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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城，长沙数十万民众载歌载舞，鞭炮喧天，举行欢迎仪式。至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率所部举行的起义终于成功。拯斯民于水火，化干戈为玉帛，自古就是大义之举，功在家邦。正是先贤爱国爱民，舍生忘死，追求光明，才能排除万难，达到目的，迎来和平。回顾湖南和平起义这场惊心动魄、波谲云诡又极具戏剧性变化的斗争，我们不应忘记毕生殚精竭虑谋报国的湖南著名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唐伯球及其长子、原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所起的重要作用。

“大家长”程潜回湘主政

1948年7月，国民党元老、陆军上将、武汉行辕主任、湖南耆宿程潜回乡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这年1月，他参加“副总统”竞选，因蒋介石从中干预而被迫弃选。由于国共内战中国民党颓势明显，加之竞选失利，程潜心灰意冷，想淡出政坛，寻找退路。蒋介石为制衡桂系，深知程潜和李宗仁、白崇禧不合，决定以上述职务安抚他，用湖南把桂系在湖北的白崇禧势力与其老巢广西隔开。蒋对程一直防范，“放虎归山”是因为程资历虽老，但没有自己的派系、地盘、部队和财源，实力有限，掀不起大浪;桂系则想利用湖南兵源、粮源以及程潜与蒋介石的矛盾做文章，因此欢迎他回乡就任。程潜被称为湖南“大家长”，但想在故乡立足，必须有可依靠的人马。于是，湖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和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父子成为他的重要助手。让蒋、李、白都没想到的是，在包括唐氏父子在内的众人大力支持下，仅仅一年后，程潜导演了一场湖南和平起义的大戏。

唐伯球

1948年5月，武汉行辕先改为武汉绥靖公署，又改为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任主任。该公署辖湖南、江西两省和湘、鄂、粤、桂四省边区。江西是黄埔系势力范围，即使在湖南，程潜也很难施展手脚。于是，他开始在湖南清除障碍，稳固权力，策划让省内党政军（省党部、省参议会、警备司令部）三个重要机构易主。经程潜知心幕僚、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出面谈话，省党部主任张炯被迫辞职;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被程想办法调走，代之以自己的学生刘进（后改萧作霖）。11月，长沙地方法院公审原省田粮处处长黄德安贪污案。据查获账项记载，包括举荐他的省参议会议長赵恒惕及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俞飞鹏、前省主席王东原在内的众多高官均接受其贿赂。黄被判无期徒刑，赵声名狼藉。赵和程潜政见相左，程抓住时机，先派蒋伏生查案，又派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警告赵：“现在时局不稳，程颂公（程潜字颂云）非常关心你的安全，准备派几个人来保护你。”本就对程潜主政惶惶不安的赵马上说：“不用了。我身体不好，正准备去外地治病。”12月29日，赵辞去议长职务。他前脚离开长沙，程潜随即召集省参议会改选。1949年1月，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被选为议长。

唐氏父子其人

唐伯球，1891年生，湖南桃源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与黄兴之子黄一欧、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后为CC系巨头）等是同学。1912年考入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后在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矿科任教。1917年在好友覃振、林伯渠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曾先后任湘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警卫团长等职。1918年至1931年先后在湖南省财政厅、民政厅、建设厅任技正或科长，主管矿务和实业。1932年至1937年任水口山铅锌矿务局局长。

1937年，唐伯球被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紧急指定为湖南最大的纺织企业——省立第一纺织厂厂长。在战时棉布奇缺的情况下，他负责的厂满足了湖南抗战军需民用。因此，唐伯球号称大后方“纺织大王”。

抗战期间，唐伯球先后以合股方式与官方、商界合作，在各地开办钨矿公司，既开采钨矿又经营进出口矿砂;同时开办纺织厂、橡胶厂、化工厂等企业，既遂实业救国之志，又从物资上为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然而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唐伯球实业救国的理想随之破灭。

唐鸿烈

唐伯球内心十分苦闷，决定离开依依难舍的开矿办厂事业，竞选湖南省参议员，替百姓说话。1946年，唐伯球当选省参议员，并被推选为副议长。1948年3月，他去上海会见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郭建议他以参议会为掩护从事反蒋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和平的行为。唐由郭介绍加入民革，回湖南任民革筹委会常委，发展并资助组织，加强地下工作。

唐鸿烈，1911年出生，先后就读中国公学、震旦大学和伦敦大学，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湖南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湖南省公路局局长、重庆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和监察院监察委员、内政委员会召集人等职。从全国性抗战开始，他和程潜一直来往，后成为程的“副总统”竞选班子成员。作为程的私人代表，负责与国民党反蒋派高层和中共香港分局联络。

