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生明

大同，因其所处蒙古高原南端和黄土高原东北边缘以及北半球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成为北纬38度-北纬43度范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锯地带，成为中原汉民族所建王朝的边防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关口，同时也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平台和纽带。

“大同”寓意“大融合”

从地缘学上讲，大同地区是历史上中原汉民族与草原民族争战拉锯之地，因而也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共生共存、多民族混居的地带。从秦汉至明清的2000余年间，此地共发生60多次较大的攻防战争，为古代史上山西乃至全國发生战争密度最大之地。然而，纵有太多金戈铁马，蕴含着人类本初告别厮杀、远离战争的朴素理念，期望“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的“大同世界”，依然是历史发展和演变的大趋势。

“大同”之名，是由汉代的“平城”渐次演化而来的。汉代统治者将此连年鏖战征伐之地命名为寓意和合、和谐、和睦的“平城”。当然，夹在太行山与阴山余脉之间，本身的盆地特征也是当初命名的一个自然因素。唐代曾在北部边防设置大同军节度使，此军名被后世用作地名“大同川”。大同川在唐代“中受降城”西，即今内蒙古包头市敖陶窑子。之后，大同军节度使迁至“燕云十六州”之一的云州。至契丹族建立的辽代，统治者依然想一统天下，便于公元1044年将此作为由北向南征战全国的“桥头堡”，正式改名为“大同”，客观上顺应了各族人民世代祈求和平大融合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