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俊开 唐文佩

(1.北京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191；2.俄罗斯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圣彼得堡 190005)

1931年6月29日至7月3日，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此次会议中，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1888—1938)(1)尼古拉依·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24—1929)。时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苏联科学院知识史委员会主席。、赫森(Б.М.Гессен，1893—1936)(2)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赫森(汉语翻译有：格森、黑森、盖森等)，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物理学家，物理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33)。时任共产主义学院物理部主任、莫斯科大学物理部主任、自然科学史与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教授。等苏联代表团成员在西方世界首次阐述了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当时主流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研究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英国“左翼”科学家的支持，开创了科学史“外在主义”(Externalism)研究的新时代，促进了科学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研究。

目前，国内外涉及本届大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赫森及其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从报告文本、思想渊源、后世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1-13]。此外，中外学者也试图从布哈林、科尔曼(Э.Я.Кольман，1892—1979)(3)厄内斯特·亚罗米洛维奇·科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数学家，时任共产主义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协会主席。等其他苏联代表团成员入手开展研究[11，14，15]。但上述两类研究无论是受限于史料的缺乏，还是出于视角的取舍，都较少关注苏联方面筹备会议的详细过程以及参会之前苏联科学史的建制发展和学科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