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辰

摘 要：宋伯胤（1921—2009），陕西耀县人，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毕生致力于我国文博事业的研究和建设。宋伯胤先生提出通过学校实现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呼吁建设行业博物馆，独创的四部四项十进位分类法等思想遗产，至今仍令学界受益匪浅。而宋先生扎实严谨的学风、广阔的研究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则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崇。

关键词：宋伯胤;博物馆学;教育;藏品管理

宋伯胤先生，1921年生于陕西耀县，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入职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筹备处古物编目室，历任南京博物院设计组组长、陈列部副主任、保管部主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等职务。宋先生一生致力于我国文博事业，著有专著14部，专论近300篇，学术研究成果共约300万字，在考古学、博物馆学、古陶瓷研究、民族学、石窟造像、画像石等领域均有建树，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2009年宋伯胤先生被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总结宋伯胤先生在博物馆学研究上的贡献，需要首先明确博物馆学的研究内容。博物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内容可简单概括为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两方面。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探讨博物馆的定义、原理、职能、作用等，用以从根本上指导博物馆的实际工作。基础理论贯穿于博物馆工作的始终，规定着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同时理论研究还包括对博物馆发展规律的探寻，即通过研究各个国家或地区博物馆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发展经验、寻求发展契机。博物馆学实践内容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对“物”和“人”的研究。具体地说，对“物”的研究主要包括藏品的获取、编目、保管、修复，展陈的设计组织，公众活动的开展等实际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对“人”的研究就是指对博物馆观众的研究，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对观众了解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彻，展览就越有针对性，展陈的效果就越显著。

关于宋伯胤先生在博物馆研究方面的贡献，王宏钧、张文立、韩金科等已有过中肯的评价，如每一课题的探讨都显示出先生“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风和广博的学识，闪烁着不少真知灼见”。因此本文仅选取宋伯胤先生最具先进性、代表性的见解试做论述。

1 基础理论研究

1.1 强调博物馆应在学校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宋伯胤先生非常重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在数篇文章中多次强调博物馆“最根本的职能是教育”。但每個观众的学历和素质不同，知识储备与经历也不一样，怎样才能让博物馆的教育功效在整体上最大化的实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据此，先生创造性地提出“学校教育是博物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即让博物馆在学校教育中实现其一部分教育职能。学校与博物馆都是进行智力投资的科学教育机构，目的都是开拓智力、培养人才，二者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怎样通过学校来实现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宋先生提出了八点具体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提供实物教育，即以实物材料为基础，利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和艺术手法，引导观众进行形象思维活动。但这对博物馆来说，并不等于只是消极地把展品摆放出来。宋伯胤先生强调，要想使学生获取更多的知识，情感上产生共鸣，就必须“与学校密切合作，认真组织学生的参观”②。要调查研究学生们的具体要求和心理状态，要充分了解书本内容，看哪些是博物馆展出的材料可以证明的，哪些是要由实物来补充的，哪些是书本上的重点内容需要用实物来加深并巩固的。另外，在这一方面宋先生还提出“在参观时间和引导讲解方面，博物馆要给学校以最大的方便”，由此也能看出先生的细致。总之，提供实物教育，讲解内容不能离开书本，也不能重复课堂教学，而是要用博物馆的一件件实物，回答学生们的问题，加深学生们的理解，并力求在学校之外使学生受到教育。

第二方面是提供实践教育，即“开辟教学作业室”与“组织历史教育旅行”。开辟教学作业室，目的是利用博物馆的实物材料，给学生创造一个看、想、做联系起来的手脑并用的环境。学生可以仿制泥塑人像和陶动物明器，学习刺绣和木雕，学习磨制各种石器和钻孔，学习结绳记事和钻木取火，还可以烧造陶器等。教育旅行是指组织学生做实地考察，以求证课本内容，受到美的熏陶，让学生能设身处地揣摩历史的脉搏，寻觅时代的脚印，从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与时下盛行的博物馆研学思路不谋而合，目的都在于启发同学们的科学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践精神。

第三方面是为学校开展科研提供条件，即“请进来”，主要是指在馆内设置参考研究室，为学校的学者研究提供实物材料和专业书籍。这样的研究室，虽然是为学校教师或科学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而设，但实际上它也是博物馆面向社会，提供实物资料，为科学研究服务的重大措施，而且它还有密切博物馆与学校以及科研机构关系的作用，可以为博物馆团结一批业务上的参谋和顾问。

第四方面是为学校博物馆和学校教学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即“走出去”。这些都是服务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所以在资料方面应有一般与专门、普及与提高的区别。应该从这种区别着眼，根据不同对象，供应他们各自需要的资料。同时，还可以请学校师生来馆，以帮助进行分类、陈列等工作作为交换条件。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已经愈发紧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在学校假期开展针对中小学生的夏令营、冬令营，充分利用独特的资源优势，取得了良好效果。高校博物馆方兴未艾，在校园文化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提倡建设专业博物馆

