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 段晋苑 马彪

摘 要：新农人发展质量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构建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并探究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维度对新农人发展质量进行系统评价，研究发现：现阶段新农人发展质量仍然不高，尤其是需要在协调和开放两方面进行提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农人善于利用互联网经营涉农产业，但目前电商发展对新农人发展质量贡献并不大。基准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结果均表明，新农人进入涉农产业的时间、第一桶金来源、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产业发展定位和主营产品销售模式等因素是当前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速补齐新农人文化素质短板，实施学历提升行动;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农技推广人员、科技特派员和人才及企业孵化基地、“双创”社团负责人等发挥职业优势，形成创业就业导师机制;鼓励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创立农产品品牌，打造优势产品，放大农产品品牌溢价效应;提升新农人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认知水平，充分发挥电商对新农人的赋能作用。

关键词：新农人;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熵权法;分位数回归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领域就业，大批农村本土人才出村进城。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普遍出现了“空心化”“389961留守”等现象。“谁来种地？”“谁来养猪？”“谁来兴村？”等问题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社会繁荣的重要制约因素。近年来，一方面，部分留在农村本地的能人，因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而成为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工、大学生、科研人员、退伍军人等，返乡下乡创业创新。这些创业创新群体多数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人，一般掌握了新技术、树立新理念、从事新产业、融入新平台、选择新业态，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新作用，所以经常被冠以“新农人”的称谓。新农人为农业农村注入了发展新动能，本身就构成了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参与力量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农人已不再是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象征，而是作为一种职业标识而存在（郭智奇等，2012;陈传波等，2019）。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经营主体而言，新农人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较为突出，其更善于利用互联网思维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标准化程度往往较高。

国内学者对新农人的研究大多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新农人的概念进行界定。广义上的新农人主要是指农业全产业链上的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农业经营者、监管者和研究者等（阿里研究院，2015），狭义上的新农人则是指依托于“互联网+新媒体”向市场出售高质量农产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课题组，2016）。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乡村人才振兴背景下的新农人发展质量问题，因此本文结合现有研究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将新农人定义为能够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工具进行高质量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并且能够起到带动、引领以及示范作用的农业经营管理主体。为进一步明晰新农人这一概念在政策制定、行业发展以及学术领域的发展脉络，本文尝试从新农人的内涵界定、基本特征、产生背景、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综述。

