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芷莹

摘 要： 在校外培训蓬勃发展与严格治理相伴而行的形势下，为提高我国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质量，成为学校教育更好的补充，通过问卷调查，基于1896份样本数据，归纳出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包括家庭校外培训参与率与投入、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内容及趋势和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形式。从中探寻我国家庭与校外培训消费的关系和我国家庭在校外培训机构“硬件设施、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培训收费和培训成效”五方面的选择偏好。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校外培训机构的功能和定位、加强校外培训市场的综合治理、优化校内教育教学等建议。

关键词： 校外培训 家庭 偏好 管理建议

一、研究背景

“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让我国民众对“读书成才”“教育改变命运”深信不疑。随着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得到改善，家庭相应地对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当资源的有限性使正规学校教育在某些方面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时，校外培训应运而生，在满足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和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69-78），一定程度上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2）（109-120）。此外，应试导向的考试和部分低质量的公立学校给校外培训的繁荣提供了沃土（3）（68-81）。近年来，许多地区出现了校外培训学生众多、学生投入时间长、培训低龄化、培训种类多样化、培训费用支出高的现象（4）（34-36）。

就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线下教育培训市场而言，目前我国校外培训机构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以新东方、好未来（原学而思）为代表的全国性教育培训机构，年营收大于50亿级别，校区遍布全国;第二梯队以学大教育、精锐教育等机构为代表的全国或区域性教育培训机构，营收在10亿—50亿元之间;第三梯队以高思教育、龙门教育等机构为代表的区域性教育培训机构，年营收规模在亿级到10亿级不等;第四梯队是规模庞大的单体或小规模培训机构/工作室或私人开办的有偿补习班。其中第一梯队“巨头机构”所占市场份额不足5%，而难以计数的小机构作坊占据校外培训的最大市场份额（5）（23）。校外培训领域存在学生、家长等需求方和教育机构、教师等供给方，以及受到影响的主流学校和承担监督者和制约者角色的政府部门，杨萌、薛海平（2020）认为应该从多方主体入手探究课外补习各方参与者的行动逻辑（6）（50-67）。鉴于此，本研究欲从需求侧出发，了解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探索家长对参与培训机构的态度偏好及权重，寻找优化校外培训机构的路径，以为提高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提出建议，也为主流学校的教学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首先，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教育”等主题进行文献阅读，并设计访谈提纲，以面谈或电话访谈的形式，依据理论饱和原则（Theoretical saturation），对30位拥有较高学历、在大中城市工作生活且子女在大中城市接受基础教育（从幼儿园至高中）的家长进行了1个小时左右的访谈。依据访谈得知的信息，结合相关文献，设计了针对学生家长的“校外培训机构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家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选择偏好三部分，家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选择偏好部分整体上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98，包括硬件设施、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培训收费和培训成效五个维度，各维度α信度系数分布在0.726～0.872，表明问卷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本研究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问卷的数据采用频数统计、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因素方差检验客观呈示不同家庭参与校外培训行为的情况和选择偏好。

（二）问卷样本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调查从2019年7月至9月，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96份，问卷回收率94.8%。其中，877位被调查者的子女参与校外培训并完成了“校外培训机构选择偏好问卷”。问卷调查对象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家长。其中学生母亲1479人，占比为78.01%，学生父亲427人，占比为21.99%。从地区分布看，樣本分布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十余省（自治区、直辖市），遍布大小城市、乡镇和农村。

从职业类型看，样本中有国家机关、党政部门工作人员（3.27%）、事业单位人员（17.19%）、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4.75%）、企业一般职员或工人（19.78%）、个体经营者（20.68%）、全职妈妈/爸爸（16.72%）、其他（17.62%）。从受教育程度看，样本中硕士及以上占比3.32%、本科占比22.15%、大专占比17.51%、高中或中职占比25%、初中占比26.37%、小学及以下占比5.64%。总体分布较均匀，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三、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

（一）家庭校外培训参与率与投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孩子参加过校外培训的样本家庭数为877户，占总样本的46.73%。同时，不同居住地区的家庭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不尽相同，总体呈现从“大城市-小城市-县城-乡镇-农村”逐步递减的趋势，详细见图1。

