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初见师兄，是在桃李年华。

阳光还分外刺眼的夏末初秋，楠哥一身西装的精神气儿在成群T恤短裤的学生军中，显得格外特别。新生们也都一致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老师”。

直到后来，他陪着我们新生入学体检、军训、迎接学校考评，我们才渐渐接受，这位每天都身穿带领上衣的“老干部”是只比我们大两岁的师兄。

女生在大学校园饭圈文化里追崇的标准一定是“高富帅”，比如说送你鲜花和送你回家。但师兄却用送你笔记和帮你押题在整个校园建立了一套新标准。

关于师兄有多努力地学习——每个周一到周四的晚上10点，都可以在图书馆、普通教学楼1号及阶梯教室中间汇集的广场，看到他形色匆匆的身影。因为10点是自习教室关门的时间，他还得匆匆赶回宿舍洗漱完毕，以便于在11点宿舍熄灯之前，还可以背几个单词。我们总在期末考试来临前扎堆儿“叨扰”他取取经，侥幸的心态觉得向每学期一等奖学金获得者的师兄取经了，就一定能过关，而师兄除了把笔记热情地送给我们外，还会附赠一句“笨鸟先飞”。

关于精神领袖——师兄是学生会主席，刚入校门的我们多少有一些“官僚主义”，觉得师兄一定是“很主席”的感觉，但是师兄以一场“如何处理好学生工作与学习的关系”的演讲，圈粉无数。在后来的每一场学生活动和每一次师弟师妹需要帮助的场合中，师兄也都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他是我们在大学校园中的学生领袖，更是精神领袖，这种领袖的力量一直持续到他毕业很多年后，包括我的师弟师妹，在很多年后的聊天中，都在跟我说他们的老师在课堂上引用了师兄保研中国人民大学的例子，激励他们每一个人切勿虚度光阴。

誓做“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俞主席

楠哥以学院第一名综合学分成绩获得保研资格后，并没有片刻放松，甚至他比从前更刻苦。在先后拿到厦门大学、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后，依然准备奔赴下一所可以深造“社会保障学”的高校，后来由于公公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他要留在身边照顾，这才逐渐停止了其他的尝试。最终，在综合考量专业排名、离家距离、南北气候、毕业发展等多方因素后，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

争做“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标语，被挂满了人民大学的教学楼、学生活动中心、宿舍甚至食堂，楠哥也是在这种使命感的日渐驱动下，不断坚定自己走社会保障路的决心。

楠哥是一个特别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的人。研究生期间，他开始不像本科那样深埋在课业中了，他热衷于参加学生活动、社会公益，从给农民工子弟的孩子们送温暖到给远郊看守所被看守群众送知识再到帮流浪小动物找家庭，也因此结识了一众好哥们儿，追根溯源，楠哥现在最好的朋友们，都是在那几年丰富的活动中，沉淀下来的。

在人民大学，楠哥被民主选举为学院研究生会及学校研究生会主席，做了主席后的他，更是忙得周六日都不停歇，常往返于各个高校和学联之间。我们家现在一收纳箱的荣誉证书，几乎有一半都是在那个期间积累的。

远赴德国访学的“热爱先生”

后来，楠哥被推荐去德国锡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半年期间，中德7小时的时差。每天7点，我对他说晚安，他对我说早安;22点的时候，他会QQ给我留言，讲他今天用矿区水瓶子做擀面杖包了一顿饺子、讲他刚刚在公寓外跟小鸟聊了半个小时、讲他公寓里同学的名字叫起来让人很快乐。对，他就是那种用力热爱生活，感悟幸福的人。这种个性，后来也使得他在薛牛坊村两年的艰苦生活中，与落差与难熬相对，感受到更多的是新奇与希望 。

坚定不二抉择的“社保博士”

楠哥博士毕业后，很多知名企业通过校友资源群向他递出了橄榄枝。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曾经那么多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到底有没有令他心动过，但是最后楠哥还是践行了自己争做“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青年远志，加入到了人社部劳动与保障社会科学院，专注于保障事业发展。

眼看着同时毕业加入到企业的同学们，纷纷买起了别墅、开起了保时捷，我问楠哥后悔吗，寒窗苦读21年，却没有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结果。楠哥义正言辞地跟我说，不后悔，因为事业的意义和价值，不能拿经济收益做衡量的标尺，而应该是拿所做事业为社会发展贡献的力量做标尺。

这就是整个学生时期的楠哥，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信念坚定，政治清晰。

从“精神小伙”到“中年沧桑”

我是一个非常欢脱的人，我爱打游戏、爱做激励的运动、爱养猫养狗、爱熬夜发呆;

楠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他爱读书写大字、爱饭后万步走、爱养鱼养花、严守10点前入睡的习惯。

但他支持我的每一个喜好，我支持他的每一个决定，这保证了我们的“生态相对平衡”。

在楠哥前34年的生命旅程中，他怕走夜路。比如说他晚上跟哥们儿聚会到半夜，总会在回家的路上一直跟我保持通话的状态，直到进了家门;他怕日晒出汗，夏天出门逛街务必带上湿巾甚至防晒伞;他怕生活不规律，坚持严格的一日三餐、按时入睡、饭后万步走。

