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橙 何小兵 张先样 游昌顺

香菇发源地探秘（五）——火爆采矿解开了唐宋时期菇民区人口聚集之迷

张寿橙 何小兵 张先样 游昌顺

（龙泉市林业局，浙江 龙泉 323700）

通过对龙庆景菇民区吴、毛、叶、周四大姓氏族人的走访，了解到这些家族唐宋时期迁徙到穷乡僻壤的菇民区的目的是为了开矿，他们以识别矿脉的智慧，富有的财力物力，特别是聚集劳动力的能力，自农耕地区逆向迁徙至此投入开发，形成当地人口聚集和姓氏繁杂的新格局。明朝对矿业时不时的封禁与开采，使得他们不得不在等待采矿业东山再起的间隙另谋生计，大量坑民投入栽培香蕈的队伍。因此，火爆法矿业的开创者也就是龙庆景菇民的先人。

人口聚集；逆向迁徙；矿业封禁；菇民区；火爆法

火爆法，以干柴刚炭，火爆岩石，冶炼五金，劳动力需求量大，伤亡惨重。唐宋时期，朝廷以较低的税率吸引民间开发；明初更是以废官办而促民办。龙庆景等县地广人稀，本地人不足以承担采矿重任，采矿有赖外来人口。

1 火爆法采矿死伤惨烈

古代火爆法采矿是伤亡最惨重的行业之一，毫无安全保障。从史料看，这个行业基础劳动力是以招募来的失地、失业流民为主，大量利用劳役和徭役。这些人处于最贫困阶层，缺衣少食，甚至赤身裸体从事生产。南宋洪咨夔在《大冶赋》中写道：“为矿冶利益驱使，无视耸峙的陡岩峭壁！追逐土利，竟不顾危安。” 从木头砍伐、截断、剖开，到木头、矿石搬运，每一项作业都艰难危险。

南宋赵彦卫在开禧二年（1206年）写就的《云麓漫钞》卷二中记载：“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乾道中，人合入穴凿山，忽山合夹死五十余人，血自石缝中流出。”

汤显祖（1550—1616年）于明万历二十六至三十一年（1593—1598年）任遂昌知县时，不满朝廷矿政暴虐，作《感事》诗云：“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将矛头直指神宗皇帝朱翊钧，下定决心辞官。次年初，汤显祖离任回乡，一年后“石崩，毙百余人”。云和黄家畲银坑洞群有一石碑，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这是当时矿民乞求神佛保佑安全的精神寄托。

2 火爆法采矿消耗劳动力巨大

火爆法采矿投入的人力巨大，而生产效率十分低下。按“五金之矿”和“采铜法”两条所记：“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宋秤每斤约640克，以下均以宋秤计）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小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每烀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 按此计算：一个坑用工800余人，开采冶炼一料，历时约30天，产铜不过200斤，每月出铜一次，一年也只2 400斤，将宋秤折成1.536吨。因此，若采矿15.36吨，则需劳力8 000多人。

浙江西南部为唐宋时期银铜铅主要产地（图1），参与五金火爆法开采的队伍应非常庞大。按何澹所言“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丽水各地遍布银坑洞，据估计，唐宋时期直至明代，银铜矿开采所聚集之矿工等不少于30万人，多以外地迁入为主。

图1 龙泉市已查明重要矿洞遗址64处

3 龙庆景各县地广人稀采矿业有赖外来人口

据1994版《龙泉县志》人口篇引《宋史·地理五》：“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处州，户108 523，口160 536，县六，龙泉属望县。”（此处所指望县，意为中等县，包含今日之龙泉、庆元二县）。至明万历年间，龙泉、庆元加上景宁（宋时属青田）三县仅为79 708人（表1），500年后人口未增，从侧面证明了唐宋为采矿盛期，其时人口大量聚集，而明正统九年（1444年）六月，当朝政府下令收民矿为官有，对私自开矿者处以死刑，家属发配边疆，彻底封禁，导致人口四散。也有不少就地居住成家立业，也就有了民国时期的菇民区出现40多个不同姓氏。据现存龙泉市档案馆资料：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二日，龙泉县香菇职工会在龙南乡中心小学召开，正式登记的代表共296人，其姓氏组成很复杂。其中：叶姓117人，周姓22人，刘姓32人，项姓4人，连姓16人，毛姓2人，张姓43人，季姓20人，李姓4人，何姓6人，吴姓3人，陈姓11人，洪姓4人，沈姓3人，邱姓2人。

表1 明成化十八年（1482）至万历七年（1579）龙庆景三人口县增减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1994《龙泉县志》。

明代《菽园杂记》卷十四中对“五金开发和采铜、韶粉”的记述，只能是唐宋时代的事。而明代的五金之矿，只是延着唐宋的痕迹，承前朝现成的矿业重新启动开采与封禁而已。

4 唐宋时期允许私人开矿矿业出现空前繁荣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历代矿冶劳动者以民间招募为主，时有失地农民、灾民、流民，凡数十数百人不等。但须报备官府，以作管制。当某地有金银铜矿出产时，四方有财力物力者便会望风而动，参与开发。朝廷不予干涉，待成规模后，官方即设局以收税，但民间亦有各种逃避课税的手段。为此特设巡察登记，将每日入矿人数、采矿箩数、叠烧矿量、出产银铜数量，逐一登记在册备查，矿主自无法隐瞒。

