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芝，孙雅琪，李 萍，单汨源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长沙410012

供应链的协调运行对提升系统绩效以及各节点企业运营效率有着重要影响，而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化经济使得缺乏约束的零售商与供应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著名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现象，供应链合同契约能够有效地实现供应链的全局最优化，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但是传统的供应链协调问题大多是通过期望效用理论建模分析，这往往不符合实际。现实情况下，人们做的决策通常会被自身非理性行为因素影响。已有研究认为决策中存在三种不同的非理性行为：前景理论的效用偏好，如损失厌恶；决策的启发式偏差，如锚定心理；对信息认知存在非理性，如过度自信，并认为行为经济学在现代的兴起是以启发式决策偏差以及前景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的[1]。因此，近年来，将行为决策结合供应链契约的研究成为供应链研究的热点问题。

Kahneman和Tversky[2]最早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提出损失厌恶存在于报童问题的研究中，认为人更多地是通过财富的变化量做出决策，对效用理论进行扩充，让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损失厌恶在报童中的研究。史成东等[3]在产品需求不确定情况下，构建了lossaverse测度下的双第三方回收低碳风险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模型，研究了制造商碳减排能力、政府碳税政策、销售商风险规避特性、第三方回收商竞争特性、契约参数对其的影响作用。史文强等[4]构建信息不对称下供应链广告费及订货量联合决策模型，探讨收益共享契约下的供应链协调情况，并分析了信息状态、批发价、损失厌恶程度、广告效应因子、市场价对供应链最优决策和各企业节点效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