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康 蒋毓琪 朱少英

（山西大同大学商学院 山西大同 037009）

引言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开发而兴，在有限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下，产业刚性严重与要素创新低下已成为瓶颈。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资源诅咒”城市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理念，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指明了方向。

资源型城市转型被视为系统工程，由生态环境容量、自然资源存量、政策制度与产业结构等因素共同作用。资源型城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面临着资源过渡消耗、环境破坏等重要问题，环境规制成为其约束手段。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产生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检验差异性环境规制标准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有些学者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论证环境规制程度以及产业属性特征与该假说的有效性密切相关。通过探究环境规制与产业变化两者的关系，表明该假说与波特假说可共存[1]。此外，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具有调整效应。尤其东部城市污染型制造业具有较多的外部性效应，环境政策导致环境污染西迁，实现空间替代，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替代效应[2]。

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大多数资源型城市所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必然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和路径依赖[3]，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加剧。随着“资源诅咒”概念的提出[4]，诸多学者主要分析“资源诅咒”引发的“挤出效应”与“荷兰病”效用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