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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健谈44年演员生涯: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2021-08-16

世纪人物 2021年8期
关键词:杨善洲兰考焦裕禄

7月1日,我们全家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与全国人民一起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真是激动万分、深受鼓舞。

1975年3月8日,我在部队正式入党。我们业余宣传队条件有限,只有一面小小的党旗,一台简陋的录音机,《国际歌》播放完毕,我在党旗下郑重举起拳头、庄严宣誓。从此,我有了人生信仰。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堅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感到自豪。作为演员,我要不懈努力,用优秀作品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我在云南当过4年兵,部队生活形成了我的英雄情结。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些英雄楷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平凡中见不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1977年,我从业余宣传队考入空政话剧团,正式开始演员生涯。44年来,我演过李大钊、朱伯儒、焦裕禄、冯石、杨善洲、甘祖昌等共产党员形象。我在创作中跟他们交过心,自己的心灵也一次次被这些崇高的灵魂涤荡着。

演“焦伯伯”就是演我的父辈

电影《焦裕禄》临近建党70周年时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演焦裕禄时怀着两种情感。我父亲是公社书记,我的老家山东菏泽离河南兰考并不远,两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生活方式非常接近,黄河古道、大水灾荒以及贫穷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拍《焦裕禄》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国民经济发展很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各种思潮冲击着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有人疑惑,《焦裕禄》拍出来有人看吗?我和导演的想法是,哪怕全国的共产党员都能看一看呢!

我爱人准备了很多关于焦裕禄的书,我把它们带进剧组。我们先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学习,听老师讲历史背景、讲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然后去兰考体验生活。但我越是接近这个人物,越觉得有距离,就越不自信。

到焦裕禄家访问,一进门就听说电视剧《焦裕禄》的演员刚走,徐阿姨(焦裕禄的夫人)见到演员就流下了眼泪。见到我,徐阿姨有些不信任:“‘宋大成怎么能演焦裕禄呢?”我很痛苦。导演鼓励我,外形有三分像就行,七分在神似。为弥补外形上的差距,我的体重迅速减了20多斤,白天体验生活,晚上熬夜,饿了就嗑一小把瓜子,想方设法把自己熬瘦,也熬出劳累感。

吃点苦倒没什么,关键是神似。我问自己:焦裕禄的心灵是怎样的?小时候,我觉得他是好人,现在我仍然从这点出发:焦裕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最珍贵的优秀品质。他经历了苦日子,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干部,对人民有真诚的心,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任,他乐于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他身上绝不是一句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优秀品质。焦裕禄对兰考人民有一种朴实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牵动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在兰考拍摄电影时,我切身感受到兰考百姓对焦裕禄的感情。群众演员帮助我们拍戏,一宿宿陪着熬夜,剧组要给点劳务费,老百姓生气了:“怎么能收钱呢!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叫随到!”有一场戏,老百姓送生病的焦裕禄去医院。这些群众演员的父辈,当年同样送过焦裕禄就医。拍戏那天,他们身上穿什么衣服、手里拿什么道具,家里的老人早早就交代好了。这样的真情实感,给了我们演员真实的创作环境和强大的情感力量。

为什么大家看了《焦裕禄》会受感动?影片的魅力来自哪里?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焦裕禄》表现了民族之魂,人民呼唤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我很想重回兰考,到焦裕禄的墓前再看一看。我想对他说:“焦伯伯,咱们实现全面小康了。在实现小康的路上,大家学习您的精神。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您的精神会继续影响大家。”

共产党员的职责不因职位变化而改变

2011年,我出演建党90周年献礼片《杨善洲》。我对云南不陌生,对杨善洲的事迹也不陌生。骨子里想演他,但心里有个问号:这个年代有很多优秀党员,杨善洲能好到这个份上吗?

我决定亲眼去云南看一看。一路接触到很多人,走访与杨善洲一起奋斗过的人,听当地老百姓谈起他,我逐渐了解到杨善洲的好,为自己曾经有这个问号感到羞愧。

这个戏创作时间紧张。拍摄期间,我请了两位老师做我的表演指导:一位是与杨善洲一起奋斗的第一任老场长,一位是杨善洲的女婿。慢慢地,我在两位老师的眼神里,找到了扮演杨善洲的自信。

我当时上了大亮山的林场,看到曾经是光秃秃的一片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这森林就是杨善洲退休之后,带着一帮人在山里20多年干出来的。杨善洲本来可以安享晚年,朋友知道他下决心去山里种树,纷纷劝他:“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他说:“我的职位没有了,但我是共产党员的职责没有变。”

杨善洲生在大亮山,小时候家里穷,他被过继给别人,靠在山上挖草药卖钱当学费。他的梦想是有一亩自己说了算的土地。新中国成立,他不仅分到了十几亩地,还有两间屋子、一头牲口。他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政府。他不止一次看到村里的“担架队”,共产党员是上山抬着担架后头、下山抬着担架前头,出力总是最多。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在杨善洲心里,共产党的形象是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杨善洲要报恩,并找到了最适合他的方式:用生命来报恩,完成好党和组织交付的每一项工作。这是他心里的誓言。

我在当地收集了很多老百姓写给杨善洲的顺口溜。“活到老,干到老。”“大官他不像,像什么?像,像个种田郎!富翁他不当,当什么?当,当个共产党!”“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短短几句顺口溜,就生动描绘出了杨善洲与家乡父老之间的深厚情感。

杨善洲82岁才下山,他在弥留之际对女婿说:“我做梦了,梦见山里孩子想喝咖啡、想吃巧克力。”20多年来,年輕人跟着他没少吃苦,他内疚,始终牵挂着他们。这些真实的细节,让杨善洲这一共产党员的形象生动可敬。

因为《杨善洲》,我获了华表奖、北京国际电影节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奖、“春燕杯”4项荣誉。我把4个奖的奖杯、奖状、奖牌,送回云南保山杨善洲奋斗过的林场。

尽全力创造不负这个时代的角色

2014年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我深切体会到,扎根到生活里去,有创新,才能出来真正好的作品,才能跟得上时代。

我演过赵树理。他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经年累月地深入农村,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成就了“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经典。

《杨善洲》之后,我在电影《老阿姨》里扮演甘祖昌将军。甘祖昌1927年入党,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7年解甲归田。还乡29年,他修桥修路、修水库修水渠,惠及十里八乡。可惜的是,这个片子公映我没能参加,因为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家人朋友都为我揪着心。进手术室前,儿子流泪对我说:“爸,你塑造的这些角色,大家都会记住的,你这辈子没有白活……”

没想到,在那之后,我还有机会塑造新的角色。这些年,我参与了《希望的大地》《河山》《我们的新时代》几部戏。虽然创作上有些困难,说话不太清楚,但我不甘心,赶上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环境,我还想接着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尽全力来创造不负这个时代的角色。

我的追求还是那句话:在通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道上,做一颗坚硬的铺路小石子!

我是共产党员,也是一名演员。作为演员,我要完成角色的创作,要吃苦在前,为角色下最大功夫。每一个角色不管大小,都要问自己尽力没有。

我曾讲,要做一个称职的演员,珍惜“演员”两个字,因为来之不易。演员是文艺工作者,是心灵的工程师,要为观众提供精神食粮。演员对职业使命的认识有深浅之别,但这个基本的理念要有。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得想想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责任,想想这份职业的意义,也得问问自己:你是什么角色?你的位置在哪里?

常有人问我:“你扮演了这些优秀共产党员,有怎样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希望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越多越好。

每当想起李大钊、想起焦裕禄、想起杨善洲,我的心里总会响起那首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啊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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