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琳琳 黄宇彬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2013年以来随着治理理论在我国全面推行，加快完成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成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目标。[1]2020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式纳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当今社会与技术转型背景下，由档案管理转向档案治理，意味着管理主体、过程、内容、手段及目的匹配形成多维变革，[2]即突破原有档案管理由国家本位理念，转向治理模式下的社会本位。参与主体也应由原先单一的档案部门转向档案部门、社会组织及公民，打破原有单向管理，允许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突破档案管理服务仅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事务，拓展至社会团体、组织及个人档案事务。由于起步较晚且“档案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宏观背景下的全新概念，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概念的辨析、实施必要性的论证上；对于具体实施路径的相关研究较少。[3]在当前档案资源及利益配置多元的环境下，社会各方参与档案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加。尊重参与方的主体地位，彰显多方协同治理价值，建构多元参与的档案治理模式已成为国家治理背景下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方向与着力点。[4]研究拟结合近10年来我国档案治理理论和档案事业发展现状，从基本概念、参与方及其关系，主体权责分析，探讨我国档案治理社会参与理论模式，以期深化档案治理理论，推动我国档案治理实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