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木诚

爸爸一生慷慨豪爽，不会算计，做他妻小的难免要吃苦受罪。妈妈就常常为钱的事埋怨，指着他的鼻子说：“跟你一辈子，是前世欠你的债！”

爸爸也知道，没多说话，转身又到屋前屋后去看他的龙眼树了。妈妈最痛恨这些龙眼树了，又不能卖钱，又会招惹一大群孩子来糟蹋。对于爸爸，她真是恨铁不成钢啊！只是，爸爸好像不在乎成铁成钢的事，倒是在龙眼树逐渐成木成林这件事上十分得意，神情显得悠然自得，非常陶醉。

我们孩子都站在爸爸这一边，对爸爸尊敬万分。他对龙眼树做的一切，不管摘下一把老叶、折下一株新芽、摇下一地的龙眼花，或是在树干上砍几刀，我们都迷信这样会使龙眼生得更密更多，一动一静都含有高深的道理。

除了敬重已久，我们还有无限的感激。虽然，爸爸不曾给我们什么钱;但是，屋前屋后六十多棵龙眼树，却是我们一笔丰富的“财产”，使我们在孩子群中，身价百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魅力十足。

我们常说大人是很现实的，其实，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很世故了。比如说吧，斜对面的张庆辉，个子小小的，人也小气得很。他们家有片芭乐园，就伟大得跟什么似的，四边都种了观音竹围起来，比较疏松的地方就用削成尖刺的竹子堵死，园口还安了铁门，门上上了道重重的锁。听说，比较容易爬进去的地方，都埋了钉板，竹笆里还拉了铁丝网，有人说铁丝里还通了电呢！……真是“机关重重”，整座果园就像一座门禁森严的监狱一样。

本来，孩子们都很巴结他，可是，老是看着他吃芭乐，我们却吃不到，时间一久，大家都失望了，恼羞成怒，就开始讨厌他、排斥他。张庆辉没察觉出来，还有恃无恐地神气加傲气，落得最后只有我这个“唯一的好朋友”了。

我们的友谊是有些“商业味道”的，曾经有人偷偷告诉过我。其实我也知道，反正我家龙眼有的是，互通有无，“交易”并没什么不公平。何況，我们相处真的很“融洽”呢！每次，他一个人不敢进果园，于是我来做伴。我这一进去当然帮了很多忙;走出园子的时候，少不了东塞西掖，全身口袋都装不下了，还抱着一肚子芭乐出来。小孩子们看了，竟然不理他，反而围着我又羡慕又热烈地欢迎呢！

小孩子是很世故的。这些小孩子这样，张庆辉自己也是这样，若不是看在龙眼的分上，他也不会对我这么好。

其实，我并不懂得用龙眼去要挟别人，只要大家高兴，回去摘一大把来大家吃，多么痛快。我是很不喜欢让人失望的，倒是祖母看得很紧，照顾得很细心，只要龙眼太重了，一串串地垂下来，就用竹竿撑得高高的，以免有人故意从树下走过，“不小心”顺手牵羊。偶尔有早熟的果子掉下来，她就小心地一颗颗拾起来，生怕龙眼跌痛似的，显得无限怜惜。

蝉声开始热闹，龙眼就要成熟了。祖母索性把竹椅子搬到树下，在那儿捆柴草、择菜、缝衣服、听收音机，甚至打个地铺，简直是寸步不离地看守，整个屋前屋后就成了敏感的“是非之地”了。知道的人当然不敢以身试法，不知道的人，只要一靠近树下，他自己也会有越入“雷区”的感觉，不禁毛骨悚然。忽地一声：“嘎！好大的胆子呀！谁家的小孩儿？”祖母大声一叫，声色俱厉，听到的人没有不抱头鼠窜的。

只有我可以在龙眼树上上上下下，经常奉祖母之命到树上试吃，对每一棵树的龙眼的甜度都很清楚。祖母知道我有很多“坏朋友”，难免会动手动脚“走私”。不过，她也无可奈何，只要有亲戚来，也只有请教我哪一棵熟了、哪一棵比较甜，拜托我去摘一把送人。要是我不在，她可就急坏了。

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威望”就更高了，连邻村的孩子也对我恭敬，简直是远近闻名。孩子中有什么好吃好玩的，都不会忘了告诉我。我要去放羊，去割草，去拔菜，总有人跟着我跑，前呼后拥的，当时的我真是顾盼自得，俨然是个风光的大人物。

爸爸大概没想到这一片龙眼树竟然给我们这么大的“庇荫”。他只管整理树叶，关心花期，却一点也不过问收成，甚至自己也是不太吃的。如果说爸爸不会算计，这倒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虽然，妈妈很会“打算”，我们家却不曾有钱过。而且，就算得来了钱，也不见得能让我们无止境地花用、痛痛快快地挥霍。

真庆幸有一个会种树的爸爸，他给我们的虽不是金钱，却是笔不能用钱币计算的“财富”。他不会算计，却有他自己的算术。

现在信这种“算术”的人不多了，大家都知道砍树，却不知道替这个光秃秃的世界、为只会爬爬梯的孩子多种下一些树。

（选自《优秀写人记事散文精选》，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有改动）

这是一篇回忆性散文。文中的爸爸慷慨大度，没有功利心，一心栽培龙眼树，既不是为了自己吃，更不是为了赚钱。作者特意将其他人物与爸爸对比着写，无论是妈妈、邻居、祖母全都是算计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年幼的孩子都很世故。相形之下，不会算计的爸爸就显得格格不入。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爸爸其实有自己的算术，这种算术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方法，这是爸爸身上最闪光的东西。结尾既照应文题，又富含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