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媛

晋室南渡之后，东晋士人谈玄说理的风气发生改变。西晋名士任情放达，始于正始与竹林名士。竹林名士多数身陷曹魏皇室与司马氏政权更迭的风波之中，加之晋室不以德立，让名教礼法成为空谈，他们由是而不拘名教，超脱礼法，常有怪诞行为。尔后南渡，士人们偏安江左，见到世事动乱，王权更迭，世间万法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使得一切意义都被消解，于是他们选择在玄学之中寻求人生的精神依靠。《世说新语》中记载了汉末魏晋年间的诸多逸事，从中可了解名士们丰富的精神内涵。他们热衷于清谈，所谈的玄理不止《老子》《庄子》《周易》，还包括佛学义理，其中主要以般若学为主。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称：“名僧名士之相结合，当滥觞于斯日。……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子》《庄子》。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世说新语》中所载名士名僧事迹繁多，可见名士名僧因为清谈之风而交游频繁，当时也出现了一种士僧合流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创作难免受到玄学之风的影响。名士们或寄情山水，或游心太玄，山水诗与玄言诗的创作十分兴盛。故笔者试以《世说新语》中的名士名僧事迹为例，粗谈玄学与东晋南朝名士们文学创作的联系。

一、儒、释、道三教玄理在清谈中的融合

东晋名士尚谈理趣，儒、释、道三教的玄理都被纳入了清谈的范畴之中，且在这种玄谈的风气彼此交融。儒家经典自汉代设立五经博士以来，一直作为学术的主流而被推崇，道教与佛教的经典被名士们所接受，则是汉末之后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