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辉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新媒体;小叙事;小人物;片段式

以网络和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无处不在，新媒体技术正在赋能其他产业，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主旋律电影作为我国电影的主流形态之一，主要指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也包括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美好人性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于2019年国庆档上映，电影票房仅7天时间即突破20亿元，刷新了同期票房的历史纪录。[1]作为一部典型的主旋律电影，其叙述视角、人物设置、形式特征都与新媒体叙事技巧与策略契合，而与传统主旋律电影产生背离，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电影美学。从新媒体叙事的视角出发，审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主旋律电影带来的突破和挑战，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一、小叙事：叙事视角的转变与挑战

“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创作热潮且逐渐呈现出商业化、市场化的特点。主旋律电影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所以愈加追求立场鲜明的主题，激扬奋进的情感，阔大宏伟的场景，宏大叙事便成最常见的叙事风格。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表达了民众为祖国做奉献、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情感主题，是主旋律电影典型的情感取向，但宏大主题却以“小叙事”的叙事风格呈现。所谓“小叙事”，是与宏大叙事相对而言，主要体现在摒弃高昂的叙事姿态和宏大的历史主题，注重个人化叙事而拒绝集体化叙事，更侧重于叙事的个性化和民间化。电影中的7个故事巧妙选择了历史瞬间，借助普通民众的经历唤起全民记忆，讲述的都是个性化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7个短片以极具个性的拍摄手法和表现风格，对每个故事情节展开细致入微的描述，摒弃生硬煽情，追求与观众形成共情共感，强化了电影的感染力。

在新媒体时代，自媒体的兴起、短视频的热潮，娱乐化、碎片化的潮流，催发了个体叙事的泛滥，“小叙事”逐渐占据了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要位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叙事艺术已经呈现出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的端倪。有学者在研究当时的文学叙事时已经指出，“宏大的历史叙事已经很难在当代小说中出现，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小人物、小叙事、小感觉构成了小说的基调”[2]。伴随着新媒体传播带来的碎片化、娱乐化，“小叙事”的风格必然会出现在主旋律电影中。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起，主旋律电影呈现出明显的“泛情化”、平民化的趋势，宏大叙事逐渐退隐，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存且相互交融的局面。[3]

从电影艺术层面来看，宏大叙事容易使主旋律电影陷入一定程度的表达困境：保持着较高的文化姿态而易于疏离日常生活;书写宏观深邃的浪漫传奇而削弱观影的真实感;以革命领袖或英模人物为主人公而陷于人物形象的单一。“小叙事”为主旋律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叙事风格，增添了电影叙事的柔软性和主题的温暖度。但颇为吊诡的是，“小叙事”消解了主旋律电影主题表达的强度和烈度，具体表现在：主旋律电影需要鲜明的历史探索意识和强烈的情感冲击力，这是其价值追求所赋予的基本特征;但“小叙事”却弱化历史背景而突出个人的悲欢离合，将历史的共性主题表达转为个体的私密情感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题表达的纯粹性。所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每个故事都衍生出自身的情感指向，如《相遇》中凄美而无奈的爱情、《夺冠》中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童真稚嫩、《北京你好》中轻松诙谐的北京风情，每个片段都是一个意义丛生的叙事单元。“小叙事”增强了电影叙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但提出的挑战也值得警醒。

二、小人物：故事人物的转换与平衡

主旋律电影立足于展示宏伟阔大的情感主题，激发观众崇高的精神信仰。《我和我的祖国》是具有非常强烈的主旋律意识的电影题目，寄寓着一个宏大主题的谋划与构思。电影共包括7个独立故事，每个故事都依附一个重大历史时刻或者历史事件：《前夜》是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前夜;《相遇》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夺冠》是中国女排夺冠，中华体育健儿傲立世界之巅;《回归》是香港回归，祖国统一;《北京你好》是北京奥运会;《白昼流星》是脱贫攻坚和载人航天的伟大事业;《护航》是国庆阅兵。电影主创者精心选择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性经典时刻，表达了对祖国的敬意与热爱。