新农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13年前后（张新蕾、刘福军，2019），此后关于新农人内涵的讨论开始逐年增多，现有文献大都将研究重点落在“新”上，探讨新农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相比新在何处。总体来看，学者们比较集中地从生产方式、经营业态、互联网基因以及市场化思维等四个方面界定新农人的内涵，提出了新农人即农业新业态、农村新细胞、农民新群体（汪向东，2014;郭艳平、谭莹，2016）。其特征包括：按照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杜志雄，2015），运用“互联网+农业”的生产方式从事农业等。这些研究虽然提出了部分新农人的基本特征，但没有廓清新农人的群体范围，尽管强调了新农人的互联网基因和绿色生态理念，但看不出新农人的成长轨迹和发展趋势。对此，部分研究开始探讨新农人的产生原因，并总结出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动机：一是资本驱动，随着一批成功的农业企业和农产品品牌的出现，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进而催生出一批对“三农”事业发展有热情、有理想的农业经营主体（郭艳平、谭莹，2016;张永军、张静，2016）;二是问题驱动或者需求驱动，新农人产生初期正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时期，也是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和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的时期，很多新农人进入农业的目的是探索扭转食品安全频发态势，按照符合自身食品安全和质量要求来进行农业生产，甚至有的新农人就是为了满足自身家庭和亲朋好友家庭的农产品需求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杜志雄，2015;郭艳平、谭莹，2016;刘家富等，2019）;三是技术驱动，随着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场景不断增加和日益成熟，一批成长在网络时代、掌握互联网学习技能、具备互联网思维的人投身“三农”领域，成为推动农业生产经营迈入信息化时代的先锋力量（张新蕾、刘福军，2019）;四是情怀驱动，随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峻和城市生活压力的日益增大，一批秉持着绿色生态理念，期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乡创业者，或返乡、或下乡、或在乡践行生态农业的理念，将生活追求与“三农”事业融为一体，希望利用自身优势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做出贡献（汪向东，2014）。此外，还有部分文献从新农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发展制约因素两个方面展开研究。这一方面的文献认为新农人在促进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引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改变传统农业流通模式、推动农产品营销方式创新、促进农民创业就业以及促进农村三产融合等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欧阳国辉、郭佳，2017），但与新农人在引领带动等方面展现出的优势相比，现阶段新农人的发展不仅要面临土地、金融资本、人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的制约（张雪占，2018;谢艳华，2019;严爱玲等，2020），还要面临难以融入乡村熟人社会的现实问题（张新蕾、刘福军，2019）。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已在新农人产生的背景、动机、典型特征以及发展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研究，但关于新农人发展质量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则较为匮乏。实际上，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还是“人”的現代化。2019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要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高素质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生产者、现代设施和现代流通体系的运营维护者，也是现代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彭超，2021）。而新农人是高素质农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质量该如何科学评价？发展质量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乡村人才振兴的背景下廓清上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上述问题的答案不仅关系到对新农人整体状况的评估，还关系到农业农村投资是否可持续，更关系到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将参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构建新农人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结合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员问卷，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维度创新性地对新农人发展质量进行科学系统评估并就其影响因素进行更为客观的实证分析。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构建新农人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第三部分中，将会描述数据来源、指标评价方法与测度结果;第四部分是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因素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新农人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新农人发展质量，有助于更为清晰全面地了解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新农人的发展情况。构建新农人发展质量评价体系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科学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新农人发展质量的综合情况;二是系统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指标之间具有一定逻辑关系，具有整体不可分割性;三是可操作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涉及新农人发展质量的指标在计算方面具有一致性，便于模型计算和分析（彭超、张琛，2019）。鉴于此，本文参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来构建新农人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具体而言，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p109-p113.]。这一定义沿用在新农人发展质量上同样契合。换言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新农人发展上到底体现得如何，可以作为新农人发展质量的评价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评价新农人发展质量是本文的逻辑起点，但仍需在构建新农人发展质量评价体系之前给出新农人在本文中的界定，以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综合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本文将具有互联网思维、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生态环境效益，致力于提供高质量农产品的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定义为新农人。这部分群体既包含城镇生活经历但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又包括一直生活在乡村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但生产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明显转变的原住农民。为此，本文结合关于新农人发展情况的大样本调查，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维度对新农人发展质量进行全面、科学和客观的评价。对新农人而言，创新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人才创新、品牌创新、业态创新，协调主要体现在产业协调、要素协调，绿色主要体现在产品绿色、生产体系绿色，开放则体现在业务开放等方面，共享则集中体现在带动小农户和贫困人口方面（邓悦等，2021）。各维度指标的具体选取情况如表1所示。

（一）创新维度

创新是新农人发展的动力来源。新农人是天然的创新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成果转化和推广不断加强。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19），2019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9.2%，超过了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贡献率之和。对新农人所在的农业经营单位而言，科技发展质量能够积极影响其生产经营活动，使新农人所在的农业经营单位更加注重生产技术发展，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加强质量管控，通过生产优质产品提升新农人品牌效应及市场竞争力（胡元木、纪端，2017）。鉴于此，本文选用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拥有的国家专利数量、注册商标数量作为衡量科技和人才创新的指标。品牌创新主要的衡量指标是注册商标数量。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起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劳动者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越大（Welch，1970;Yang，2004），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丰富技能的劳动者也更能为企业做出贡献。通常意义上，劳动力质量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边际效应能够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Schultz，1971;朱焱、张孟昌，2013）。对本文而言，高级技术人员数量、本科学历工作人员占比、硕士员工数量以及博士员工数量反映的则是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人力资本质量。业态创新主要是新农人采纳新业态的情况。农产品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服务“三农”的典型代表，为农产品产销衔接提供了新的渠道，深刻地改变了农村地区的产业业态（薛岩等，2020;彭超、马彪，2019）。新农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经营主体相比而言，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农人善于利用互联网思维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阿里研究院，2015）。本文选择自建电商平台数量、电商平台销售的主营产品数量作为业态创新的衡量指标。