宋伯胤先生在博物馆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上的另一重要贡献便是对专业博物馆的构想，这对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提及“藏品”一词，更多指的是文物标本，而专业博物馆的收藏品往往与“文物”的概念相去甚远，所以专业博物馆的理论规划与建设都缺乏研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宋伯胤先生则指出，“二十世纪的博物馆藏品不应该只是热衷于古器物的搜求，而是要倾心致力于现代文明的溯源和寻根，让年轻一代在这座‘社会大学校里能够看到我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和规律，能够看到科学发现的逻辑和解释以及前人的科学实践和经验水平，从而使人获得知识、得到启迪、开发创造力，进一步索取新的财富”①，这是很有见地和前瞻性的。同时，宋先生也提出了他对专业博物馆建设的想法：应把专业博物馆办成观众参与理解型博物馆;馆址的选择应以原地、原址、原行业附近为好;建筑要因地、因人、因材而宜;应利用专业的特点，为观众创造新的展陈方式等。更有创造性的是，宋先生提出专业博物馆应附设专业咨询、传授、维修部门，为来馆参观的观众服务，密切博物馆和社会的关系。同时，这样的部门还可以进一步把它办成传授工艺、培养业余爱好者，并让观众自己动手的大学校。这样，人们在获得知识之余还能得到日常生活技能，把参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增加展陈的现实性。

近十几年，在地方政府和企事业领导的倡导下，我国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种规模不等的行业博物馆已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在保存珍贵的行业历史文化资料、促进旅游业繁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面对这种情景，我们不禁对先生超前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心生敬佩。

1.3 对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关注和研究

宋先生对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曾多次赴日本、苏联、墨西哥等地考察调研，发表了《“明治村”漫步—日本露天博物馆》《设立在贫民区的博物馆—访墨西哥城博物馆之家》《记日本几个陶瓷博物馆—濑户、唐津、备前》《参观乌克兰民族学与工艺博物馆手记》等介绍国外博物馆先进经验的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于各国博物馆的发展、新博物馆学思潮的关注甚少，这些文章的发表特别是对国外博物馆的推介，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为我国博物馆的发展革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2 应用理论研究

宋先生在博物馆学应用理论方面的贡献，最重要的当属他独创的四部四项十进位分类法，也被日本学者称作“宋氏分类法”。藏品管理对于博物馆而言是一项基础却十分重要的工作。就当时我国博物馆学研究的现状来说，在藏品管理上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分类法，缺乏藏品命名范则，没有制定出藏品科学编目法等，存在一系列问题。宋先生创立的四部四项分类法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所谓四部四项，是指这个分类法由四大部门和四个层次组成。四个层次依次为博物馆获得材料的途径、构成实物的各种原材料及其加工、材料的性质和用途、登记入藏的藏品，分别称为部、类、属、科，按照四个层次的不同即可将一件藏品准确分类入藏，并易于保管和检索。

四部四项分类法蕴含的进步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分类法注意到了藏品的范围和分类会随时间推移处于不停息的运动中。四部四项分类法将模型、仿复制品、拓本、摹本、图片等有形的间接材料及录音、录像等信息载体都纳入藏品分类中，没有被当时人们对藏品的普遍理解所限，而是注意到了收藏反映当代社会的材料，认识到这些应该是博物馆的收藏对象，而且在未来定会变成博物馆的主要收藏品之一。其次，四部四项分类法是以数码作为代号的，不仅可以提高博物馆工作效率，加速工作运转，缩短工作时间，而且更有利于将资料存入电脑内，推动博物馆的现代化管理，以促进博物馆藏品全国性统一管理的实现。最后，四部四项分类法便于检索和藏品分类保护。藏品分类的目的是按照不同属性为每一件藏品定位，从而便于保管者检索。四部四项分类法原则简单，易于熟悉，便于记忆，操作时可以做到像在图书馆里检索图书一样检索藏品，按质地分类，可以据此设立专门的库房，按类调节库房温湿度，对藏品保护大有裨益。

除四部四项分类法外，宋伯胤先生对博物馆的管理和陈列等方面都有很精辟的见解，如他将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分为收集整理、保管保养、展览传播、财物供给与环境管理四个系统，与科学研究贯穿始终。又如先生认为陈列本质是由三方面构成的，实物即是知识，知识即是力量，力量寓于内容，“借景”于形式①，三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些都对博物馆具体的工作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3 结语

宋伯胤先生对博物馆学研究的贡献，除了上述精辟看法外，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传达出的一种可贵的精神和态度，这比具体的见解更值得我们尊敬和推崇。这种精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浮躁的环境下扎实、细致、深入研究的态度;二是不故弄玄虚，研究成果尽量通俗易懂，以求更多人加入博物馆研究的樸实态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物馆事业迅速发展，从事博物馆研究的人数大大增加。尽管如此，在研究中明显存在着诸如缺乏创新、研究不深入、理论研究缺乏等问题，学术空气整体比较浮躁。在这种情况下，宋先生并没有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先生所著文章大多集中于同一个大的主题，没有游击之风;对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提出的许多宝贵的见解与构想，非常具有创新性，并没有做重复劳动。这样扎实研究的态度，其意义远远超出研究结果本身。而这种朴实的态度，则可从先生的文章中感受到。宋先生的文章很少有长篇大论，所用字句也不会让人觉得晦涩难懂。特别是像《博物馆文物保管员的一天》这样的小文章，可读性极强，在向读者介绍保管员工作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保管员一丝不苟认真工作的敬意，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十分动人。

台北故宫博物院陈媛女士曾说过：“宋先生服务博物馆四五十年，博物馆所有工作，从学术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到实物材料的整理、登记、保管、展览、讲解无不亲自参与，因此写出有关论文、专著甚多，为博物馆界所一致推崇。而先生常年埋首于博物馆，其精诚与业绩实为我辈之典范。”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后学对先生景仰的概括，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宋先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应不断揣摩、借鉴，而宋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自强不息的精神则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