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我的第二部医学专著《实用厂矿卫生保健学》，选题获江苏科技出版社通过，开始编写之初，繁复的主编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偏偏母亲这时在体检中被检查出了“肺部肿块”。

母亲是个敏感的人，体检完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她问我说：“今天体检大家都是透视，可是我透视完了，医生为什么还要求再拍胸片？”我听了，凭职业警觉，感到不对劲，就糊弄母亲说：“大概是透视看不清吧。”当晚我借口外出办事，去医院詢问了情况。放射科大夫说：“你母亲左肺门部有个1.8厘米×1厘米的阴影，我们怀疑是肺癌，需要复查。”我一下子蒙了。当晚立即找了姐姐和弟弟，然后又连夜去请教资深医师我的二表哥。他立刻与时任上海第二结核病院院长、肺科专家的妻弟通了电话，共同商定立即去他们医院，找最有经验的大夫，给母亲做肺组织活检，先明确病理诊断，再决定治疗方案。这样，我放下手中所有的事，一场抢救母亲生命，与死神争夺时间的战斗悄然打响。我按照大家的预定计划，先让体检医院打了假报告，上面写的诊断是结核球。母亲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祖父和二姑母，还有她的闺蜜，早年都是因肺结核而先后去世的。于是我和姐姐、母亲到了上海，借住在四姑母家。

上海第二结核病院，坐落在中山北路虹桥路附近，这儿是一片别墅区，每一幢小巧玲珑的老别墅，风格迥然不同，或是法兰西风情，或是英伦风尚，或是西班牙风韵。每幢别墅都拥有一座独立的花园，池塘里涟漪荡漾，浮萍朵朵，显得落寞与静谧，只有鸟儿们清脆的叫声，才稍稍添了些许嬉闹的气息。如若不是一个个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来回走动，一个个穿着病号服的病人坐在花园凳椅休息，兴许我无法相信，在这个喧嚣繁华的上海闹市区，还有着这样幽雅别致的医院存在。我虽然喜爱名胜古迹，此时却全无赏景的心情。

母亲入院的目的，就是做肺组织活检，对可疑的肺部占位性病变，通过穿刺，取出活组织进行病理检查，明确其性质，从而决定或手术治疗，或保守治疗。肺穿刺术，当年是在X线定位下，用穿刺针经过皮肤、肌肉、胸膜等组织进入肺部组织，取得组织的一种方法。母亲肿块长在肺门部，这儿血管丰富，如若穿刺不当，会引起致命性大出血。母亲是幸运的，穿刺手术由该院顶级的教授操作，术中病理科及时报告，已成功获取到肺门部的组织，这样免除了二次受苦。可惜的是，术后并发了气胸。那个夏天的晚上，母亲半卧在床，虽然病房的老式吊扇，在屋顶缓慢转动，她仍虚汗不止。我用扇子帮母亲轻轻扇，不停地用毛巾给她擦汗，直到下半夜，症状逐渐减轻，她才小睡了一会。

四姑母家离医院不远，我与姐姐都借住在那儿。我们分工，她负责买菜、烧饭、送饭;我是医生，医治常规略知一二，所以主要在医院照顾母亲。伯父与四姑母虽然年事已高，但经常来医院探视。几位表弟也很给力，有空就来医院换我休息，所以不感到累。一周后，病理报告出来了，诊断是肺门部低分化鳞癌。对这个结论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真的看到白纸上那几个刺眼的字，仍心如刀割。我知道，低分化就是恶性程度高，有可能已经转移了，不及时处理，恶化会很快。来不及伤悲，来不及哭泣，我听取了上海专家的“回当地医院手术”的建议，立刻打电话与熟悉的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联系（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简称通大附院），他让我立即带上海医院的病理报告，安排母亲回南通手术。临行前，我请上海的专家，也给母亲开了一份假的病理报告：“结核球”，并让他们做了母亲的心理疏导工作。母亲深知结核病的严重后果，所以听从了上海专家的建议，回南通手术。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母亲回南通后随即住进通大附院，主任亲自主刀。术中发现，肺门周围淋巴组织已有转移，属中晚期，所以做了根治术。主任对我说：“你母亲肺部条件不好，年纪大，长期吸烟，有肺气肿，再加上这次创面大，马上还要进行化疗，元气大伤，所以全面恢复会较慢，你们要有长期思想准备。”我迫不及待地请教：“母亲能活多久？”主任摇摇头说：“多则两三年，少了不好说。”这番对话，我如实向姐姐和弟弟转告，我们都很难过。母亲术后，先在通大附院完成了第一个化疗疗程，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而后选择了在南通抗衰老研究中心，完成后续的化疗及辅助治疗。近半年的系统康复中，母亲平安地完成了四次化疗，辅以中药，精气神恢复不错。尤其是抗衰老研究中心的血辐射治疗技术，当时在全国尚处领先。原理是，癌症放化疗时，血象往往急剧降低，造成治疗被迫中断、影响疗效。而同时辅以血辐射治疗后，则可以保障放化疗的顺利进行。此疗法操作是，先采集自体血，经低剂量辐射处理，再重新输入体内，刺激机体造血，迅速恢复血象。母亲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康复效果很好。母亲出院后说：“我这个结核球不是什么大事，惊动了这么多人，过意不去。”她向大家保证，听医生话，出院后不再抽烟。烟龄有50年的母亲后来真的一支烟都没抽过。

