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引言

影子银行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各国金融主管机构一直将遏制影子银行野蛮生长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议题。“影子银行”概念于2007年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麦库利(Paul McCulley)在美联储年度研讨会上首次提出[1]。影子银行带动了金融结构发展并促进了融资多元化，特别是其在贷款发放、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通过高杠杆业务增大收益的同时也加剧了风险累积。国内外大量学者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根源进行剖析并发现，影子银行体系在此次危机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暴露出影子银行的巨大破坏力[2-5]。2013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我国对影子银行问题保持着清醒认识，政府正在采取稳妥的措施应对其可能带来的冲击，防患于未然。

伴随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子银行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毛泽盛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和银行体系稳定性之间存在阈值效应，当影子银行规模低于阈值时，影子银行的发展有利于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相反则降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6]。然而，由于在对中国影子银行进行规模测算时所运用的方法相对片面，因而协整检验所求得的阈值准确性不高。李波等论述了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并通过影子银行对狭义流动性(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提出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影子银行挑战的对策建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