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佑 淋，余 珮 珩,2，李 志 刚，王 静，陈 奕 云,5*

(1.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2.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香港999077；3.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4.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5.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剑桥 CB3 9DT)

0 引言

城市绿地作为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1，2]，不仅是居民社会交往、休闲观光和健身锻炼的重要场所[3]，还能提供降尘减噪、促进空气流通、改善空气质量等生态系统服务[4-6]，对新冠疫情防控下的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早期快速城市化背景下[7，8]，资源供需匹配关系的巨大矛盾制约着居民享有绿地资源公平性。城市再开发过程中，绿地改造引起的绅士化现象[9]甚至会造成社会群体的空间隔离与居住分异[10-12]。城市绿地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供需矛盾，损害了部分居民群体的权益[13，14]，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利于健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公平(environmental equity)概念起源于美国反对黑人社区垃圾堆放的民权运动[15]，早期研究关注环境污染的分布差异，后期强调生态资源的空间均衡[16]，着眼于环境资源配置的公平性[17]。近年来，关于绿地环境公平的研究主要围绕绿地空间配置的均等化，在立足绿地的可达性、区位分布、规模质量、人口匹配和服务面积的基础上，通过公园服务覆盖率、服务重叠率和人均享有可达公园面积等指标，对绿地的服务水平展开综合评价[18-20]。然而，传统的环境公平局限于绿地本底服务的供给公平性，忽视了使用者社会需求的差异[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