母亲康复回家，我与她共卧一室，她睡大床，我睡钢丝床。白天我上班，家中请了保姆陪她，还请了一位家庭医生，负责她的常规治疗。我与保姆家庭医生说定了，在与母亲的交流中，一定不能说是肺癌，处方上诊断就写“结核球术后”。母亲在众人关爱中一天天好转，口唇不再苍白，每天在室内来回走动的时间日益增多，呼吸平缓，讲话声音也高了。术后一年，母亲可以下楼走走，时而与邻居打打牌，面色渐红润，精气神好多了。我又恢复了编写《实用厂矿卫生保健学》，晚上常等母亲睡下，关上房门，在饭厅写作。有几次后半夜了，母亲心疼地起来，催我早点休息。

风和日丽中，可能潜伏着风暴;安详平静中，可能暗藏着风险。意想不到的困难、挫折乃至灾祸，总会随时可能发生。母亲并不知道，作为子女们，内心始终忐忑不安，就是生怕有一天，善意的谎言会被戳穿。

谎言被戳穿完全出于一个意外，并最终将母亲击垮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家庭医生，按常规每周一下午会来家里巡诊一次，搭脉查体，尔后开药，处方放在家里，我回去拿处方再去医院缴费取药，周而复始。那一天下午，家庭医生将处方开好后，匆忙离开，回医院开紧急会议。我回家发现母亲躺在床上默然无语，背对着我，觉得不对劲。我边向母亲问安，边拿起处方，见诊断上竟然写的不是“结核球术后”，而是“肺癌术后”，大惊失色，谎言就这样被揭穿了。我知道，现在任凭我怎么劝慰，一切都是徒劳。母亲的病情被隐瞒了这么久，她配合去上海穿刺活检，又做了这么大的肺切除根治术，还完成了化疗，所有的苦痛都忍受过来，就指望有一天，能走出家门，如往常一样，自由来往于三个子女家庭，与孙辈们一起欢笑。而处方上的诊断，一下子将她的希望破灭。凭她老人家的聪明和敏感，完全能判断出不久的将来结果是什么。就从那天开始，母亲基本不吃饭菜，就喝些水，中西药一概不服，偶尔用些麝香保心丸。

看母亲一天天在消耗，又没有能量补进，我实在受不了。一个晚上，关起房门，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隐瞒，不该欺骗您。现在我告诉您实话，癌症已经切除，化疗已经将癌根治了，不会再复发了。只要您多吸收营养，有了抵抗力，您很快就能下楼，就可以去姐姐、弟弟家，也可以去上海去南京亲戚家。但是您要吃饭，您要喝药，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两件事，好吗？求求您了……”我声泪俱下，盼望母亲能听进几句，哪怕一句也行。可母亲不为所动，面无表情。无奈下，我动员了姐姐、弟弟，姑母等所有亲友，大家轮流真诚相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而效果还是不大。饭菜少吃了一点，但中西药还是不肯服用。这样的状况令我揪心，想了许多办法，变了好多花样，见效甚微。她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拒绝治疗，不进营养，这就是放弃生存的希望，两年中大家的努力，包括她自己的煎熬，都将付之东流。难道她不明白吗？

1991年4月，伯父从上海回南通，安葬伯母的骨灰。离通前由四姑母和表弟陪同，来家中专程看望母亲，让母亲感动不已。伯父一介书生，学植深厚，与人和善可亲，言少而精，语朴无华，继承了王氏厚德载物的家风。他与我父亲情同手足，当年，在父亲失业之时，尽全力相助。父亲早逝后，他以各种方式对母亲予以了关心。1957年大伯被错划为“右派”，长达二十余年，自顾不暇，如履薄冰，与族人基本无来往。母亲在上海住院时，他来医院看望过，当时病理报告尚未出结果。而这次他来看望母亲，心中是有许多难言之隐。伯父已是74岁高龄，刚刚将伯母入土为安，心存悲切。现又看望身患绝症的弟媳，梦里岁月，年华长叹。1943年伯父与父亲，两家人在扬州留有唯一合影。那时他们风华正茂，妯娌亭亭玉立。而今仅留下两位古稀老人，何况我母亲还是危重患者，这也许是俩老人的最后一面了。伯父内心充满忧伤之感。我准备了薄酒简宴招待客人。伯父听说我儿子会拉小提琴，要求拉一曲《梁祝》。琴声幽幽而起，伯父双目微闭，两行老泪流下。多少别绪鸣音，执掌寂寞，千觞不为醉。过往如风，恍若烟波，怅然孑影，今日老人相聚，何日再会，或成别离？场景令我无比动容。

