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生新闻社团的组建、运行与管理是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一生新闻教育活动中始终提倡和践行的重要作为。通过学生新闻社团的组建、运行与管理，谢六逸完成了其显性教育与潜在教育相融合的教育主张和教育目的，为中国早期的高校新闻学科教育奠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新闻社团 新闻教育 潜在教育 新闻实践

社团（Mass Organizations），顾名思义，是由一些拥有共同特征和爱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组建起来的互益组织或机构。纵观人类的社团活动，社团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存在，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社会需要：一个是基于社团所属成员本身的整体需要，达成为成员谋取利益的服务职能;一个是基于政府职能的需要，协助和履行国家服从和社会建设的相关管理职能。

通过社团的组织活动及其延伸性扩展，社团以及社团成员能够在知识技能增长、社会承认、社会交往乃至参与社会公益服务、获得新的发展途径等诸多方面赢得权益，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个人利益及群体利益的组织维护。

在高校，自1904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抗俄铁血会起始，中国的学生社团（Students Society）出现与发展已然有了百年以上的历史。可以说，学生社团的存在，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高校第二课程即潜在课程教育的引领者;学生社团的存续与发展，更是实现教育与社会对接令教育真正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实践建构中的重要环节。“直接替学校服务、间接为社会服务。”

在实体哲学教育理念转变为实践哲学教育理念的今天，作为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新闻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尤其应当强化学科实践意识，注重学生新闻社团的组建、运行和管理。回顾中国早期新闻教育先驱者之一的谢六逸先生之新闻教育活动，我们不难发现，谢六逸在学生新闻社团的组建、运行和管理等方面的教育实践，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对当下综合性大学的新闻学科教育特别是如何搞好新闻学科的潜在教育、如何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进专业学科教育，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一、谢六逸关于学生新闻社团组建、运行和管理的教育理念来源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简单地把学生培养成大学生，而是要把学生培育成为人格健全、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勇于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拥有正确“三观”且掌握一定从业技能并可以谋生立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大学之所以得以出现和存续，就在于其能够激发人的潜能、使人能够产生质变。故而，不论是西方的柏拉图、夸美纽斯、福禄贝尔、斯普朗格，还是中国的梁启超、陶行知、孙喜亭，过往的教育家们都是非常注重教育的目的。甚至，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迈纳德.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曾经认为，“如果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文教育和追求真理，那么这所大學没有存在的意义！”[2]谢六逸属于清末维新运动后出生并留学过日本的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教育来革新当时的中国。在谢六逸看来：大学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灵魂凝聚的所在，大学不仅要是一个可以培养人独立思考问题并能开创性解决问题的人才的地方，而且还要是一个通过“特定的学生”去影响“非特定的学生”，即全社会民众都能够受到教育的地方。中国的大学不应是“准备留学某国之大学”，更不应该只“拿一点粗浅的知识贩卖给学生，而把另一半寄希望于学生到国外去留学”。倘若“大学是一国的最高学府，最高学府不能独立地完成某学术上的研究告一段落，殊令人有‘大学无用之感。”正是基于上述认知，尽管留学期间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学科，但是谢六逸却反而更看重新闻学科教育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因为，谢六逸觉得“普及教育之利器，首数报章，以其一纸风行，力能转移社会之趋向也。第中国之报章，则以编辑者类多未受文艺之陶熔，新闻记载，既偏于枯燥而足生社会之厌，间有旧式词章列为余兴者，非徒事陈言之规堕，据樜即流为下品之讽刺、滑稽，适足以坚群化之墨守，促人心之堕落而已。欲矫斯弊，宜从事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治自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故拟设新闻系。”[3]

纵观谢六逸一生的新闻学科教育实践活动，不论是早先在复旦大学创办新闻系开展新闻学科教育，还是后来到大西南的西南大学、贵州大学、大夏大学、贵阳学院等高校继续其新闻学科教育或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谢六逸在培养学生时均十分重视学生新闻社团的组建、运行和管理。“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4]谢六逸对学生新闻社团组建、运行和管理的教育理念形成，究其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五四伊始高校学生社团的勃兴。如果说，1904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的抗俄铁血会算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生社团，那么，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作为新文化和民主爱国的产物，“留日学生救国团”“北平工读救助团”“女子工读救助团”“北平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全国各地学联等一大批现代意义的学生社团则更是风起云涌。众多高校学生社团的出现，不仅体现出了百年前救亡图存渴望复兴的民族意识，而且也反映出了教育和职业合一的青年愿望。