（二）协调维度

协调发展是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但人们在讨论农业发展时，往往习惯聚焦农业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市场流通等方面，恰恰忽视了人的主体因素（朱启臻、杨汇泉，2011）。新农人协调发展不仅要求产业融合、主体协同、要素互通，还要求新农人与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各类农业服务主体、农产品加工主体、流通企业等协同融合，对产品的自产、外购等方面进行协调，新农人对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配置都会影响协调的质量。对应于问卷，本文选取涉农产业营业总收入、精深加工的自产农产品比重、长期雇用工作人员数量作为协调发展的衡量指标。

（三）绿色维度

绿色生产方式、产品类型、产业标准是新农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程虹等，2020），城乡居民获取高品质农产品的渠道日益增多，消费者对高品质农產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优化农产品生产方式构建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体系已成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产品生产质量的重要抓手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规〔2021〕1号）]。标准化生产作为高质量农业生产的基础，与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三品一标”认证共同构成了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必要途径。

（四）开放维度

整个经济体系层面的开放，主要是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对新农人而言，其立足的基点多数是内需。当然，很多新农人所在的企业等有进出口业务和国际合作。出于强调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和城乡双向开放的目的，本文先立足对内开放。主要是指标体系当中，能够反映开放程度的变量。主要选取了有合作关系的科研单位数量、使用的第三方电商平台数量。第三方电商平台主要是指独立于买卖双方，由第三方建设为买卖双方提供农产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平台，例如淘宝、京东、拼多多等。自建电商平台则是指由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自主搭建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拥有独立域名，可在线推广增加品牌权重，创造品牌价值。

（五）共享维度

新农人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一，其对小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影响。早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充分发挥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机械和科技成果应用、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以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带农支农效果衡量新农人的生产经营情况，有助于从被带动者的视角侧面反映新农人的发展质量。本文选取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带动小农户进入涉农产业链条的数量、带动的贫困户数量以及带动的贫困人口总量等三个指标测度新农人的带农支农质量。

三、数据来源、指标评价方法与测度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员问卷。其中，一部分学员问卷来自“乡村振兴带头人计划”，该计划是由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浙江大学全球农商研究院、云集共享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合作开发的新农人培训项目;另一部分学员问卷来自同期在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举办的“新农人”培训班。截至2020年9月，共举办新农人培训班8期。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员问卷累计发放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29份，问卷有效率为94.1%。

（二）新农人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方法

如何客观、科学、全面地确定新农人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个体的福利状态往往难以用线性组合的形式直观反映，目前广泛采用的层次分析法、等权重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线性赋权法存在着较大局限性。基于现有指标权重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本文将熵权法运用到新农人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中。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原理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模糊评价矩阵和输出的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并基于熵值对指标权重进行修正，进而得到最终的权重值。采用熵权法计算权重能够有效避免由于主观因素导致的偏误问题，目前已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Zou et al.，2016;张琛等，2017）。熵权法的具体计算步骤为：

（三）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步骤，本文最终得出了新农人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各项指标的权重。在测度新农人发展质量的20项指标中，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中博士员工数量、硕士员工数量、带动的贫困人口总量、拥有国家专利数量、涉农产业营业总收入、带动小农户进入涉农产业链条的数量、有机产品数量以及带动的贫困户数量8项指标的权重相对较高，超过了全部指标权重之和的一半。其中，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中博士员工数量的权重最高，约为8.2%，充分说明了高素质人才对新农人发展质量的重要作用。

