仅引一家之说，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确切的解释，方便更多读者理解《庄子》文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