综合所有参加校外培训的家庭中孩子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2019年一年中（非假期时间），孩子们平均一周上2.398次校外培训课，最高家庭达到8次/周;平均培训时间共计为4.47小时/周，而最高家庭达到20小时/周;平均培训费用为9432.7元/年，最高家庭一年支出120，000元。

在寒假和暑假类长假期，有66.8%的受访家庭孩子参加1～2门校外培训课程，还有20.2%的受访家庭孩子参加3门校外培训课程，以及少数受访家庭孩子参加四门或五门及以上的校外培训课程。在金钱投入上，23.3%的家庭在孩子校外培训上花费在1000元及以下，投入1001元—3000元不等的家庭占比39.9%，金钱投入在3001元—5000元的占比13.6%，还有23.2%的家庭在孩子假期校外培训上投入超过5000元。可以看出，当今家庭对校外培训的总体参与度较高，投入较大。

且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意愿非常强度。49.3%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培训机构的收费略有上涨，我也要让孩子参加培训”，48.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机构的距离远近不会影响他们的意愿，还有31%的受访者对于“孩子的学习和成才离不开校外培训机构”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同意或非常同意）。

（二）家庭校外培训内容及其趋势

调查显示，学生选择频率比较高的培训项目包括英语（40.86%）、数学（37.36%）、书画类（36.46%）、舞蹈类（27.99%）和语文（25.4%）等，详见图2。下面分文化类（主课、副课）校外培训情况和兴趣类校外培训情况具体分析。

1.学生参加文化课的校外培训情况

调查显示1年级—9年级语文和数学校外培训情况呈现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小学三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小学低年级，两门科目主要教授基础知识，学生负担较轻。三年级之后，随着学习难度增加和英语学习的加入，部分家长为了孩子能够“打好基础”，将视线转向课外培训。第二，小学六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第二个高峰期，很多地区的家庭面临孩子小升初的焦虑，语文和数学作为考核科目之一，在经过四、五年级的回落之后，六年级学生对培训的需求开始增加，由于数学考核内容较为适合短期培训，参训比率（72.5%）远远高于语文（47.1%）。第三，为打好初中学习基础，初一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最高峰，随着物理、化学等科目的加入，有限课外时间被其他科目所分担，两门科目的培训热度均有所下降，但数学下降幅度远小于语文学科，依然是重要的校外补习内容，详细见图3。

英语不仅是我国必修课程，还是许多预备留学生的需要，英语校外培训既能满足学生的学业性需求，又能够满足学生的“发展性”需求，机构数量多、样式广。因此，随着年级的上升，英语培训需求持续增加，到六年级时有82.4%的学生参加英语校外培训，远高于语文（47.1%）和数学（72.5%）。初中阶段学生英语培训强度有所下降，但是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到了初三阶段，学生们为中考或出国做准备，英语校外培训强度再次提高。

此外，本研究还就初一至初三年级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政治、历史科目的校外培训趋势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理化生的培训需求相对大于政史地的培训需求，其中，在受访者家庭中孩子的物理培训需求明显较高，且在初中三年持续升高，初三年级达到最高峰（71.4%），同年，没有受访家庭为孩子补习政治、历史科目。原因主要是理科的思维量与文科相比相对较大，通过解题技巧与思路训练，可以实现成绩的提高。

2.学生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情况

兴趣特长类的校外培训整体趋势是，在幼儿园大班或小学中低年级达到高峰以后逐步下降。具体而言，体育类培训的波动幅度比较大，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三等年级都出现高峰，国家倡导的加强体育在更多地区得到了回应。书画和舞蹈等艺术类培训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在小学中高年级达到高峰以后逐步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伴随学年上升，学业压力增加，牺牲兴趣类课外培训时间完成课业学习和必修课程的校外培训难以避免。二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学生对于兴趣培养有了自己的规划，详细见图5。

3.文化类与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情况比较

为进一步呈现学生及其家庭对文化类与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的参与倾向，本研究选取小学1年级—6年级学生家长，调查其孩子参加文化类和兴趣特长类培训的情况，如表1。随着年级增长，必修文化科目校外培训热度逐步上升，兴趣特长类的培训波动下降。