从高质量发展的五个维度看，反映新农人创新质量的8项指标累计权重最高，约为42.2%。这实际上是新农人“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创新成为新农人发展质量的首要综合维度。排在第二个大类的是绿色维度，反映新农人绿色质量的4项指标累计权重为19.1%。绿色生态是新农人返乡下乡和本土创业普遍的发展形态，也是新农人对接市场的需要。可喜的是，同为三个指标，新农人的协调质量和共享质量当中，共享质量权重较高，累计权重达到18.6%，协调质量的3项指标累计权重为13.1%。开放维度上的2项指标累计权重为6.9%。当然，以上维度的累计权重大小与指标数量有关。但是，即使是在指标数量相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区分大小。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新农人善于利用互联网经营涉农产业，但目前电商发展质量在新农人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中的权重系数并不高，电商的增收效应仍有较大上升空间。总体而言，运用熵权法计算新农人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后，并未发现冗余指标，即研究所选取的评价指标较为合理。权重测度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四、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取

为了研究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因素，探寻提升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可行路径，本文将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因素予以探究。实证分析中，因变量为依据熵权法计算所得的新农人发展质量总得分，自变量则是在综合考虑已有研究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新农人禀赋特征、以往经历、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产品定位、市场定位以及商业模式5个方面的18个变量。各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基于熵权法得到的新农人发展质量平均总得分仅为0.127，处于较低水平，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发展质量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从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男性新农人比重较大，青壮年居多，进入涉农产业的时间在8年左右，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农人拥有党员身份，半数以上的新农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新农人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相比较而言，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新农人的过往经历方面，外出打工仍是最主要的非农经历，53.4%的新农人曾有过外出打工经历，曾有公职人员和经纪人工作经历的新农人比重仅为3.5%和11.9%。在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产品定位方面，近半数的新农人将产业定位在绿色生产上，占比约为40.4%，将产业定位在有机生产的新农人占比为22.5%。在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市场定位方面，超过90%的单位定位为中高端市场，定位在低端市场的单位只有9.1%。在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最终产品采取的商业模式方面，接近半数的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采取的是自营店铺直销和对接店直销，约有22.4%的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采取的是由超市和其他店铺代销，37.4%的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采取的是经纪人或采购商上门收购。

（二）基准回归

本文的实证分析包含两个部分，即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因素的整体效应与分层效应。其中，整体效应以均值回归为基础。在分层效应中，考虑到均值回归无法反映整个条件分布的结果，为此本文将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行估计。分位数回归能够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条件分位数关系，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因素的群体异质性，对基准回归进行有效补充（Koenker and Bassett，1978）。

表4报告了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均值估计结果。鉴于新农人发展质量总得分处于0-1之间且部分样本的新农人发展质量得分存在归并现象，（2）列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作为列（1）OLS模型的对照。此外，考虑到Tobit模型的扰动项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保证Tobit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列（3）采用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Censored Least Absolute Deviations）进行估计。综合模型（1）～模型（3）的估计结果可知，反映新农人禀赋特征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变量通过了各自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新农人的性别和文化程度与发展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女性新农人相比，男性新农人发展质量总得分更高，新农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发展质量总得分也越高。在过往经历方面，新农人进入涉农产业的时间和第一桶金是否来源于非农产业积累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新农人进入涉农产业的时间越长，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情况越了解，来自内心的工作动力和职业使命感越强（李群等，2020），发展质量总得分也越高。新农人第一桶金来源于非农产业积累的发展质量总得分要高于第一桶金源于其他途径的发展质量总得分。在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产业发展定位方面，发展定位是否为有机生产和发展定位是否为绿色生产均通过了各自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与新农人发展质量总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新农人主营产品的销售模式方面，是否采用自营店铺直销和对接店直销的商业模式、是否采用由超市和其他店铺代销的商业模式以及是否采用由经纪人或采购商上门收购的商业模式等三个变量均通过了各自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是否采用自营店铺直销和对接店直销的商业模式以及是否采用由超市和其他店铺代销的商业模式与新农人发展质量总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主营产品通过直销或超市和其他店铺代销的商业模式有助于提升新农人发展质量。值得注意的是，是否采用由经纪人或采购商上门收购的商业模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自营店铺、对接店、超市和其他店铺对待销产品的标准较高，“倒逼”新农人严格管控主营产品的质量，而经纪人或采购商上门收购对待销产品的要求则相对较低，反而降低了新农人的發展质量。

