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镭

历史上有一些打入国民党内部、多重身份的红色特工，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其中就有一位工作出色却鲜为人知的教授范纪曼。他在美术、戏剧、诗歌等方面都有造诣，也曾在北平、上海、南京三地从事情报工作，甚至代理过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北平站站长。范纪曼曾经长期被误解，而今天可以从档案史料中追踪到他的足迹，印证补充当事人的回忆。

参加大革命和学生救亡运动

范纪曼（原名范贤才，曾用范行、范贤本、范纪美、江汰洁等名）1906年出生在四川梁山县，早年就读于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昌与国民党右派军队作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回四川开展地下活动，1928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一年。1930年初被党组织派往上海法租界担任交通员，5月被捕，后因证据不足交保出狱。1930年秋，范纪曼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主修舞台美术，后转入该校的俄文法政学院，逐渐掌握英、俄、德、日四门外语，并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

范纪曼此时已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活动，因上海党组织严重破坏，他未恢复原组织关系。时任东城区委书记的冀丕扬回忆，河北省委1931年召开北平、天津、唐山三地联席会议，就是在范纪曼的宿舍里[1]。他求学期间的一次重要革命活动是参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的全过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口头表示抗日，却没有立即行动，终于在12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请愿示威事件。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1931年北平政府密令记录了蒋介石给张学良的电文，饬令“不听劝阻，宁可停车，不予通行，以免效尤”[2]。请愿学生在车站滞留三天后终获放行，有2000多人前往南京，会同其他请愿者在15日、17日冲击了国民党中央总部等机关，遭到军警镇压，即珍珠桥惨案，蒋介石第二次宣布下野。范纪曼是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和南下请愿的组织者之一。北平《益世报》11月9日报道，北平抗日学联选出范纪曼等5人赴南京参加全国学联会；12月25日的新闻《示威团将追悼在京死难同学》列举了被打伤的北平学生，其中就有范纪曼。此后他仍负责抗日学联工作，1932年1月10日的《时事新报》报道了各省抗日学联举行联席会议，范纪曼为北平三名代表之一。

抗战时期的多面情报工作

范纪曼在北平大学就读的后期，成为苏联红军远东情报局和国民党复兴社成员，1940年以后又打入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在抗战中做出过重要贡献。1931至1934年，白色恐怖严重，北平地下党活动处于低潮。范纪曼1934年经北方左联成员刘尊棋介绍，认识了《大晚报》驻平津记者刘一樵（柳忆遥），后者的真实身份是苏联远东情报组织的骨干。该组织由特工佐尔格在1930年建立，不以党组织关系开展活动，以免成员受到牵连，对内只称共产国际下属机构[3]。这一组织与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共中央特科定期联系，为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提供过重要情报[4]。范纪曼加入后的任务是翻译日军在华活动的日文情报、东北沦陷区抗日力量情况等资料。

这一时期，范纪曼偶然结识了复兴社北平站站长陳恭澍。陈恭澍1980年在台北出版的回忆录中曾写道，1933年他邀请范纪曼担任通信员，范后来提供的是“日本在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阴谋，国际间对日军侵略中国的交换了解等高级情报”[5]。北平站刚建立不久，诛杀汉奸的能力强、搜集情报的能力弱，对范纪曼十分倚重，但后者从不透露消息真实来源。陈恭澍与其上级郑介民商议后决定不深究来源，抗日的前提决定了双方都没有损失。1934年秋，范纪曼在陈的帮助下，以表兄弟之名救出了被国民党抓捕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

1934年12月，北平站出现工作失误，陈恭澍畏罪出走，原有骨干全部调离，由范纪曼代理北平站（北平区第一站）站长。台北“国史馆”档案中由戴笠提交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拟请增薪人员名册上有“范行”的名字，但他次年就脱离了军统。1939年，被重新启用的陈恭澍在上海再遇范纪曼，希望恢复合作。范纪曼称这几年在意大利留学，真实情况则是他参加了莫斯科第四届国际戏剧节并接受培训，回上海后以开旧书店作掩护搜集情报，上级仍为刘一樵，后者此时在共产国际“太平洋赤色总工会”工作[6]。