尤其是在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带领下，学生社团在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斗争中发挥出了革命先锋的作用。与此同时，学生社团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与社会传播，也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时代效果。五四学生运动时期，正是谢六逸的青少年时期。尽管，谢六逸小的时候接受的是既非“私塾”也非“新学”的“庭训”式教育，但是，由于自13岁起先后就读过贵阳达德学堂、省立贵阳模范中学校，谢六逸还是受到过新学的熏陶和维新思想的影响的。故而，1918年3月8日，在黄齐生的率领下，谢六逸得以官费留学的方式东渡日本。

一年后，就在五四游行在北平如火如荼之际，为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声援国内的学生运动，王若飞、谢六逸等30余名留学生又在黄齐生的带队下返回上海并组建了“贵州实业教育考察团”。考察团由南至北，一路北上至北平，沿途不但考察了教育、参观了实业，也表达了爱国爱民的主张。期间，特别是在北平的一段时间里，酷爱读书的谢六逸不仅亲听到了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演讲，而且还接触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以及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这让谢六逸的脑海里装进了众多的“主义”与“问题”。这次考察历时5个多月，直到1919年的10月中旬结束。

之后，黄齐生、王若飞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谢六一等人重返日本继续其未完成的学业。[5]可以说，“贵州实业教育考察团”这一时期对学生社团的观察并参与的学生社团活动，极大地影响了谢六逸今后的人生，使得谢六逸确立了“以社会实践为主导”的教育理念不说，还深深地意识到了学生社团宣传新思想、制造舆论、教育民众、干预社会的重大作用。自此，谢六逸也开始关注俄国、关注俄国的“普罗文学”（即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并对共产党人产生好感，自觉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书籍。

其二，日本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及其泛新闻教育的潜在功能。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便开始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进程。在从传统走入现代的过程中，受20世纪初叶美国职业指导教育家帕森斯（F.Parsons）等“生涯教育”理念的影响，本着“学问的独立”、“知识的实际应用”、“造就模范国民”的办学方针，日本的大学是非常注重学生的素养教育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大学竭力营造学生跨专业自主选课、自主学习的校园氛围，成立了大量的学生社团并开展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6]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谢六逸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耳濡目染，作为学生的谢六逸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学习之余得以广泛阅读文学、戏剧、新闻、民俗等多方面的书籍并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了自主的爱好和日后从业于非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尤其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平林初之辅和早稻田大学学生新闻社团对谢六逸的双重影响。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勃兴。以芥川龙之介、菊池宽、长谷川如是闲、平林初之辅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和日本作家不仅对劳资问题之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黑暗给予深刻揭露，而且竭力鼓吹明显受到俄国社会主义浸染的新社会思想。这其中，伴随着日本报刊业的快速发展，平林初之辅提出文学应当介入报刊并应当借助新闻媒介传播去实现文学的幅延以及文化的二次传播。因为，要想破除“俳句”、“神怪”、“连歌”、“轻文学”等旧文学对日本的束缚，就必须大力拓展自由形式的散文文学，而在散文文学中，小说最大众化也最能满足绝大多数读者的趣味与要求。面对市场，报章杂志不仅“最快取用的艺术，就是文学”，而且能够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给文学的语言即文学的形式做出标准化、通俗化的近现代白话文“定型”。故而，平林初之辅主张文学应该面向大众，应该参与社会改良和对社会民众的教育，更应该将文学用于报章杂志且以白话文小说的方式去占据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潮头。在平林初之辅看来，文学与新闻相结合并达到唤醒平民、教育人民乃至广大社会的目的，才是东方文化摆脱西方文化和自身旧有文化制约、走向新时代的良方。关注现实，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老百姓的身边事、心里话，在报刊之上用小说讲故事和新闻讲故事的方式来把握民众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活动，进而启蒙社会、教育社会、改造社会……平林初之辅的这些认知对谢六逸等中国留日学生的影响是极深入的。

谢六逸后来翻译平林初之辅的《Journalism与文学》并向中国读者推介日本文学，也对中国的“新文学”发展以及文学教育与新闻教育相结合的中国大学新闻教育产生过不容忽略的作用。[7]“报章文学”的观念接受固然需要厘清，对日本大学学生新闻社团的观察也同样需要审视。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谢六逸极其欣赏日美大学的学生新闻活动。