1948年9月，在唐鸿烈建议和引荐下，唐伯球专程赴香港会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请示反蒋机宜。李要他在参议会内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争取湖南人民支持，具体内容是反对征兵、征粮，达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目的;同时建议他在湘西组建民主联军，以期与解放军配合维护地方治安。唐伯球对于前一建议予以采纳，对后一建议则以久离行伍，与地方军队并无联系而婉辞。

程潜和唐伯球、唐鸿烈父子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局认识相近，又有以上渊源，因此能够就湖南和平大业紧密合作。唐伯球与程潜早年熟识，程回湘之初就住在他的公馆内。宦海浮沉多年的程潜具备高超的政治技巧，对于“剿共”和“戡乱”只做些“光打雷不下雨”的口头宣示，让蒋介石放松警惕，批准由他兼任湖南省党部主任。程还亲任省保安司令、省管区司令，撤销“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并将其改为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回湘半年后将党政军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再加上编练的两个军共五个师又三个旅的保安部队，终于摆脱“光杆司令”的尴尬境地。

国共和谈与“局部和平”

唐鸿烈于1948年底从监察院离职后，从南京回长沙定居，与程潜接触更加频繁。他向程潜和唐伯球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有关情况，说明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溃，力劝他们相互配合，及早起义，实现局部和平。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工委分析局势后认为：程潜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名气很大，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倡导国共合作，与蒋系和桂系有较深矛盾。一旦他参加起义，对全国解放将是很大的推动，决定派人与其接触。但程潜最大的疑虑是：自己的起义问题不是中共地方组织能解决的，希望唐鸿烈去北平找周恩来、林伯渠（程的亲戚和好友），要让毛主席知道。毛泽东早年在程部下当过兵，1945年重庆谈判时会见过程。谈到将来的普选时，毛建议程参加：如果当选，可主持和谈;如果不成，只要个湖南。唐鸿烈告诉程潜：去北平交通不便，路上不安全，恐泄漏机密，贻误大事。但可去香港，找那里直通北平的关系。程非常高兴，这就有了后来唐鸿烈五次去香港联系中共的事情。

经过蒋介石密令将中央银行湖南分行库存的黄金和白银运走的“黄金事件”和此前程潜拒缴80万包军粮事件，湖南省政府和南京蒋政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与此同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或即将结束，内战胜负已无悬念。1948年底，白崇禧代表桂系在武汉发出“和平解决”通电，联合程潜等发起华中五省和平运动，意欲取蒋介石而代之。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1月17日，孙科电询程潜对中共“八条”意见。程连夜召集邓介松、萧作霖、唐伯球、仇鳌、刘嘉树、蒋伏生等征询意见，和战双方辩论激烈，相持不下。1月22日，程潜复电孙科反战主和，并将电文在次日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同时通电湖南各地军政部门下令停止征兵。此前，国防部确定湖南1949年兵役配额22万人，省政府、省参议会要求减额。24日，为保护湖南唯一重大外汇财源，省政府明令即日起暂停运输锑钨矿出境。

不久，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意与中共和谈。形势剧变，程潜及其亲信的政治立场也急剧调整。1949年2月，程潜接受左右和中共地下党建议，把自己早年的学生、抗日名将陈明仁调到湖南。1946年内战期间，陈明仁在四平一战成名，但后被蒋雪藏。他被白崇禧要到华中，但和其并无渊源。来湖南后，陈表示追随颂公，一致行动。他的第1兵团有两个军5萬人，战斗力较强，程潜有了底气。4月后，经唐鸿烈介绍，唐伯球与华中社会部的王灿然、中央社会部的周竹安及中共长沙市工委等分别取得联系。唐伯球利用参议长身份团结各界民主进步力量，与程潜密切配合，共谋和平。凡程不便公开出面的，他就挺身而出，通过参议会以民意行之;或由参议会作出决议，提请省政府执行;或提出强烈呼吁，径与白崇禧对抗。

4月1日，李宗仁派出的代表团抵达北平，国共和谈开始。10日，程潜向长沙报界发表书面谈话：“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我们点滴归聚的群力，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战祸的灾害，求使社会秩序安定，求使地方元气保全。”由唐伯球主持，湖南省参议会召开座谈会讨论和平运动。4月11日，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副议长席楚霖率全体参议员分别向国共两党发出联名通电，请双方立即颁令停战，以灭烽火。致国民党的电文强烈要求取消“戡乱”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在押政治犯，开放言论。致共产党的电文表示：如果国共双方都能保障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进行谈判，“则江南各地，不致继华北而遭受战祸，保存国家元气，以期达到革命的真正目的……”

