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官成

1977年3月，我从湖南沅陵县文教局被抽调到中共沅陵县委，正遇到省委下基层点搞工作队，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一名老同志来到沅陵县马底驿乡白雾坪。下车后向四周一望，墨绿色的莽莽大山围着一块盆地，对面大山向盆地中伸了一块舌头似的山丘。山边6个村子，公路从南边的3个村子穿过。快中午了，山间依然云雾缭绕，“真美啊，白雾坪！”我不由赞叹。

到达驻地时正好是吃中饭的时间，省、县工作队和外地的农民师傅陆陆续续来到饭堂。县工作队负责的同志接过我的背包，又热情地给我倒了杯茶，然后一边吃饭一边给我介绍其他同志。当时还有几个省工作队在农户家搞“同吃同住”，公社民兵连百多号人自己办食堂，企业队则有30多人自己开伙，所以真正到这里吃饭的只有20多人，其中有3名处长，4名科长。我看看大家，想想自己，感觉有些低人一等，对自己说，要谦虚谨慎，少说多做，多请示，多请教。

在工作队的日子是忙碌的。每天清早，喊工的、打着红旗排队上工的，穿来穿去。大家有的去修排水渠，有的去石灰厂做事，有的去造林，好不热闹。我是从县文教局抽来的，便被安排负责学校工作。县委书记黎玉书当时在塘坎队蹲点，每月来队里，除指导工作外，还在队里扎扎实实搞4天劳动。农忙时，我与学校师生也来支农，帮助插秧积肥，还参加“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搞得热火朝天。黎书记很高兴，说开门办学办得好。

在“双抢”时，一次吃晚饭，各队队员汇报收成和抢插晚稻进度。黎书记了解情况后说：“我那队要增加些力量，小王也帮我蹲点。”听到黎书记点了我的名，我心里一惊，就怕搞不好，但黎书记鼓励我，其他同志也给我打气，第二天我就去队里蹲点了。

当时生产队里除了一位农技人员，还有县委办周玉贞主任，周主任明确告诉我，队里以我为主。我很敬服他，他虽然很忙，但我一到队里，他就给我出主意，我有点成绩，他就鼓励我。而他自己白天忙着在田里劳动，晚上还在晒谷场守夜，也不怕蚊子叮咬，这些对我教育很大。

记得那一年，早稻粮食收成不太好，抢插也比较慢，立秋只剩11天，还有80亩晚稻插秧任务未完成。我便同老队长商量，合理排工，我参加青年突击队，从清早到午后两点，打了200斤粮食才休息。突击队里的6个青年一心提高效率，累得汗流满面，那天我们几个人共打了600斤粮食。

粮食收完后，又赶紧抢插秧苗。那时大家干劲都很足，经常出现你追我赶的劳动热潮，晚上还用煤气灯照亮插秧。在全队的团结协作下，我们终于提前4天完成了“双抢”任务。加上农技员精心指导，这年夏收居然比上年增产1.5万斤。在吃饭碰头时，周主任表扬了我，同志们也夸我干得不错，我的劲头更大了。

1977年9月15日，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来点上召开了一场总结座谈会。会上，他要求我们在3年内建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后工作队同大队支部研究决定，今冬明春，搞园田化建设，把小田变大田，实现机械化作业，同时修建新村。

虽然全大队的地形像一个大盆子，但地势高低不匀，要挖高填低，把小田连成每丘10亩的大田，排列整齐如井田，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当时我们白天没时间，于是晚上全大队集中劳力，省、县工作队员以及农民师傅、民兵连的都来参加，几盏汽灯照得亮堂堂的，几百人黑压压的一片，挖的挖，挑的挑，抬的抬。我建议用扯盘（两根绳子拴住木板两头）拉土，又快又轻松，大大提高了效率。就这样，一个冬天下来，我们搞了200多亩园田化。

接下来是搞新村建设。队里决定用半个月时间培训15名砖匠、锯工。工作队商议，认为我是当老师的，就要我去带队。

几天后，我带着15名青年到县建筑公司去培训。公司晚上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工人要支持培训班，说这是对省委、县委工作队的支持。公司派出了3名老师傅，手把手教，带着我们在工地跟班劳动。我也拿起砖刀跟着学。晚上，我们又请师傅讲技术要点，还搞了两次砌砖比赛。半个月培训结束时，师傅高兴地赞扬：有的会“一刀灰”了，已经达到了二级工水平。回队里后，公司又加派了两人，连同之前的3位师傅一起幫助指导建房。不到两个月，两栋砖房拔地而起，社员们高兴极了！

1978年初，在全县工作队整训会议上，我被评为先进。没想到在分工时，我却被分到工作比较落后的冲头队。我想是不是在黎书记点上没干好，带队的干部却说，莫多想，这是黎书记的意思，要我去改造后进队，把冲头队搞上来，解决社员吃饭问题。

入队后，我了解到，冲头队年人均口粮只有 400多斤，这里的田背靠大山，且十分分散，人多田少，交通不便，社员积极性不高。我看山地多，心里一亮，一次开会讨论下一年的生产规划时，我说要大搞旱粮生产。这时上面政策也有些松动，允许社员适当扩大自留地。黎书记则说，“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最后看家伙”。

散会后，我同队干部商量，要增产，田里潜力不大，自留地要扩大，有的队干部怕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我就提出，收获交队，按粮计分。社员们心知肚明：你工作队的不怕，我们怕什么。全大队于是出现了开荒的热潮。白天队里出工，晚上大家点马灯、松柴照亮工地，继续挖地开荒。到清明节时，全队开荒达150亩。

谁知这时，上级又下达精神，多余自留地必须交集体播种，社员们心里凉了。我对大家说：劳动又不犯法，要坐牢我去，你们种就是！社员们胆子于是大起来，没日没夜地在新开垦的荒地上种上了旱粮。秋收时，满山包谷，遍地红薯，稍加统计，人均增产300多斤。

后来在总结时，黎书记说：我讲过，不管哪样搞，最后拿家伙，增产了就行。年底时，工作队临时党支部开会，黎书记见我未到，便问起情况。参会的人解释，小王不是党员。黎书记说，我看这小伙子行，把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一下，并指定县委组织部的一位队员负责。随后我又写了入党申请书。

1979年1月2日，组织上讨论我的入党问题。这天我心情十分激动，我读高中时便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文革”中说我是“臭老九”，要好好考验，如今已过去十多年了，入党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经大家讨论后，一致表决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情况一报到县里就批了。从此，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人生新的里程碑。这年9月15日，我被调到公社，先干了一段时间办公室，1980年春当选为公社副主任，1982年调到邻近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1983年担任党委书记，直到1993年调地委党校教书。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