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 犁，刘芮伶

(西南大学 国家治理学院， 重庆 400715)

一、引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贫困问题一直是掣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问题。2020年底，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确定的减贫目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由于已脱贫人口自身的脆弱性，以及收入的不稳定性和单调性，贫困地区在全面脱贫之后面临着贫困的反复及减贫的不可持续等威胁。因此，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扶贫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此背景下，重视对返贫预防与治理成为新时期贫困治理的重点。其中，获得国家财政性、转移性收入支持的群体较为脆弱，对财政政策依赖度高，返贫可能性较大。当前，民族地区刚刚消除原发性贫困，产业基础还较为薄弱，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任务艰巨繁重，因病、因学、因婚致贫、返贫风险较高，脱贫群体发展动力仍然不足，民族地区仍是新阶段巩固脱贫成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撑作用，提升财政减贫的靶向与保底功能。

在贫困治理过程中，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方向直接影响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要想使财政政策能更加精准发力，稳固民族地区脱贫成果，实现更高水平小康，就需要对相关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加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