湖南各界和平自救运动

1949年3月，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到长沙，在省参议会发表演说：“只有能打，才能言和”，“加强团结，革新军政，安定湘赣，支援华中”，指责湖南“停征兵粮，尚非其时”。4月，白加紧控制湖南，逼邓介松辞职，派亲信杨绩荪接任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副司令、长沙警备区司令萧作霖也被迫辞职。白咄咄逼人，竟面斥程潜。为对付白，唐伯球和黄埔名将李默庵（长沙人）等认为，应将闲居家乡湖南东安办学的陆军上将唐生智邀来长沙，因其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又与蒋介石和白崇禧素来不合。为此，唐伯球亲自访问唐生智，建议发起湖南各界人士团结自救活动。唐伯球约好友、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和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公武等商议。蒋介石也在拉拢唐生智，1948年11月曾请其到南京见面。唐生智表示愿回湘训练新军，蒋则想把他调往浙江。当时，湖南省工委得到中共中央关于既要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也要争取唐生智、仇鳌等地方势力的指示。陈云章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最终他代表省会人民团体和副议长席楚霖作为程潜专使，请唐生智“出山”。唐表示：为程颂云保驾，我是坚决不去的;为湖南三千万人民说话，我可以去的。“今日湖南不能再乱，要急谋救人民的命。”他决然捐弃与程潜的前嫌赴长沙。程潜亲往迎接。

5月2日，唐伯球在长沙主持召开各界人士欢迎大会，推唐生智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仇鳌等为副主任委员，刘公武为常委兼总干事。各市、县统一建立自救委员会，收编地方武装，实施自保自救。省参议会配合唐生智开展各项活动，对白崇禧破坏湖南和平自救运动的种种阴谋予以揭露和抵制。程潜、唐生智和仇鳌之间早年互有嫌隙，如今团结一致对付白崇禧，唐伯球、陈云章对此是有贡献的。

程潜、唐生智合作后兴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在湖南引起极大反响。唐伯球趁机建议程潜调动部队，撤换对起义不利的军政大员。当初程潜回湘主政，蒋介石并不放心，派黄杰、李默庵、刘嘉树等湘籍黄埔一期将领随行就任。其中刘嘉树对蒋介石最为死忠，先后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第十七绥靖区司令、湘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刘的外甥、省会警察局局长吴利君坚决反共，准备拖走全部宪警武装力量去湘西投奔舅父。唐伯球获悉这一情况后向程潜反复陈词，促程迅速解除吴的职务。加之保密局驻湘负责人也有意追随程潜，怕吴坏事，以程名义上报将其调走。程即亲自掌握宪警武装，长沙局势得以稳定。

1949年4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此前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5月武汉解放，白崇禧率由华中“剿总”改名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20万大军退据长沙。他不能容忍程潜和唐生智开展和平自救运动，动摇其决战军心。5月6日，白分别访晤程、唐，声称：“局部和平无异投降”“湘鄂桂关系密切，自应联防。”宣布撤销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将唐生智列入欲予逮捕的黑名单。唐伯球探知消息后即连夜告知唐生智，请其从速转移。唐生智潜回东安，继续为起义做工作。

五赴香港接中共关系

1949年5月初，唐鸿烈受程潜之托去香港寻找中共关系。黄绍竑告诉他，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负责中共中央在香港的联络工作。唐找到乔，向他讲述程潜与蒋介石的宿怨，目前的艰难处境以及准备和平起义的愿望，请求其迅速转达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乔非常高兴，答应立即转达。唐火速回长沙向程潜面告香港之行情况。这是他一赴香港。

唐鸿烈到长沙后，原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找到他。二人是旧友。此时的李与陈明仁发生矛盾，无法在湖南立足。他说自己在黄埔时加入共产党，后退党。现在国民党分崩离析，不得人心，希望能跟共产党走，问唐是否能将此情况转告中共。唐将这次谈话告诉程潜，程很高兴。

5月下旬，唐鸿烈二赴香港，带李默庵见乔冠华。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问乔可不可以帮他。乔表示热忱欢迎，并希望他在湖南和平起义中争取立功。李当即表示愿意追随程潜起义。唐在旁插话：此事请乔先生一并转告贵党中央。乔表示一定尽快报告，随后便问他们程潜动向和湖南情况。

由于白崇禧处处对程潜进行监视，程感到行事日益艰难，希望解放军尽快进军湖南，同时也希望直接得到中共中央对其起义愿望的回应。于是请唐鸿烈第三次赴港。乔冠华很能理解程潜的处境，但他表示“军事上的行动，中央是有整体部署的”。他答应立即把此要求上报党中央。不久，乔收到周恩来复电：“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系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执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随后，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中央社会部和湖南省工委，同程潜直接联系。