宋代从事矿冶业生产的人、户，有多种称谓，如坑户、冶户、炉户、坑冶户、佃户等，受募的个体生产者除被称作坑丁、冶夫、浮浪之人、无籍之徒等外，也常被称为坑户。在宋人记载中，上等矿冶户，并不仅限于矿场所在地的本地人。只要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外来者也可以成为承买矿场的主人，雇用工人生产。矿产开发，“其利亦肥，其害亦烈”，朝廷为利计，始终以各种严厉手段加以管制。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广东布政司明文规定：铁矿“山场许其设炉，就令山主为炉首，每处只许一炉，多不过五十人，俱系同都，或别都有同藉之人同煮，不许加增……其炉首即为总甲，每十人立小甲，其小甲五人递相鈐束，填写姓名呈县，各给帖执照。”若有不遵，严刑追究。同时申明府、县、卫所巡捕、巡司等官，时常巡历各炉存照。这个规定之严格，在于层层控制、互相担保，一人出事，连片负责。当然仍有数以上千的官方漏管之地，聚众强采者甚多。

5 矿冶劳动力有徭役、劳役或遣散的义兵等

历史上大规模的工程都由官方组织，徭役、劳役或兵役。在宋代只要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外来者也可以成为上等矿冶户，雇用工人生产。既现矿脉，就须规模性开采，方能得利，但聚集动辄上千上万的劳动力，并非易事，一个处州遍地开采，所耗用劳力之巨大，可想而知。

何澹在奉旨还乡居家丁忧期间，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启动与组织处州通济堰疏浚工程，改木坝为石坝，修筑保定村洪塘，蓄水灌溉2 000余亩（1亩≈667平方米），造就了今天的碧湖粮仓。建设这一雄伟工程的劳动力，就是开禧三年，适逢韩侘胄北伐失败，宋金议和，双方撤兵，宋遣散招募的忠义兵归农而来，何澹乘机奏请从洪州调三千名遣散的义兵到处州疏浚通济堰。对于处州火爆法五金之矿开采，历朝若无类似劳动大军，也是很难实施的。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矿禁松动，仅浙江金华一带的编户齐民人口，就平白消失了40%。显然，这些人最大可能是流向矿产开发和冶炼。

6 唐宋时代人口向龙庆景菇民区迁徙的原因求证

龙泉自唐乾元二年（759年）建县至今历经1 300年，未曾发生因灾荒、战争、移民等或因某种动植物或土特产而吸引外地人聚集。龙泉菇民区地处崇山峻岭之间，亦无良田，如此多的姓氏人口聚集除了开发矿藏没有其他原因。这些采矿的外来人口后又遭明朝戕害，多奔走异乡或不得已转而以种菇谋生。

笔者通过对三县菇民区中吴、毛、叶、周四大姓氏的走访得知，他们的先祖都是从较富庶的农耕地区逆向迁徙而来，且反复在菇民区周边1 300平方公里内迁徙，不曾离开。

龙岩村90%以上姓吴，其祖上于唐时从三（山）阴（今浙江绍兴）迁至龙岩。据庆元县龙岩村《龙岩吴氏宗谱》：“吴三公，名昱。因其兄弟多人，其排列第三，被菇民尊称为吴三公。吴三公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3月17日出生于龙庆景三县之交的龙岩村。吴昱的祖先吴子瑛曾登第任绍兴通判，世居龙岩，至德修仁。”

龙南乡西坪村是龙庆景三县的核心菇民区，也是中华传统菇区毛氏宗亲发祥地，其先祖于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冬从松阳卯山下迁徙到此，已800年。整个龙南乡旧时交通不便，十分闭塞，属于三县生存条件最差之地。而松阳在西晋时期为永嘉郡，条件较优越。

龙泉屏南镇横坑头著名菇民领袖毛存楷以及云和后垟毛作全一家，从西坪村菇民区迁往另一菇民区，海拔都在千米以上。世居龙泉兰巨豫章村的何澹——何氏家族，也有一支是从农耕水土条件较优越的豫章，逆向迁徒至菇民区屏南镇横溪村及林垟等地。

毛氏现居龙南乡西坪村为主，明末清初以其积累之财富，曾在龙泉城内西街购得大片土地，但终未迁入城内，仍在龙南当菇民。菇民区内不愿离乡者甚多。2021年冬，笔者拜访94岁高龄的原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华民国首任香菇工会理事长周仁馀老先生。周老一家世居龙南乡下田村，已数百年，其祖先是南宋时从江西九江迁来的，关于为什么先辈们要定居于如此贫瘠艰苦的高山菇民区且不向县城迁移？老先生的回答或许会令今人匪夷所思：“龙南买一亩地，县城边可买三亩。”原来周家人坚守龙南菇民区，是为了守住这块“宝地”。

这些家族最先迁徙到穷乡僻壤的菇民区，都是为了开矿，他们是这块历史悠久矿冶重地的坑主或合伙人。明朝对矿业时不时的封禁与开采，使得他们不得不在等待采矿业东山再起的间隙另谋生计，开始了栽培香蕈的生活。因此，火爆法矿业的开创者也就是龙庆景菇民的先人。

明叶宗留起义遭镇压后，部分出逃后重新返回以及不曾出逃的矿主或坑户，就地居住繁衍，构成了菇民区人口现状和姓氏格局，他们继承了祖上的开拓进取、顽强拼搏、不畏强权的精神及崇文兴教的优良传统，群体协调，团结互助，将种菇事业发扬光大。

7 为什么地方志及宗谱对采矿业避而不写

菇民区人口逆向迁徒是历史事实，但三县地方志及宗谱在涉及矿产开发的记录时，除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何澹的《龙泉县志》写了五金之矿开采等三条外，再无关于村落及氏族、人数等的记录，更无涉及开发所得、生产方法和利益等的分析记载。三县县志中，仅留下许多带坑、炉的村名和地名，如龙泉县留有带坑字的村庄名称45个，而无一氏族是被记载为开矿的，故而很难发现那些氏族是为坑主或坑户。推论其原因：一是保守采矿亦为采宝的秘密，二是防止官方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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