（三）家庭校外培训形式

根据校外培训的规模，Kwok（2009）将校外培训分为一对一的辅导、小班化、中班化、大班化的讲座（7）（104-114）;根据授课形式，Ventura（2010）等人将其分为使用面对面教学、视频录制、互联网直播或其他形式（8）（59-68）。不同的培训模式会对学生的学习、老师的教学、培训成本及政府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9）（62-82）。由问卷调查可知，大多数家庭选择线下大班化（10人及以上）的培训形式（45.6%）和线下小班化（小于10人）的培训形式（35.7%），还有一部分家长考虑的时间及能力，为孩子选择了托管所（16.1%）。少数家长选择线上一对一、线下一对一、线上一对多以及上门家教（5.4%）等方式。另外，从访谈情况看，江浙地区家庭与中东部地区相比，更加倾向于一对一或者线下小班化教学，认为一方面“老师能够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及时回应和发现问题”，另一方面“有一两个学习伙伴，可以看到孩子学习过程中的优劣势”。

四、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影响因素和选择偏好

（一）我国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影响因素

第一，家庭收入影響孩子参与校外培训。本研究按照核心家庭（仅包括受访者和其配偶）的年收入，将样本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2万及以下）、中低收入家庭（2.1万—5万）、中等收入家庭（5.1万—10万）、中高收入家庭（10.1万—30万）、高收入家庭（30.1万—50万）、较高收入家庭（51万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在孩子是否参加课外培训机构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23.871，p=0.000），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孩子参加培训的比例明显上升。具体而言，低收入家庭与较高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选择与中高收入、高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较高收入家庭;中高收入家庭与较高收入家庭在文化课（语数外等知识性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3.072，P<0.05），中低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在兴趣类（美术、体育、舞蹈等学习专长、培养情趣的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1.609，P<0.05）。

第二，家长受教育程度影响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研究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在孩子是否参加课外培训机构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21.975，p=0.000），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相应从30.2%提高至76.2%，详见图6。

具体而言，家长为初中学历的家庭与家长为大专和高中学历的家庭在文化课（语数外等知识性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1.533，P<0.05），家长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初中学历的家庭与家长为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家庭;家长为高中的家庭与家长为本科学历的家庭在兴趣类（美术、体育、舞蹈等学习专长、培养兴趣的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7.368，P<0.001）。以上结论与其他大量研究结论一致，即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越好、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度和支出水平越高。

（二）家庭对校外培训的选择偏好

本研究《校外培训机构选择偏好问卷》从硬件设施、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培训收费、培训成效五个部分设计，分别列出6项硬件设施指标;4项师资水平指标;4项教学质量指标;3项培训收费指标和3项培训成效指标，要求被试对每一项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其次，运用秩和运算法，先对回收的877份统计量表中每项指标中选择“非常重要”和“重要”两档的人数百分比并进行合计，对于人数合计百分比小于70%的指标予以剔除。经过统计，品牌（69.4%）、连锁经营（63.9%）、培训机构面积（42.3%）、课堂开放性（69.4%）、收费水平（39.6%）、收费周期（52.1%）及学员成绩（69.2%）提升效果7项指标的“重要”“非常重要”两档合计百分比分小于纳入标准，将其删除;其余13项指标的“重要”“非常重要”两档合计百分比达到纳入标准;由此得到优化后的家长选择校外培训机构倾向性指标。最后，利用秩可以定量地分析定性问题的特点，让所有专家对所有指标进行重要程度排序，再综合所有专家的排序确定指标权重（权重是某一因素或指标相对于某一事物的重要程度，在此处指相应指标对家长选择培训机构的影响程度，即家长在选择培训机构时会在多大程度考虑一下指标），具体见表2。

由上述内容可知，师资、费用、环境、教学质量、教学效果都是家长评价、选择校外培训机构的重要标准。除此以外，在后续补充访谈中有家长提及“同时也需要方便，离家近或者停车方便”“基本上先满足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报名他自己愿意去的。”即会考虑距离远近与孩子兴趣两个因素。

五、总结与建议

校外培训教育有着独特的办学理念和优势——教学内容更丰富，既涉及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又包括对孩子文化课的补习或提升、拓展;教学模式多采用一对一辅导或小班制;家校互动通常表现较为积极，会主动就学生一天学习情况或状态与家长进行详细交流，且家长有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针对校外培训教育的上述特点，对培训机构与管理机关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確校外培训机构的功能和定位