范纪曼曾用笔名“劳曼”在1936年《电影戏剧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文章《苏联戏剧节杂写》，还用同一笔名在《译文》《月报》《光化》等刊物发表了多篇介绍苏俄文学的文章，用其他笔名在《新流》《诗歌丛刊》《艺潮》等刊物上发表诗作和译诗，包括普希金写给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普式契纳的诗。著名抗战诗人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自序中引用了他译的《在新卡尔加斯基的草原上》。1937年，劳曼在《军事知识》创刊号发表文章总结游击战的战术和意义：“就是我们在晋北的抗战，平型关、朔县、平鲁等地的收复，主要原因大半在于第八路军在战略运用优良的游击战术”“使整个由大同退败下来之晋北战局，得以作强有力之挽回，而开始从容准备反攻获得极大的胜利……”[7]

今天从这些匿名文章中不难看出范纪曼的政治背景，但此时陈恭澍并不完全知情，只判断范纪曼不是上海地下党成员。1938年至1940年间，苏联红军与国民党情报部门曾短暂合作，但与远东局、军统属于另一套系统。陈恭澍1940年末被汪伪政权抓捕后，栖身于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因此范纪曼又成了后者的成员。陈在回忆录中说，“梅机关”领导人中岛信一并不熟悉情报战，“范行本人在他某一背景的指示下，狠狠地动过计谋，因而导致日本在太平洋的某些军事行动上吃了不少的亏。有何为证呢？抗战胜利后，某一西方民主国家曾‘赠予范行个人一枚‘奖章，以为酬庸”[8]。范纪曼的秘密破坏几乎是陈恭澍变节后唯一可称道的正面贡献。据范纪曼夫人彭雅萝回忆，范与陈的三次合作都是与上级商量后的行动。这期间，范纪曼夫妇用书店和自己家多次掩护刘鹤孔的地下电台。[9]1942年，范纪曼经人举荐担任南京中央大学育训主任，次年因支持学生运动引起日军怀疑，被迫返回上海。

抗战胜利后的活动

抗战胜利后，范纪曼先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和美国新闻处图书馆工作，又通过潜伏人员张子羽的关系进入国防部二厅，担任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利用职务之便继续搜集情报，很多直接交给了地下党[10]。这一时期，他名下有一家“太平洋渔业公司”，曾掩护张子羽乘船出逃，还参与营救另一情报人员即被捕的原东北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杨树田。但他的上级刘一樵调离上海后音讯全无，再没有找到。1949年3月，范纪曼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看守所，由于他军衔较高、叛徒对他过去的情况不了解，管制较松。4月19日，范纪曼在狱友周黎杨的帮助下越墙逃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纪曼在上海戏剧学院讲授舞台美术。1955年受冤案牵连入狱，被判刑20年。1975年，范纪曼出狱，1980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1984年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和应有的待遇。1990年去世。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冀丕扬.我在北平10年[M]//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1：25.

[2]北平市市教育局市政府关于制止各路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和取消援马抗日救国团给市、私立中等学校的密令，档案号：J004-002-00495，北京市档案馆藏.

[3]刘进中.他是国际主义的英勇战士[J]//山西文史资料，1992（2）：25.

[4]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113，328.

[5]陈恭澍.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2[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31.

[6]刘尊棋.从东京归来[J].群言，1987（7）：35

[7]范纪曼.简论游击战[J].军事知识，1937（1）：2-3.

[8]陳恭澍.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3[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307.

[9]彭雅萝，陈正卿.一生传奇曲折、百折不挠的范纪曼[M]//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都会遗踪3.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174-183.

[10]顾振辉.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338.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