（三）分位数回归

考虑到新农人发展质量得分的异质性，本文选取0.10、0.25、0.50、0.75和0.90五个经典分位点，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因素的分层效应，具体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分位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除反映新农人禀赋特征的文化程度、进入涉农产业的时间和第一桶金是否来源于非农产业积累等三个变量在不同分位点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外，其余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各项指标均存在异质性。新农人性别在75%分位点和90%分位点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结果为正，这说明性别对不同程度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男性新农人对较高水平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新农人年龄在50%分位点、75%分位点以及90%分位点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这说明年龄对不同程度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对发展质量的负效应在中、高水平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产业发展定位是否为有机生产、是否为绿色生产只在50%分位点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结果为正，这说明现阶段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已逐渐成为评判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吉亚辉、陈智，2019）。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产业发展定位是否为有机生产、是否为绿色生产是决定新农人发展质量由低到高的转折点，对发展质量为中等收入水平的新农人而言，将产业发展定位为绿色、有机有助于发展质量升级和产品附加值提升。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是否采用自营店铺直销和对接店直销的商业模式、是否采用由超市和其他店铺代销的商业模式在75%分位点和90%分位点通过了各自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商业模式对中、高水平发展质量起到了显著性促进作用。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是否采用由经纪人或采购商上门收购的商业模式在25%分位点、50%分位点和75%分位点通过了各自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负。这一结果表明，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的主营产品由经纪人或采购商上门收购对中、高水平的发展质量起到了较为明显的负向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维度构建新农人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1129份学员问卷对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并探究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农人发展质量仍然不高，新农人发展质量总得分仍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第二，在总体发展质量中，创新和绿色发展质量较高，共享居中，协调、开放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第三，虽然新农人善于利用互联网经营涉农产业，但目前电商发展质量在新农人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中的权重系数并不高，反映新农人电商发展质量的3项指标累计权重仅为12.5%，电商的增收效应并未得到充分体现;第四，基准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结果均表明新农人进入涉农产业的时间、第一桶金来源、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产业发展定位和主营产品销售模式等因素是当前影响新农人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

为提升新农人发展质量水平，实现新农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补齐新农人文化素质短板，以新农人需求为导向，实行“农学结合”弹性学制，遵循“因需施教”原则，实施学历提升行动。二是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领办人，农技推广人员、科技特派员和企业孵化基地的负责人下到村组田间地头，与农民面对面交流、手把手教学，实现从理论灌输向专业服务转变。三是重点支持新农人在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和科技研发等方面的建设，促进产销衔接，鼓励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创立农产品品牌，打造优势产品，放大农产品品牌溢价效应。四是提升新农人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认知水平，强化农产品电子商务在新农人所在农业经营单位中的业务地位，充分发挥农产品电商在降低交易成本、拓宽销售渠道和提高流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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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Peng Chao1，Duan Jinyuan1 and Ma Biao2

（1.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2.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evaluated from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velopment quality need to be explored.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th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is made in this study， which reveals that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is still not high enough， and， especially， the coordination and openness are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Although new farmers are good at using the Internet to manage agriculture related industries，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o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is very much limited. The results of benchmark regression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period of time when new farmers enter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e source of the first pot of gol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business units where the new farmers belong， as well as the sales mode of their major products. As shown by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concrete actions to speed up the improvement of new farmers'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o support the full functioning of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leaders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personn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enterprise incubation bases， as well as those in charge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ssociations.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form a tutor mechanism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and to encourage new farmers in the agricultural business units in having deep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s and of superior products， and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brand premium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TEPS NEED TO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ognition level of new farmers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o fully utilize the power of the e-commerce in empowering new farmers in their businesses.

Key Words：New Farmer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Quantiles Regression

責任编辑 邓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