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光唐

1954年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我家人口虽多但劳力却少，一直是“透支户”。1968年夏，我们兄弟三人分别从部队、学校回乡务农，家中一下子多了三根扁担，再也不用为找透支款而犯愁了。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20出头的小伙子，老是窝在家里务农总不是个办法。眼看着昔日的中学同窗，一个个端上了“铁饭碗”，我们也渴望有所改变。

弟弟心灵手巧，又有文化，在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锻炼了一番之后，跟着如东师傅学习木工手艺，出师后去外地搞建筑。辛苦自不必说，但与在生产队挣工分每天收入三四毛钱相比，滋润多了。

我生性木讷，老老实实“修理地球”3年后，终于收到一个喜讯。为了解决农家子弟就近读书困难的现状，根据县教育局统一安排，我们公社有两所小学新办了初中班。因师资力量不足，有公办缺额代课教师名额，正在物色合适人选。没想到大队支部书记在同意我代课的一份材料上签了字。就这样，我十分幸运地进入了教师队伍，当上了临时工。天上掉馅饼的小概率事件，居然在我身上发生了。

1972年2月初，开学在即，我骑着自行车去离家10多里远的初中学校提前报到。鸿雁传书，弟弟得知了我当上代课教师的消息，欣喜若狂，但他转念一想，刚上讲坛面对学生讲课，怎么掌握时间，控制教学进度？得赶快想办法去买一只手表，以解燃眉之急。

当年，手表是一种十分稀缺的商品，有钱也难买到，要想购买一块上海产的全钢表，首先必须得有“手表票”。20世纪70年代，国产手表仅有上海、海鸥、和平等几个品牌销售，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手表的需求，手表票便應运而生。一般而言，普通工人想要获得一张手表票，必须论资排辈地排队。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每年的“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都可以分到一张手表票。所以，拥有一张手表票，并不仅仅意味着你有了去百货公司或供销社购买一块手表的资格。那个时候能买手表的人，无一不是工作积极进取，思想上向党靠拢的先进分子。

不仅如此，手表的价格也贵，当时的上海牌全钢防震机械表，售价120元。而我这个公办初中缺额代课教师的工资为每月27元，这就意味着买一块手表，就要花去我将近4个半月的薪水。但在当年，倾全家之力，购买一块手表而三个月不知肉味者，不在少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弟弟硬是想方设法，从朋友那里搞到了一张手表票。购得手表后，正巧有同事出差，弟弟就托他把手表千里迢迢地送到了我手上。

那天课间，我正在教师办公室给手表上发条，引来了一众围观者。

“小瞿，你也在置办‘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啦？”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当得知是我弟弟赠送与我时，大家一个个眼睛瞪得滚圆，惊呼：“兄弟情深！”

周末我回家，向母亲展示了银光闪闪的上海牌手表。当得知手表的来龙去脉后，母亲大笑：“我家水侯（弟弟乳名）长大了，多懂事啊。”母亲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永远珍惜这份同胞情义。

夜深人静，煤油灯下，我批改作业、备课时，听着手表齿轮旋转发出的轻微“咔哒”声，感到特别悦耳，仿佛弟弟在旁叮嘱我要珍惜时间的分分秒秒。就这样，弟弟赠与我的上海牌手表，陪伴着我，激励着我，让我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奋力前行。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