所以，当楠哥做出踏上扶贫工作道路的决定时，家人其实都是捏了一把汗的。尤其是婆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担心他吃不好，睡不好，所以后来跟婆婆的主治医生聊，婆婆被很突然地确诊肺癌与日夜忧思不无关系。

楠哥是否真的很順利地度过了适应期还是很艰难地与艰苦环境努力适配过，这件事情作为家人，我未能分辨出他口中陈述的“很好”是真是假。

从他日渐因吃高碳水无蔬果而臃肿的身材、思念儿子而夜晚背着人落下的泪水、回京探亲进屋连轴睡24小时的状态、夜晚三环上惊叹好繁华的样子，都是他艰难适应的痕迹。

但从他接起村民电话就狂飙天镇方言、每次回京都带很多当地“山药鱼”  “粉条”“豆皮”分发给朋友并大力推荐他们去购买、总计划带着儿子去天镇，儿子问天镇是什么，楠哥会说那是爸爸的第二故乡，这些又都是他已经融入的证据。

今天再说脱贫攻坚的两年，我们以旁观者身份去回忆、去评价。“两年”在我们的嘴中说出既充满时间管理精神又符合中国语言定状宾补的整齐排列，但对于当事人来说，821天的扶贫日子，是靠付出自己的身体健康、付出自己对儿子最应该陪伴却不能陪伴的愧疚、付出一个学者对持续课题研究的熱衷，换来的扎根贫瘠土地的漫长岁月。

在这两年中，楠哥的穿衣风格总能让我一脸懵。他从穿白色polo变成了穿深色T恤;每次买鞋定要按压一下鞋底结不结实，而不太在乎鞋面的款式;每次我提议买一些时装，他都特别激烈地抗议，说扶贫干部就应该有扶贫干部的样子，穿成哪样哪样就是过激行为……Oh my god，请原谅我对扶贫干部该有的样子不是很了解，但真的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位精神的大楠哥从年轻小伙儿变成了沧桑大叔。

反对严格管教，

崇尚言传身教的新式老爸

楠哥离家去扶贫的时候，孩子才刚满2岁，儿子属于那种走路和说话方面发育起步比较晚的孩子，所以他第一次离家孩子还需要扶着栅栏蹒跚学步。第一次回京探亲的时候，见到孩子已经满屋子飞跑的时候，杵在那里泪流满面，我知道，他应该是为错过了见证孩子重要成长而深感遗憾。

刚开始，为了补偿这种错失的遗憾，楠哥坚持每天花一些时间跟孩子视频，但是随着他彻底融入扶贫工作后，这种每天的视频逐渐变成了2天、5天、一周甚至更长，一方面因为楠哥忙跟闲的节奏不好控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小朋友的情感记忆很短。

这种分离无感的平和状态大概持续了 1年左右，当孩子3岁多入园后，开始了需要妈妈爸爸长期陪伴的需求，因为同学间经常会分享周末爸爸带着他们去了哪儿玩了什么，孩子就开始去思考爸爸怎么不在，他什么时候回来？爸爸给出的标准回复是：“爸爸去一个叫农村的地方，帮助那里跟你一样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很少有漂亮的衣服和有趣的玩具，甚至他们一年都见不到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都去别的城市打工攒钱供他们以后上学了。”

这招儿对缓解小朋友的分离焦虑很奏效，慢慢地小朋友从拒绝分离转变成为每次爸爸要回天镇之前，他都能老实地盘坐在玩具架前归置玩具，让爸爸带回天镇一些给小朋友。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会在跟小朋友约玩的时候告诉小朋友帮他准备一些玩具让爸爸带回天镇，因为那里有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小朋友很淘气，生活中总有一些让我很崩溃的瞬间，同时，我觉得家里暂时无法建立严父慈母的管理架构，那就我自己来做严母吧。所以小朋友日常总挨妈妈揍，但是爸爸很反对，他总强调孩子的教育一定要靠言传身教。比如我会严格要求孩子节约粮食，不能剩饭，如果小朋友不能听从，就会挨一顿揍。可是爸爸不这样，爸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小朋友带到了薛牛坊村，参加了当地村民的“打谷”秋收，让小朋友自己拿着铁锹、扫帚、簸箕收集一些粮食。最后，小朋友累到躺在地上，嘴里念叨着“这真是太粒粒皆辛苦了”。

如今，楠哥就快要结束扶贫工作了，在我心里，他终于可以回归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了，但是，他却一刻未休地开始了新的课题申请工作。课题的主题我听说是如何将扶贫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用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工作中，使其发挥真正的实践促进作用。

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永不停歇，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工作保持热情。

我能想象到未来的很多日子里，他会将天镇的经历变成故事，娓娓动听地向儿子道来;他会把自己说得特别地道的那几句天镇话，当成搞笑的口头禅说出来逗逗朋友;他手机中天气预报和新闻频道关注的大同板块终也不会取关;他会在北京自己家中成立“天镇驻北京办事处”永远向天镇的朋友敞开。以上这些，他不仅会自己做，还会以“血脉相承”的方式带着儿子一起做，就像，儿子现在在天镇已经有了非常惦念的小哥们儿——门门哥哥和童童哥哥。

我们都希望，儿子和两位哥哥的感情，可以延续爸爸和天镇的乡情，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