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家对乡土的观照，总是怀有一种星空照耀的诗性情怀。但理想主义的田园诗情怀，无论是现代还是当代，都面临着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的无可挽回的侵蚀。新时期以来的乡土美学也因此而染上了某种苍凉的悲剧精神。席建彬教授认为，田园诗意一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乡土叙事的价值追求。但乡土叙事已经从新时期初期的创作主体“感同身受”的沉浸式的“浪漫回想”，演变为客居者的即时体验式的“自我表现”的文学行为。

新时期以来乡土叙事的诗性诉求仍然指向田园意味的营造与表达，展现出对于超越性文学精神的守望与建构，不过主体性的乡土情怀显然已处于衰颓、变异的态势之中，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导致了一种“失乡”的语境，乡土书写已很难再现那种深切、厚重的乡土认同与文化建构。乡土叙事已开始分化，从浪漫的诗意回想、挽歌式的追悼到个人化的文学想象，凸显出代际经历、文学精神等方面的差异，诗性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与20世纪末的社会文化主潮有着深切的共鸣与统合。

“田园风”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显现，印证了它在乡土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不过创作情况已“相对冷落”。这一时期的汪曾祺、刘绍棠、何立伟等人的小说显然有此特点。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创作的《受戒》《大淖纪事》无异于一缕清风吹进了尚处冷寂的新时期文坛，在多数人还在翻看、反思历史伤痕的时候，他却进行着“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的继续尝试，带着生活的感悟思考“更深邃、更广阔的意义”（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