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扬

堂   屋

方言往往让异乡人不知所云。我要是按照家乡话把“堂屋”念出来，应该无人能懂。堂屋，就是城里人的客厅。城里高楼林立，能被主人延纳入防盗门的，确是称得上“客”的。堂屋没有防盗门守卫，堂屋外的晒坝也是开放的。坐在堂屋里，门口路过的行人与堂屋里的人隔了一道门槛，可以打招呼。偶尔来个借弯刀米筛的，那大概不能算“客”。

堂屋不在乎自己名字的俗雅，堂屋引以自豪的是自己是一家人的脸面。

那台“西湖”牌落地扇，是堂屋里最耀眼的存在。它大约三十老几了。三十岁的人风华正茂，三十岁的电风扇已老态龙钟。年轻的它曾威武地站在堂屋，居高临下俯视我;后来，我站起来，它又弯腰驼背佝偻在我面前。它“哐哧哐哧”的声音如走在山路上的抬丧人，颤颤巍巍，又像一个垂暮的老石匠。

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鸡鸭进笼了，锅碗洗了，猪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晒坝的铁丝上开始滴滴答答淌水了，沐浴后的母亲在电风扇面前的圈椅上闭着眼睛吹风。这一天，她的双手伺候过坚硬的粮食，伺候过乱跑的鸡鸭，伺候过沸腾的猪食，伺候过浸满汗水的衣服。此时，她的手松弛下来，女皇一样放在圈椅的扶手上。风是仆人，只有此时，母亲才能无忧无虑地享受风的伺候。晚上的米和麦子为母亲补充体能，风带走一天的劳累。风，定格了母亲对幸福生活的最高想象。

我曾对着电风扇飞转的叶片吹口哨。口哨声有金属的质感，如钢丝的震颤。那夜的梦中，我变成老榆树上飞来飞去的金甲虫，挥着闪亮的翅膀……

歇   房

歇房只有两间，我住了一间。后来，粮仓抢走我半间屋。我的床只能顺着摆放，被粮仓和墙壁夹在中间。歇房仅剩下可以勉强转身的空间。

小男生也可以把自己的歇房弄得像闺房。小学时，我捉了几条鱼，放进空的玻璃罐头瓶里，搁在床头的凳子上。红色的小鲤鱼在水草里游动，歇房有了生命的气息。后来我上了初中，大孩子们开始流行往自家墙壁上贴报纸，以掩盖墙壁上歪歪斜斜的缝隙。我攒下一些小钱，于是，我给土墙“美肤”的手段有点惊世骇俗——不用报纸，用纯白的纸。它们待在供销社的货架上，一张一毛钱。米汤调灰面，忙活一个上午，我的歇房几乎有了火明四爸家砖瓦房的影子：四周，是洁白的墙壁;脚下，是父亲用水泥抹平的地面;头顶，是父亲用竹竿搭起来的“天花板”，看不到一根稻草和一星泥土。

别人歇房的墙壁多贴自己的奖状，如：“三好学生”“成绩优秀”之类的。我在小学时，山不显水不露，唯一拿得出手的是每次的作文都会被老师念给大家听。我不指望老师单独给我颁一个优秀作文的奖状，因为我做贼心虚——我被老师念的第一篇作文是从优秀作文书上抄的。别人写“给邻居五保户送虾”，我只是把“虾”改成了“螃蟹”。那时，学生上学就靠一双眼睛、两只耳朵。我手里的作文书是秘密武器，如今天游戏术语里的“开外挂”。

我的墙壁上有别人没有的诗与画。那句留在墙壁上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应该算我这四十年来写过的最好的毛笔字。画画，我实属外行，只逮着简单的学。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了竹子，我的墙壁上又多了一笼竹子……

父亲和母亲的歇房里有我翻找不完的秘密。

村民兵连的步枪就锁在那个黑色的柜子里。有一次，父亲抱它们出来擦拭，我还抱了抱那把枪管上有洞的“雷锋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能叫它“雷锋枪”。它与堂屋墙壁上图画里雷锋紧握的那把枪多么相似啊，甚至连枪管上的孔都一样多。黑柜子上有一个小匣子，那是李二木匠给我们打圈椅和八仙桌后，用边角余料做的。匣子里有钱，有粮票，有父亲当生产队会计的账本。

读初中时的一天，我在匣子里发现一封信。信的第一行是“亲爱的菊仙”。“菊仙”是母亲的名字。这一发现让我羞红了脸——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这样叫母亲，我眼前立马浮现出母亲捧信展读时羞涩的脸。还有一次，我读到父亲在上海码头被石头砸伤了脚趾，我伫在匣子前，茫然无措只能抹眼泪。我明白了，两年才回家过一次年的父亲带回来的好吃的、好穿的都是假象，这封信让我意识到了父亲打工生活的艰辛。我还在匣子里找到过父亲的笔记本，上面工工整整地誊抄着他写给我的信。我读师专的那三年，父亲每学期给我写一封信。在信塞入信封之前，父亲都把它们誊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以便给以后留个念想。我很愧疚，父亲寄给我的信，我看完后早已经扔了，从来没有过要留存的心思。此时，重读父亲的信，读到他的打油诗：“秋去冬来天气冷，勤加衣服是根本。身体健康精神旺，学习成绩天天上”，我的泪便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灶   房

堂屋是精神，是脸面;灶房则是生活，是一家人的胃。

灶房的重要性与它得到的待遇不相吻合。堂屋、歇房高高矗在上方位;灶房只是偏房，像侍候老爷的小妾。偏就偏吧，还与猪圈紧挨。

灶房多不开窗，烟熏火燎，时间一长，土灶台藏污纳垢，犄角旮旯油泥成痂。灶臺上方的茅草房顶上悬吊着一些满是油烟的稻草。稻草悬而不掉，等待每年腊月彻头彻尾的“打扬尘”——用捆扎的竹叶，把悬着吊着的蜘蛛网、稻草都扫下来。

捅烟囱要爬上灶房外面的房顶，放进竹竿一通乱搅。偷懒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烧过心”的火老旺子冲出来掉在草房上，就是一场火灾。外面屋顶有了火苗，直到过路人大喊大叫了，灶房里的主人才惊慌地跳出来扑火。火有时从内而外，一不留神，火塘里柴火滑落，引燃一堆柴火。火往上冲，其势之疾，扑之不及。每年的五黄六月天，坝上的火灾接二连三。一个暑假，总会有那么几次惊心动魄的扑火经历。

夏天的灶房留给我的只是惊惧与惶恐，冬日的灶房则温柔得多。

父亲平时动作并不麻利，切起白萝卜却十分敏捷。嚓嚓嚓嚓，手起刀落，他边切萝卜边洋洋得意地说：“你们信不？我切的萝卜丝扔到墙壁上不得落下来。”意思是萝卜丝又细又轻。母亲是见识过的，并不搭话。我和妹妹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嗖”的一声，父亲手一扬，萝卜丝真的粘在了墙壁上。我看着手痒，试着切了好多次，刀工却永远达不到父亲的水平。晚饭后，父亲趁着冬闲修补锄头、簸箕。锄头松了，得用木楔子重新钉稳;簸箕破了，要在破处重新穿插竹篾。母亲在照看火灶里的两根烤红薯，这是我和妹妹的餐后甜点。红薯被掏出，扑灰，掰开，金黄的红薯璀璨如金，香气四溢。我和妹妹哪里还顾得上正在做的作业，一番争抢。因为红薯的大小，一场小争吵便在所难免……

灶房承载了我们的所有欢乐。我不禁为灶房感到委屈——它怎么能和猪圈挨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