自1883年以后，美国高校诞生了两百家以上的大学新闻和三百家以上的大学杂志。“这些大学新闻（College news），常执全校舆论的牛耳。”深受美国影响的日本自然也照猫画虎。在早稻田大学，新闻社、通讯社、出版部、展览会，众多以新闻系学生为主导的学生社团极为活跃，学生新闻社团所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频繁进行。发布新闻报道师生动态、披露学术信息、出版各色论著并开埠书肆…… 这些现象不仅令谢六逸感受到“有了大学新闻，足以促使大学活泼有生气，使全校师生亲如唔对”，而且令谢六逸产生了“近代的报纸是一所文化大学，他的学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普通的学校教育是在特定的时间，把特定的知识，施教于特定的学生。报纸是将非特定的知识问题，教授非特定的学生。学校把原理原则教人，报纸将实际状况教人。学校教的是过去的社会，报纸教的是眼前的社会，把现代的社会人所必需的经验知识资料供给它的学生。要想把知识普通化民众化，没有比报纸更大更适宜的机关了。报纸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运动等专门的知识与技术，使之通俗化，使之民众化”等之类的个人认知。

其三，国内外新闻媒介的早期实践积淀和从业者的理性认知反馈。自晚清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以及中国自己的《京报》诞生以来，报业等新闻媒介的作用以及单独开办新闻教育的必要性是有一个被人渐进认知的过程的。1906年，《大公报》的英敛之发起成立“报馆俱乐部”。这可算是中国的首个新闻社团。随着民国时期新闻媒介的日益增多，報界公会、报界联合会、报界同志会、新闻记者俱乐部、新闻记者公会、新闻记者联欢会等一系列新闻社团机构被建立起来。新闻媒介的勃兴和新闻社团的纷纷组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然而，伴随着新闻实践的进程，与世界他国特别是欧美新闻事业的差距、新闻人才特别是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吾国报业之不发达，岂无故耶？其最大原因，则无专门之人才。夫一国之中，所赖灌输文化，启牖知识，陶铸人才，其功不在教育之下者，厥为报业。乃不先养专才，欲起而与世界报业相抗衡，乌乎得……”[8]1910年在中国报界俱进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朱少屏、王寿、廖舒筹、何文斌率先提案，呼吁创建中国自己的新闻教育。1912年该会上海特别大会通过“设立新闻学校案”，开始直面新闻教育问题。

1920年，在全国报业联合会常委会上，包世杰提出创办新闻大学并应把新闻学科教育列入大学教育系列中的一级学科科目。包世杰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提案的：“谓此案最要系新闻大学问题，现经上海复旦大学诸君，将该大学文科，改为新闻科，并筹募巨款，为基本金，以固基础。”[10]

作为对包世杰提议的回应，全国报业联合会在全票通过包世杰提案之后，还决定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为依托启动全国的新闻教育工作并为此制定了筹办新闻大学的办学宗旨。新闻大学的办学宗旨为“一是造就专门人才;二是促进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三是补助国际舆论;四是输入新文化。”[10]办学初期，新闻大学宜慕仿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办学模式并借鉴日本大学的新闻教育做法，“审经济之状况，应聘请国际著有名望得各国舆论信用之新闻大家主持教授”，“新闻大学应附设函授科，周行科，使国内现在从事新闻事业及一般有志入学而不得者，皆得大学同等之教育，并促进社会之文化。”[11]

1921年，民国《教育公报》“公牍”栏全文刊登了《批全国报业联合会请与法专及各大学添设新闻准修订规程时采择施行此》的政府公文（批文号：第295号），这标志着当时的政府正式认同大学开设新闻学科教育和新闻课程教育并着手筹措此项工作。与此同时，1921年世界报业大会二次会议决定成立“新闻教育委员会”以跟进全球新闻事业的发展步伐并指导全球新闻教育的进行。

然而，抑或是好事多磨，中国新闻业界渴望在大学里设置新闻教育的愿景“嗣因广东军事行动遂而搁置”，并未即刻实现。[12]应该说，正是有了当时国内国外的时代背景性影响，留学归国的谢六逸才有可能在国内外新闻媒介的早期实践积淀和诸多从业者的理性认知反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个人思考并奠定下新闻学科教育、泛新闻教育以及对学生新闻社团的组建、运行和管理等方面的理念认知。