一般而言，主旋律电影致力于塑造革命英雄主义色彩浓郁的人物。早在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中，常常集合人们共性中的优秀特质，“打造出了一个个具有‘传奇化色彩的英雄形象”。[4]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兴起后，人物形象塑造上更加贴近现实，更注重细节呈现，但英雄人物依然占据主流。比如《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建军大业》（2017年）组成的“建国三部曲”系列。但是，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主人公不是伟大奇迹的缔造者，而是普通大众中的小人物。无论是葛优饰演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还是任达华饰演的香港修表匠，或是黄渤饰演的工程师，都不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是生活在你我身边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经历悲欢离合的普通人。电影通过这些小人物的生活，讲述他们中有意义的人生片段，使那些重大历史时刻和高尚情感主题充满温情。《前夜》中，林治远克服种种困难，目的是为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顺利升起;《相遇》中，因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保密性，高远坚决拒绝了爱人的相认;《夺冠》中，小男孩冬冬帮助邻居收看女排比赛，而错过了和好朋友的告别;《回归》中的修表匠为了报恩而坚守于职业;《北京你好》中的出租车司机出于悲悯而将奥运会门票转让給四川小孩;《白昼流星》的兄弟俩出于对老人的感激之情和祖国的自豪感而改过自新;《护航》中的女飞行员舍“小我”成“大我”，心甘情愿地成为“备飞”飞行员。电影在历史书写与人物刻画之间进行了精巧的衔接，把历史的凝重感与个人生活的细腻感巧妙融合，借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展示出了宏大的情感主题。

在新媒体时代，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独特的“一个”，是唯一的社会存在。网络空间的公共性、开放性、便捷性赋予了每个参与者表达自我的特权，尤其是伴随着网络短视频的兴起，“小人物”的生活图景正成为新媒体叙事的重要内容。《我和我的祖国》选取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时刻呈现宏大主题，该如何讲得生动感人，如何赢得电影市场的认可？这让电影主创者苦苦思索，最终在明确“全民记忆、历史瞬间、迎头相撞”的主旨后，题材选择了与普通中国人相撞的家国历史。电影主创者从小角度切入、用小人物呈现大历史，从普通人的具体精神体验出发，巧妙地融入了家国情怀，赋予了历史温暖人心的热度，唤醒了集体记忆中的感动。

主旋律电影要兼顾美学与历史两个向度：一方面要走向市场，用电影的艺术魅力吸引观众、感染观众;另一方面还要呈现出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和对崇高情感的无限追求。在传统主旋律电影中，一度过于强调影片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价值，塑造出的是完美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英雄人物，很难在当下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我和我的祖国》以普通人或小人物视角切入，拉近了电影宏大主题和观众的心理距离，使情感更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小人物难以具备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社会大局的整体把控，其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大时代、大事件存在一定距离，同时难以呈现英雄人物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洒脱豪迈，也难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阔大胸怀。当电影将镜头对准小人物时，必然会对重要历史事件和经典历史时刻产生疏离感，难以充分展现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和英雄人物的无限魅力。作为主旋律影片，必须迎合普通民众的民族情感需要，激发起受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归属感。如何在主旋律的历史感和小人物的亲切感之间找到平衡点，依然是主旋律电影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片段式：线性叙事的背离与重构

电影是叙事的艺术。一般来讲，电影多采用闭环式的叙事结构，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通过曲折生动的讲述吸引观众。古典模式是至今最流行的故事组织方式，强调戏剧的统一性、可信的动机和前后的一贯性。[5]与以往主旋律电影追求的线性叙事不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短片集，整体构成了较为少见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是我国电影史上的创举。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采用了片段式的结构模式，7个故事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每个片段都具有独立的时代背景、独立的人物体系、独立的故事情节、独立的表现风格。7个电影片段凝结着7位导演的心血，出色的导演团队集聚了一批灿烂夺目的明星，如黄渤、宋佳、雷佳音等。除了优秀的主创团队，精益求精的制作品质也越发增强了电影的表现力。在短片《白昼流星》中，导演陈凯歌邀请了当时的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参与拍摄，宇航服也是当年穿过的，从细节上还原神舟十一号着陆的真实场景。剧组调用戈壁滩工作车、道具车加上军车共百余辆，在浩浩荡荡的戈壁上还原出激动人心的重大历史时刻。[6]毫无疑问，电影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艺术精品，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带给观众新鲜的观影感受。

