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力航，李翠霞，包军，马翠萍，姜冰*

（1.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3.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十八大以来，我国畜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养殖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大幅提高。然而，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并不代表其合理性，在人为控制下进行的高效生产活动以及“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下的掠夺式经营方式，会导致农场动物的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并诱发诸多问题，如动物疫病间歇爆发[1]、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2]、畜产品出口遭受动物福利壁垒阻碍[3]、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繁出现[4]。畜禽生产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密切耦合而成的人畜共生系统[5]，农场动物福利水平将直接影响人类自身福利和社会整体福利。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倡导“同一健康，同一福利”（One Health, One Welfare）理念，认为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健康、环境、生态等系统密切相关。由此，改善农场动物福利不仅是避免动物疫病、防治环境污染、突破隐性贸易壁垒、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充分条件，更是“双循环”新格局下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生动力。然而，改善农场动物福利必然会提高饲养成本。鉴于我国相关立法与标准的滞后和缺失，养殖主体一般没有主动改善农场动物福利的意愿，除非能卖出更高的价格。根据Lancaster的消费者需求理论可知，由于农场动物福利属性具有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的特性，能够附着于畜产品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效用，消费者要想获得更高的效用，就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进而促进养殖主体改善农场动物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