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婞

2012年，我参加江西高考，作文满分。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查分时的情景。一大早，我就开始拨打查分热线，估计查分人数太多，刚开始电话一直占线。到了9：30，我查到了自己的分数：总分618分，其中语文140分，英语142分，数学127分。

总分和我平时成绩差不多，没有意外。但语文140分让我惊讶了。我的语文确实还不错，但这是我从来没考过的高分。考后第二天，参考答案就发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哪里丢了分。140分，意味着作文只扣了一两分。

我心跳得很快，手指颤抖着按下数字键，继续查询小分。电话那头的机器女声平淡地说：“作文，50分。”我是当年的高考作文满分得主之一。

老师和家人比我还激动，我刚挂断电话，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就先后来电。“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见过语文上140分的，也没有作文得满分的。”这是语文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后来常常对别人重复的一句话。

这些年来，我很少主动提及此事。最开始，我只告诉关系亲近的朋友，后来直接缄口不提，全因我从未感到骄傲。相反，甚至有些羞耻。

上分游戏

我不认为高考作文满分是“有才华”的表现，至少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分数是怎么得来的——利用规则，讨好评卷老师。

以前，我自认为是个与众不同，且文思涌动的人。

我的写作始终以自我表达为中心。喜欢诗歌的时候，尽管词语破碎，我却很迷恋文字读起来那种“叮叮咚咚”的节奏感;喜欢纪实文学的时候，故作深沉地模仿，这在成年人眼里，确实幼稚。

从初中开始，语文老师都不太喜欢我，尽管偶尔会夸赞我书读得多，文笔成熟，但从作文分数来看，忽高忽低，并不稳定。

这种情况的改变始于我第一次高考失利。从决定复读的那一刻起，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分数。

分数写在规则里。我以前执拗地认为，学习的喜悦在于获得新知，应该更注重过程，而非结果，但现实就是这么残忍：没有人会为你的过程打分。对我来说，高考变成了一场上分游戏，一切必须围绕得分展开。

作文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我再怎么努力，数学最多也就130多分，题目难的话，可能只有110分。所以，我必须“扬长避短”，作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秘密武器。

我尝试过很多种文体、写法，反复研读过很多高考满分作文，最终发现最容易得分的是议论文——也就是大家群嘲的“八股文”。议论文分数能稳定在42分到45分，但突破很难。一些得分点也明晰起来，比如，引用的例子要丰富，适当加入罕见的成语和生僻词语，但不能用太多，不然反而扣分。

真正让我心中有一张明确得分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一位名师。当时，网课开始流行，我妈给我买了一套。

这位老师从评卷人的角度出发，把作文评分标准划分得更加清楚了。他说，评卷人从4个维度看一篇作文：文笔（词汇量、语感、修辞手法），结构（文章总体结构清晰，比如总分总，总分或者倒叙、插叙等），逻辑（例子是否能支撑观点），以及深度（能体现积累、阅读面和思考深度，比如例子的独特性）。这4个维度不需要都达到，只要能把其中一项做到极致，其他几个维度没有明显缺陷，表现中上，基本就能得高分甚至满分。

这个“套路”解析让我豁然开朗，也成了我得分实验的指导。

我的优势和缺陷都很明显：每个维度我都能做得不错，但总体又很平庸，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权衡之下，我决定把深度这个维度朝极致发展，文笔其次，视命题调整。

2012年江西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有人说，不要老想着你没有什么，而是要想想你拥有什么;也有人说，不要老想着你拥有什么，要想到你没有什么。对上述说法，你有何感悟和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自古套路得人心

我到底写了什么？

在得知自己作文满分后，我几次努力回忆文章内容，却总以失败告终。但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击中了哪些得分点：首段第一句话就点出文章中心，“人应当知足，寻求内心的平静”，后面跟着一大串排比句，夹杂着引用的古诗词和名人名言，接下来的段落，是并列递进关系，每一段都是论点加例子式，论点一段比一段“深入”，从浅显的日常大道理，最后直击“与自我和解，寻求内心平静”，首尾呼应。

作为“套路党”，只要是市面上真正的满分作文，我都拆解过无数次。我印象最深的是，福建省2011年的满分作文《热爱诞下创造的婴孩》。我第一次读时有惊艳之感，觉得标题太独特了，过目不忘。该文以法国作家纪德的金句开头，整体语言流畅，素材丰富，1000字左右的文章里引用了14个名人的名言或者事例，有常见的袁隆平、爱因斯坦、凡·高、贝多芬，也有对中学生来说有些陌生的桑塔格，还有当时最红的乔布斯。在我眼中，这篇文章全是人物例子、引用名人名言、并列递进这样的得分點。