电影采用的片段式结构，与新媒体时代网络短视频呈现出相似的美学特征和表达效果。伴随着移动网络和手机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短视频的趣味性、碎片化特征以及用户在移动端上的使用习惯，使得短视频越来越成为受众青睐的文化、信息载体。[7]这种新型的社交媒介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受众的休闲习惯，成为人们日常娱乐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事实上，贴近时代、走向市场一直是主旋律电影的发展趋向。“建国三部曲”系列、《智取威虎山》等传统主旋律电影在演员阵容、宣发策略上采用了一系列的商业化运作，象征着主旋律电影与市场需求走向融合;电影《集结号》虽是军事题材却关注战争中的小人物，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贺岁大片;电影《湄公河行动》《战狼》在保持主旋律电影特质的同时，又具备军事动作大片的市场魅力，显示出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融合。在《我和我的祖国》中7个故事片段的视觉体验，极类似于网络上浏览微视频的感觉，实现了与新媒体叙事的巧妙融合;每个短片在有限的时间内调动所有的表达手法和技巧，把情感推向高潮后戛然而止，留给观众强烈的情感冲击力。7个故事片段的快速切换，改变了电影观众原有的期待视野，推动他们快速地从一个场景转向另一个场景，消解了情节拖沓时可能产生的倦怠感，增添了观看电影时的好奇感和满足感。

新媒体时代的短视频传播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传播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新闻传播为例，在传统叙事中，受众是被动地接收既定的事实与意义，其叙事框架是确定且可以控制的;但是短视频叙事传递的是信息的某一个侧面或者片段，受众每时每刻面对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事实与意义都是流动的、当下的、不确定的，信息的传播更容易裹挟情绪，舆论传播之中很可能失焦。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片段式结构模式，是对传统电影线性叙事模式的背离，同时也是对主旋律电影叙事模式的重构。如同网络短视频一样，这样的电影叙事模式因为缺少足够的表达时間和思考空间，在表达深刻的思想主题方面存在局限。仔细品味，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叙事结构虽是创举，但每一个片段叙事风格、美学特征各不相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断裂感。对于观众而言，有的喜欢《北京你好》的轻松幽默，有的喜欢《夺冠》的纯真童趣，有的喜欢《相遇》的朴实深沉，有的喜欢《护航》的激昂豪迈，有的喜欢《白昼流星》的诗意盎然，这体现出了电影短片风格的不一致带给观众不同的观影体验。

作为主旋律电影的《我和我的祖国》，流量与能量兼备，口味与口碑俱佳，顺应了新媒体时代的叙事潮流，实现了艺术追求与市场效益的双赢。这种在既有美学规范基础上实现艺术突破的作品，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边界与美学规范，是对主旋律电影叙事的重新诠释和成功创新。面对新媒体时代，主旋律电影应当吸纳新的技术和技巧，勇于突破，直面挑战，释放主旋律电影的价值魅力，推进主旋律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0年度一般课题“新媒体语境下高等院校文学经典教育研究”（课题批准号2020YB03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盛玉雷.在大历史中感受爱国力量[N].人民日报，2019-10-15（5）.

[2]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J].文艺争鸣，2005（1）：1-3.

[3]陈旭光，刘祎祎.中国电影观念流变70年[N].社会科学报，2019-09-26（6）.

[4]王谦.新中国早期电影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播[J].新闻爱好者，2020（11）：65-68.

[5]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298.

[6]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曝“白昼流星”预告[EB/OL].（2019-08-08）[2021-03-21]http：//www.xinhuanet.com/ent/2019-08/08/c_1124850221.htm

[7]陈建萍.短视频文本国际传播的修辞学认同分析：以李子柒短视频文本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0（10）：36-39.

（作者为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