认清校外培训作为校内教育补充的定位，培训机构要努力提升机构教学内容与形式的个性化程度和丰富程度。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每个个体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因此对于教育，不应该使用同一的教学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学生，应该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采用个性化教学（10）。但学校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提供主体，为的是满足大多数学生的教育需求，往往更加侧重于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服务;居民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由校外培训机构提供。从教学内容上说，一方面，在校内文体课被文化课压缩的情况下，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开设舞蹈、绘画、编程、插花等各类兴趣类课程，开拓学生的爱好特长，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当前的教育教学模式、教育评价形式和考试制度决定了文化知识类校外培训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种“刚需”，无论是纠正偏科的“补差型”需求，还是增强优势的“培优型”需求，都应该在校外培训中得以满足。从教学形式上说，校内教学大多是大班授课，甚至一师教授多班，教师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因材施教难以实现。校外培训要抓住并保持这一优势，在小班课堂，特别是一对一教学中，尽力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进行诊断，分析学生特点、“闪光点”，据此制订有针对性的教学辅导方案，并跟踪教学过程，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定期进行反馈。

此外，作为校内教育的合作伙伴，培训机构还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创设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服务产品。摆脱教育固有模板与纲要，校外培训以资金和自由度优势，可以与新兴的科技手段结合，与一流的教育家、心理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合作，开发创新型的教育服务产品，如：STEAM教育与少儿编程等。据悉，各个国家与地区已有不少大中型培训机构通过研发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个性化教学、教研与测评，一些机构还利用VR等技术手段拓展体验式教学模式。此类探索使培训机构能够尝试引领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成为教育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在发扬个性化优势与创新实践的同时，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必须遵循教育规律。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校外培训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教育规律，违背教育规律，为整个培训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二）加强校外培训市场的综合治理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从供给侧出发，通过提高培训机构准入门槛、规范培训行为、公布黑白名单等措施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但徐西光、衣华亮（2019）在探究教育政策的矫正中发现“教育政策目标的达成度，受教育执行目标群体配合与否的制约。”（11）（10-16）校外培训虽然具有公共教育事业的性质，但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领域，政府终究无法监管到校外培训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过度加大监管力度还可能抑制培训市场的发展，引起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相关行政部门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尊重校外培训领域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适度介入校外培训行业。更多通过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维护校外培训市场的良性发展，并以此激发校外培训机构的内生动力，实现行业自律。在推进初期，还可以借鉴美国、韩国、日本、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经验，模仿成立各地区校外培训的行业协会，了解其让渡行政管理职能给行业组织的方式和程度，为政府和校外培训机构之间增添“润滑剂”。

（三）优化校内教育教学

校外培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者”、学生兴趣的“拓展者”和放学后的“照顾者”（12）（8-10），其发展态势与校内教育息息相关，双方存在师资力量相依相长、课堂模式的借鉴、教辅资源的共享等（13）合作关系。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校内校外联动十分必需。

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很多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学生为择校而参加各类培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推动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校外培训进一步拉大教育不平等，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弱化校内竞争，改革教育评价方式。校内“超纲教学”“超纲考试”是导致校外培训泛滥的重要原因。学生在校内难以跟上教学进度，只能在校外寻找弥补途径，只有校内教学活动严格按照大纲进行，提高教学质量，扎实推进教学进度，降低考试难度，深化中高考命题改革和招生入学改革，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样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应试教学现象才能得到逐步缓解。

为避免一味盲目“减负”导致的校内教育弱化，还可以尝试“开源”——政府资助校内“放学后教育”的开展。如果家庭和学生能够通过校外培训获得应试技能、占据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有利位置，就会很容易丧失对公立学校教育的信任，家长、学生对正规学校教育的焦虑反过来会加速校外培训的竞争，从而越来越不利于经济社会地位不利的弱势群体家庭（14）（101-108）。美国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出台了《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要求学校取代家长作为“负责人”为连续三年在提高学业成绩方面没有取得适当进步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育补习服务（15）;在真正的素质教育来临之前，我国不妨可以将“放学后学校”计划作为过渡，通过政府投资和收取少量学费，在学校内建立学生托管、学术性补习、艺术辅导和活动辅导一体化的校内课外培训体系（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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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yun， S. Y..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the high school equalization policy on shadow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search， 2008.

项目类型：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

项目名称：《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效果评价及政策优化研究》;

项目编号：202010285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