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在鲁迅看来，中国要在与世界列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激越变革的时代，既有亡国的危险，又有破茧新生的希望。西方资本主义的肆意扩张，将中国逼到了背水临渊的绝境，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打算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设计一套背水一战、临渊一跃的方案，从而在世界文明的競争中胜出。从龚自珍提出“自改革”开始，到20世纪初，已经过去整整100年，其间经历的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虽都已烟消云散，但足以刺激后来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思想先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思路。针对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言必称“希腊”，视西方文明为神灵，以为只要拿来，定能生效的风尚，他冷静地看到：这是“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他认为，要纠正这种偏颇，只能从两方面入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他所谓重个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利己主义，而是张扬人的个性，觉悟人的尊严，确立自我意识，学会独立思考。人所以立，这是基本条件。但他看到，社会流弊所至，往往是“夷峻而不湮卑”，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常常没有生存空间，结果是“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创新文化的可能因此变得微乎其微。他特别指出：“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