母亲的体力越来越差，连下床都较费劲，整天就窝在床上，不言不语，或两眼看着天花板，或两眼紧闭。1992年五一劳动节假期，我们一家人团聚，午饭后，她让姐姐独自一人进房说话。姐姐出来后两眼通红说：“母亲让我去做寿衣。”我们听后都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我不知道，母亲面对死亡，她究竟是畏惧，还是坚强？从知道了自己是肺癌后，从没见她流过泪。从理智上说，死亡实质是对晚期癌症的一个终结，所有人都会如此。从感情上说，我不愿母亲过早离去，哪怕多活一天也行。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又开始咯血了，对症治疗后，咯血控制住，但精神不見好转。

五月下旬，天越来越热，母亲开始整夜在床上翻来覆去，问她哪儿不舒服，她不言语。见我很晚还在写作，总关心地催我，你睡吧，明天还要上班。我每天上班前，总用听诊器给她检查心肺，量血压，对保姆关照几句。下班回来第一件事也是听心肺，量血压。有天下班后，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脱口而出，想吃“焦麦屑炒蛋”。我一下子蒙了，这怎么做？但还是满口答应了。焦麦屑，我记得是当年母亲在郊区催诗小学上班时，这是她最爱且最方便的夜宵。她在家会用元麦粉，放在锅里先炒熟，后用瓶子装好带到学校去。晚上备课晚了，挖几勺在碗里，放些红糖或糖精，用开水一冲，再用盖子焖一会，然后揭开，顿时香气四溢，这个夜宵也算是当年的奢侈品了。可眼下农民都不种元麦了，哪来的焦麦屑？再说，焦麦屑也不好炒蛋呀？母亲这题目真是无解。我考虑了一下，就先用白面粉在铁锅里炒，成了焦黄色后盛在碗里，然后放了红糖、麻油，用开水冲成了糊状，再将已炒好的鸡蛋捣碎，放到碗里与“焦麦屑”一起搅拌，这样，母亲想吃的“焦麦屑炒蛋”做成了。母亲尝了后，点点头，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1992年7月5日，是周末，全家相聚陪母亲。下午姐姐按母亲的嘱咐，将刚做好的寿衣拿来，让她过目。母亲撑着虚弱身子，仔细看了每一件，摸了又摸，最终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如释重负。晚餐时，母亲罕见地喝了很多的稀粥，还吃了她最爱的肉松。好久不见母亲这么开胃，我高兴地与弟弟开了一瓶啤酒。吃饭间，母亲在房间说要小便，外甥媳妇去搀扶，不一会儿听她大声叫喊：“快来人，不好啦！”我赶了进去，只见母亲大口喘气，口角有粉红色泡沫，身上全是汗水，皮肤发凉，两眼直往上翻。我马上用听诊器检查，听到双肺满是广泛的湿啰音，心音快而弱，血压只有80/50毫米汞柱，判断是急性肺梗塞，十分凶险。我迅速将母亲放低头部，再垫高下肢，以求增加回心血量。我与姐姐、弟弟商量说：“母亲很危险，是送医院抢救，还是在家抢救？送医院，搬动后可能会就出现意外。在家抢救，我马上通知医生。”姐弟都表示不送医院。母亲的头无力歪躺在我的手臂上，呼吸开始减弱，断断续续地说：“我要见你们父亲去了，你们不要再辛苦了。”说完头歪在我的手臂，眼角流下的泪水，滴在我的手臂，还带着她最后的温度，时间定格在19点42分。

没等到医生上门，母亲就安详地合上了眼。母亲在知道病情真相后，不惜用近乎自残的方式，走完生命最后旅程，是想早点解脱我们，也解脱自己。她在病中没有掉过泪，而临终的眼泪告诉我，世上有种坚强是含泪的坚强。在我不惑之年，失去了疼我爱我的母亲，悲恸中我也逐渐地理解了她。

母亲自小性格活泼开朗，父亲过早地去世，成了她一生的拐点。此后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保护家人;她一生视教育事业为己任，爱学生如同子女。在我五岁时，父亲的冤死，使我失去了快乐的童年。从那年起，母亲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既为父又为母，对我们子女严厉有余，慈爱藏心，用她自己的方式庇护我们，让我们平安地活了下来。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会面临生与死，而生死由不得我们自己选择，或是命运早已注定，我们能选择的是，活着就要如母亲一样，活得有价值。这些感悟，是母亲在抗癌的日日夜夜里，用生命告诉给我的。而由我主编的《实用厂矿卫生保健学》，也在母亲去世后两年，正式出版，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021年母亲忌日定稿）

作者简介：王其康（1950—），男，江苏南通人，中专，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文学，作者系南通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