白崇禧到长沙后，控制湖南军政大权，反对局部和平，改组省政府，解散省自救会，四处抓人杀人，拉走中央银行之前没能运完的白银。唐伯球率领省参议会与其展开斗争。恰逢湖南大水，灾民拥来长沙。唐以亟须组织救济为由，以参议会名义发起救灾委员会，呼吁为水灾筹款，提出不能再供应驻军口粮，要求客军出境就食，以免军民争食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借以赶走白部。5月7日，省政府聘刘公武、唐伯球、席楚霖、仇鳌等人组成省临时财政委员会，以筹划军政经费及财政自救办法。6月间，程潜和唐鸿烈等研究应变措施，准备将文件、财物等装箱疏运到邵阳。程本人相机暂避该地，等白退出长沙后再返回组织起义。于是程潜派唐鸿烈第四次赴港，将这一计划告诉乔冠华，征询其意见并转报中共中央。7月4日，毛泽东复电程潜：“如遇桂系压迫，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权宜处置，中共均能谅解。”

解放军南下进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开始往衡阳撤退。白崇禧大部分时间仍在长沙，以便加强对程潜的控制。为求得解放军尽早到长沙，不误时机地发动和平起义，程潜于7月初叫唐鸿烈再次与乔冠华会面。唐第五次赴港，乔要他将程所指挥的部队番号、人数、分据地点、作战能力及部队长官姓名等提供一份书面材料，交由不久就要去北平的香港分社某人。唐鸿烈根据李默庵提供的情况写了详细材料，按乔的要求送出。

桂系中计，湖南成功举义

唐鸿烈离开香港后，遵程潜指示到广州，拜见行政院长阎锡山（此前孙科已辞职）。时李宗仁在座，盘问他：“外界传说颂公不稳，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阎也说：“你照直说吧，这与你没有关系的呀！”唐连忙解释：“颂公是党国元老，历来忠诚，已被中共列为战犯。现在有人散布谣言，这是别有用心。现在湖南军政经费困难，灾情又重，特代表前来请求补助，救济。若有怀疑，请阎院长亲自到湖南调查。”李说：“我只是随便问问，不必多心。”阎说：“我抽不出时间，调查就不必了。”

白崇禧一直想换掉程潜的省主席位置。此前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因对形势绝望而自杀，职位空缺。白于是以李宗仁名义调程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7月阎锡山也派专使来长沙催程赴粤。程潜分别找唐伯球、陈云章等人商议对策。唐伯球召开参议会，决定以省参议会名义致电李宗仁，挽留程潜主湘;又多方活动，请仇鳌、周震鳞等绅耆呼吁广州政府收回成命。唐氏父子还利用蒋桂矛盾，发动以李默庵为首的湘籍黄埔系将领通电拥护程潜主持湘政。李宗仁被迫收回成命。李默庵1949年8月在反蒋通电上署名后迁居国外，晚年归来，定居北京。

1949年8月4日，程潜（左）与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后在长沙合影

由于白崇禧大力压制，湖南和平运动跌入低谷。唐伯球与民主进步人士仍不断秘密聚会，坚持斗争。白崇禧撤离长沙前夕下令将唐伯球驱逐出湖南，陈明仁以“对民意机关首长应慎重”为由未予执行。省政府秘书长杨绩荪也为唐开脱：“唐议长是资本家，决无同情共党之理。”白约唐到长官公署谈话逼迫，唐只得将夫人和小儿子唐鸿彬夫妇分别送往广州和香港。1949年7月18日，白崇禧逼程潜把省主席交予陈明仁代理。21日，又亲到唐伯球寓所，迫令他即日离开长沙，否则“人身安全将不予负责”。白想把程驱往广西桂林，经程安插在他身边的内线唐星做工作，改为去邵阳。唐伯球看到起义已成定局，遂同程潜一道出发去邵阳，故意住在反共的陈光中家里作为掩护，暗中草拟起义通电文稿。

7月29日，程潜秘密返回长沙，8月3日向毛泽东、朱德发电，表示脱离广州政府，“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等37位将领联名发出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同日，唐伯球返回长沙，次日和唐生智、仇鳌等各界知名人士104人通电响应。白崇禧获悉唐伯球所作所为后，恼羞成怒。他在衡阳开会时说：“遗憾的是没有把唐伯球、陈云章这帮政治掮客杀掉，程颂云受了他们的蒙蔽！”此后，程潜、陈明仁和唐家父子受到中共和人民政府的礼遇，其功绩被三湘四水所铭记。

（鸣谢：承蒙1949年时任中共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之子、党史专家刘士明指导并提供史料，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