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樱瑞

2021年3月6日的《雅各宾》网站上，刊载了圭多·塞奇的文章，题为《一座共产主义城市能在城市规划方面给予我们哪些教益》。在文中，塞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苏联时期的陶里亚蒂城及其理念进行了评析。

1966年夏，苏联与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签订协议，依据该协议，苏联方面将建造一座新的汽车工厂，菲亚特公司负责技术设备和专家培训，而一座新的汽車城也将围绕着工厂生长出来——这座新城，就是陶里亚蒂城。

塞奇认为，“公司城”的形式乃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城市安置方案就被认为是创造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核心，因为“新社会需要新空间”。也因此，自1930年代以来，最初与采掘和矿业联系在一起的新城镇大量涌现，它们体现的是工业、社会福利和城市空间之间的新型关系;到了1960年代中期，因为“二战”所造成的严重的住房短缺、精英与工人之间明显的社会/空间分隔和不平等，使得苏联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群众住房计划。该计划当然首先是为了回应社会需求，但它同时也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全民福利举措，它尝试在城市空间中投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以养成适应共产主义社会远景的新的生活方式。计划的核心是所谓“迷你辖区”，这是一种新型居住复合体，它包含由院子分开的预制面板建筑、操场、绿色空间以及教育、文化和健康服务设施，意在保持私人空间与集体空间之间的平衡。就此而言，“公司城”能完美实现上述理想：它既能提供社会福利，又能将城内各个部分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一种独特的共同体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