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光唐

1954年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我家人口虽多但劳力却少，一直是“透支户”。1968年夏，我们兄弟三人分别从部队、学校回乡务农，家中一下子多了三根扁担，再也不用为找透支款而犯愁了。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20出头的小伙子，老是窝在家里务农总不是个办法。眼看着昔日的中学同窗，一个个端上了“铁饭碗”，我们也渴望有所改变。

弟弟心灵手巧，又有文化，在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锻炼了一番之后，跟着如东师傅学习木工手艺，出师后去外地搞建筑。辛苦自不必说，但与在生产队挣工分每天收入三四毛钱相比，滋润多了。

我生性木讷，老老实实“修理地球”3年后，终于收到一个喜讯。为了解决农家子弟就近读书困难的现状，根据县教育局统一安排，我们公社有两所小学新办了初中班。因师资力量不足，有公办缺额代课教师名额，正在物色合适人选。没想到大队支部书记在同意我代课的一份材料上签了字。就这样，我十分幸运地进入了教师队伍，当上了临时工。天上掉馅饼的小概率事件，居然在我身上发生了。

1972年2月初，开学在即，我骑着自行车去离家10多里远的初中学校提前报到。鸿雁传书，弟弟得知了我当上代课教师的消息，欣喜若狂，但他转念一想，刚上讲坛面对学生讲课，怎么掌握时间，控制教学进度？得赶快想办法去买一只手表，以解燃眉之急。

当年，手表是一种十分稀缺的商品，有钱也难买到，要想购买一块上海产的全钢表，首先必须得有“手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