现在，27岁的我再读这篇作文时，脑海里剩下的只有疑惑：作文标题是不是有语病？为什么车轱辘话要来回说？

2020年在网络上热议的浙江省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我也拜读了。老实说，很多字我也不知道怎么读。但好笑的是，我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孜孜矻矻、婞直、振翮、祛魅……有文言文，有舶来词，总之，在我眼里还是套路。

说它是套路，是因为我也这么干过。我的摘录本上满是这类生僻词，很多我已经忘记怎么读——因为口语中根本不会使用。但我会写、会用，并且牢记着一个原则：这类词语，一篇文章中使用绝对不要超过10个。

这和评卷机制有关系。评卷老师不止一个，虽然最后拍板的是阅卷组组长，但要考虑到“大众口味”——只有在评卷老师给出满分，或者两位评卷老师给出的分数差距太大的情况下，阅卷组组长才会出马。最稳妥的情况是，评卷老师都愿意给你高分，阅卷组组长再顺水推舟给分。

偶尔几个生僻词能给阅卷老师火花迸溅的感觉，但用多了，一是阅卷老师看不懂，也没时间查，最后可能只给一个安全的平均分数，免去复议的麻烦，二是阅卷老师可能认为超出高中生阅读水平，怀疑文章是抄袭而来。

《生活在树上》的作者引用的卡尔维诺、马克斯·韦伯、陈年喜，切斯瓦夫·米沃什，对中学生来说都不算常见。这也是我之前下了大功夫的地方。不是说常见的人物不能引用，比如苏轼，你能找出他不为人知的故事，或是罕见的诗词，也可以加分。反之，虽然不减分，但也不可能脱颖而出。

当然，我这么强调套路，并不是否认满分作文背后考生的付出和积累。

“四维度”写作法，其实我告诉过很多人，但大家都是似懂非懂的样子。在大众认知里，语文其实是非常不值得花时间的，因为投入大、收益小，不像英语、数学那样，题做得够多，就能得高分。语文需要不停地阅读摄入、背诵记忆和活学活用。比如，你背了许多人物事例，但不知道怎么用，甚至用错、逻辑不通，那就适得其反了。

懂得了套路，却失去了快乐

分数是能给人带来刺激的。看到越来越高、越来越稳定的语文分数，我的焦虑情绪缓解了许多。

但另一方面，我陷入了一种扭曲的状态。到了备考后期，我已经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正常看书、享受阅读了。我看书是为了圈金句，找事例，学句式，抄修辞，最终脑袋空空，只记得碎片一般的素材，完全记不得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

这种扭曲甚至持续到大学。我仍旧保持着“素材收集式”的阅读方式，大学同学称赞我“视野广、有才华”“不愧为语文状元”。但我清楚地知道，我还是在重复过去的套路。我骗过了阅卷老师，骗过了同学，但骗不过自己。

我享受过阅读带来的快乐。我还记得，在还没有疯狂实践套路时的十一假期，我拿出看了三四遍的《百年孤独》，坐在窄窄的木板床上朗读。文字太美了，干净、神圣，我感到自己被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震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泪流满面。

更早的时候，在被窝里、课桌下、书架下，我如饥似渴地翻动书页，神游四方。我有位很好的男性朋友，初中时我们是同桌，但很少说话。我们的交流方式是互换书籍，把感想、书摘写在小纸条上传递。我们班那时候还有一个本子，在文学爱好者之间流动，大家把自己创作的文章、故事写在上面，其他人也可以把评论和建议写在上面。

在我10多年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宜春文联的一位作家。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参加过他办的作文班。他带我们春游，让我们躺在地上感受泥土的香味、野花野草的清香。

他的写作训练也很好玩，像是文字版的表演课。课堂上，他临时给出几个场景，比如“赌徒得知自己彩票中奖”“亡命之徒躲过警察追捕”，让我们现场写一两个片段。

他也很喜欢我。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他主编的杂志上，稿费10元。那是一篇散文，具体内容我記不太清了，只记得我担心没人在乎小学生的作文时，他说：“孩童的纯真，不等于幼稚。”

小学毕业后，我没有再去他的作文班上课。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碰见他，他很惊喜，说愿意继续向我约稿，并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没有打过那个电话。但是，我在继续为自己而写——小说、诗歌、日记……创作过程给我带来巨大的欢愉。

深陷套路、作茧自缚的我，慢慢找回了阅读的快乐，但再也找不回创作的欢愉。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法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套路留下的那种矫揉造作。我开始厌恶故作姿态的引用、自以为是的论述和空无一物的表达。我选择回到起点，以最平实、最简单的文字去表达。

我其实不反对高考作文的评判标准，它确实能刺激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哪怕是素材收集式的，也强过一字不读。我也不反对钻研套路，谁不想得高分呢？我忧虑的是，在这套标准下，学生真的能学会写作、享受写作吗？

（秦笑贤摘自微信公众号“Vista成长实验室”，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