二、谢六逸在学生新闻社团组建、运行和管理方面的教育举措与教育实践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1926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毕业归国的谢六逸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任教于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的刘大白主持下的中国文学学科，开始教授《西方文学史》和《日本文学史》课程。在此之前，根据学校学分制的规定和学生选课的需要，邵力子、马星野、陈望道等人业已先后为学生开办过“新闻学讲座”，张静庐、周孝庵、戈公振、潘公展等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的著名报界人士也时常进入复旦大学和复旦师生互动。本身在留学期间就对日本高校新闻教育比较感兴趣的谢六逸，在获得了刘大白的支持下开始有了开办复旦新闻系的想法。[13]1926年9月，复旦大学校方研究决定在文学科内设置新闻学组，由谢六一主持并开始招收万世淦、项富春、张吾素3名本科生施以新闻课程教育。1929年，新闻学组扩建为新闻学系，谢六逸任系主任。为此，谢六逸拟定了《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简章》并正式招生。为了传播文学新闻观且满足当时国内专业新闻教育、社会泛新闻教育以及职业新闻教育的多重需要，谢六逸本着“直接替学校服务，间接为社会服务”的原则，主张在复旦实施文学与新闻相融合的教育，以期能够通过“报章文学”的繁荣达到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之目的。纵观谢六逸从事高校教育的一生，在学生新闻社团组建、运行和管理方面，其采取的举措和教育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社会实践为主导”组建学生新闻社团，并以新闻学科的学生社团为主体成立校内报刊、通讯社、出版部、新闻资料研究室等机构，配合新闻学科的显性教育课程来广泛普及潜在新闻教育和泛性新闻教育，展开学生的校内实践活动。

在1926年至1937年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科教育的十三年时间里，谢六逸带领师生先后成立了《复旦旬刊》、《新闻世界》、《明日新闻》、《新闻学期刊》、复新通讯社、新闻学会、新闻储藏室等校内新闻宣传媒介，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发布新闻报道复旦师生的生活动态、出版《实用新闻学》、《国外的新闻事业》、《作品》等书刊来传播新文化思想和学术前沿的最新进展。这些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新闻社团完成的校内新闻实践，不仅通过“学校新闻”等鲜活的形式促进了复旦的校园文化建设，令学生能够“学中用”、“用中学”，于新闻采编的日积月累间熟悉了新闻工作的基本流程，提高了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相結合的专业素养，培育出了新闻从业的职业技能，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复旦大学不同学科间的凝聚意识和协作精神，使得复旦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件真正实现了“以大学新闻系学生为中心，而令全校的有志者辅佐之”的良好局面。

这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谢六逸倡导成立的新闻研究室。复旦大学的新闻研究室，当时下设陈列部、图书部、学术部、实习部、调查部。该室负责搜集收藏国内外报纸（内存唐代邸报、清代京报、近代公报、民报），陈列采访稿原件、标题、印刷校样、新闻电讯稿、通讯网图等新闻实务样品，汇存和整理分类剪报、新闻专著、新闻期刊，安排学生实习并定期编辑出版有关书刊。上述新闻研究室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采用学生自治的管理机制，即由学生社团负责管理师生的教学活动并执行日常监察。[14]

其二，以学生新闻社团为先导主体，实现校内新闻教育、新闻媒介实践和校外社会新闻媒介的对接与联动。

1924年，基于“研究学术，交换智识”的认知，张静庐、周孝庵、戈公振、潘公展等为代表的报人发起成立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并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教育主张。他们认为，新闻教育理当“研究新闻学识，增进德智体群四育”，即“一、研究学术，以增进个人之能力;二、固结团体，促进新闻事业本身之改良;三、交换意见，期唤起一致之舆论;四、注意社交，与各国新闻记者携手。”[15]深受戈公振等报人影响的谢六逸自己也认为，“在新闻系学习，编辑实践是最重要的。”[16]大学的新闻教育不应该只满足于在大学设置新闻学专业，更应该培养学生“勤于写作，用于任事”的习惯和责任担当;大学的新闻教育，理当完成至少五个方面的任务，即“（一）工作能力的养成;（二）新闻阅览的研究;（三）新闻好坏的鉴别;（四）职业教育的预备;（五）由报纸上的记载，受到鲜活的教育。”

正是拥有如许的理念，谢六逸不但自己在教学之余担任校外媒体《立报》的《言林》专刊的主编和《国民周刊》的主编等社会职务，亲自撰写文章针砭时弊、倡导社会改良，而且也积极地诱导学生新闻社团在接受校内新闻显性课程教育、落实校内新闻实践的潜在教育的同时理当走出校门，积极融入到社会新闻媒介的相关报道活动之中去。

