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

一九三三年八月末，广州市的一个炎热郁闷的下午，我随《广州文艺》的创办人欧阳山悄悄钻进一艘开往上海的货轮里。我们伏在舱下，经过两小时的神经紧张的等待（货轮开出前的例行检查）之后，我们便和生猪、咸果等货物一起，经过三天多的航程，到达了上海。当时乘这样的货轮，不仅票价（其实没有票）便宜，最重要的还是由于安全。因为我们办的《广州文艺》被列为“危险”刊物查封了。欧阳山已被陈济棠政府列上要缉捕的黑名单。我和我校的教员何干之也上了黑名单。因此，欧阳山和我便被迫秘密离开广州，逃亡上海。

船出海了，我们可以走上甲板，自由地呼吸。大自然对逃亡者一视同仁，慷慨地给予我们瑰丽雄伟的景色，使我这个视野狭小的姑娘，眼界顿然开阔，贪婪地送迎着日落和日出。这时我的心情，与其说惊魂甫定，不如说充满新奇的浪漫主义的情调：又是革命，又是恋爱;又要冒险，却奔向更大的光明。回首遥望隐没在地平线下的故土，另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我哪里会想到，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

严格的纪律教育

到了上海，由欧阳山的朋友韩起的介绍，我们申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经过审查，便被批准了。我到上海之后，困难很大。第一，语言不通。我这个广东人只会讲两句蹩脚的普通话，上海话一句也听不懂。第二，不认得路。我很长时间因之不能一个人活动。但革命工作不能等待啊，我只好苦练普通话和上海话。

加入“左联”后，给我编组过组织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