在谢六逸的鼓动与帮助下，复旦学生新闻社团不但能够把著名新闻报人请进校园为师生授课，而且还能够把复新通讯社等校内新闻媒介采写的新闻稿件信息发表在江浙一带的公开面向社会的各大报刊上。这些自发、自觉、独立的学生新闻社团行为，可谓让学生得到了新闻教育的深度实操锻炼，极大地扩展了复旦新闻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除了激励复旦学生新闻社团组织学生进行校内校外的联动而外，谢六逸还动员学生新闻社团参与承办、独立承办报业展览会等全国性的新闻活动，勇作“社会的先驱者”。例如，1935年夏，复旦学生新闻社团与杭州新闻记者公会联合承办了“全国报纸展览会”。

当年10月7日至13日，为进一步提高新闻教育的社会地位、壮大新闻自由的声威，复旦学生新闻社团组织学生把杭州新闻记者公会9月1日记者节上展出的五百多种全国报纸展品借用不说，还另外向全国各地的报馆发信征集展品，最后连同复旦新闻研究室历年来搜藏的三千余种新闻资料一并使用，出色地完成了复旦独立承办的“世界报纸展览会”。[17]学生新闻社团参与承办、独立承办的报业展览会不仅检阅了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历史成就，也令国内乃至世界的新闻业界开始对复旦的新闻学科教育刮目相看。

其三，鼓励并带领学生新闻社团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引领社会风气，参与社会调查并向社会提出社会革新的有关主张。

“大学是一国的最高学府，最高学府不能独立地完成某学术上的研究告一段落，殊令人有‘大学无用之感。”“近代的报纸是一所文化大学，他的学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普通的学校教育是在特定的时间，把特定的知识，施教于特定的学生。报纸是将非特定的知识问题，教授非特定的学生。学校把原理原则教人，报纸将实际状况教人。学校教的是过去的社会，报纸教的是眼前的社会，把现代的社会人所必需的经验知识资料供给它的学生。要想把知识普通化民众化，没有比报纸更大更适宜的机关了。报纸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运动等专门的知识与技术，使之通俗化，使之民众化。”谢六逸不仅是这样看待大学教育和大学的新闻教育的，更是按照这些认知去训练和影响学生以及学生新闻社团的。

在谢六逸看来，当下的新闻，就是以后的历史。新闻系的学生，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理当在史德、史才、史识三个方面塑成良好的素养并将之应用于社会。[18]因此，谢六逸非常注重新闻学科学生的品德锤炼的。在复旦大学主持新闻教育期间，根据戈公振对记者的理想描述，谢六逸刻意从“健康”、“明快”、“机智”、“热情和兴味”、“常识”、“社会的先驱者”等六个方面对学生新闻社团以及所有新闻学科的学生提出要求，希望学生切实能够通过“报章文学”的创作实践去养成思想活跃、学风严谨的良好风尚。[19]

他要求学生发稿要语言规范，尽量做到现代语言标准化以求通过报纸的传播来影响社会白话文。抗战时期，在重庆复旦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等大西南高校任教期间，谢六逸则更是强调学生在报纸新闻报道特别是地方报纸的新闻报道中要适当地使用方言以求报纸能够和地方文化相贴近、进而能够赢得民众的喜欢。与此同时，谢六逸还特别注重学生在地方的社会实践。改版《嘉陵江日报》、创办《新蜀报》[20]、在《贵州日报》（1940年1月——1949年11月）上出版《社会研究》和《文史》专刊、对贵州苗族语言进行社会调查等等。

谢六逸浸染下的学生新闻社团组建、运行和管理的教育举措与教育实践，不仅能够反映出谢六逸的新闻教育理念，更承载了谢六逸乃至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思想主张。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当下以便走向未来。在媒体融合日渐深入的今天，如何把高校新闻教育浸润在新学科、新技术、新理念的时代大潮之中，令新闻学科的学生真正成为践行“眼力、脚力、脑力、笔力”的合格新闻人才，谢六逸在学生新闻社团组建、运行和管理方面的教育举措与教育实践活动，至今依然有着值得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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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傅云龙，蔡希勒编注.中庸（精华版）[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6-1：3.

[2]Robert Maynard Hutchins：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nnial Catalog.Hutchins' University： A Memoir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M].1929-19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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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报业联合会常会（五）[N].北京：京报.1921-5-24：第3版.

[13]徐培汀.谢六逸与新闻教育[J].新闻窗.1988-4：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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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徐培汀，丁淦林.重庆时期的复旦大学新闻系[J].重庆：重庆与世界.2000-04：46-47.

（作者简介：李效文，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教学与新闻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