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永年

蒋筑英1938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红旗下幸福地成长。1956年，蒋筑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由于家庭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大学期间的10个寒暑假，他有8个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1962年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蒋筑英理解母亲的苦衷，但他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导师王大珩很快看出，蒋筑英质朴、正直、勤奋，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20世纪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但这个领域在我国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根据科学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蒋筑英便开始在崎岖的小路上努力前行。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蒋筑英却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就不平坦，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4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他们在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那一年蒋筑英还不到30岁。

蒋筑英拥有俊朗的模样、渊博的学识、出众的人品，他特别喜欢看书，常常是书不离手，关心政治，做事从不蛮干，讲究政策和道理。在妻子路长琴的心中，蒋筑英是个近乎完美的人。1979年，所里派蒋筑英去当时的西德进修。在国外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但是到回请人家时，他嫌上饭店太贵，舍不得。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请客。他做的中国菜，外国朋友吃了都连连称赞“顶好”。半年时间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可以说是发点儿“洋财”了。这时，蒋筑英首先想到给领导写信，问所里需要买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一位朋友劝他：“你该给家里买台彩电。”蒋筑英回答说：“我也真想买台电视机，不过，买台黑白的就可以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自己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只给自己买了一台便宜的二手电视机，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所里。当时，国外二手电视机非常便宜，蒋筑英对路长琴说：“这台电视机值60块豆腐。”

路长琴说：“老蒋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在想着他人的人。”蒋筑英所在的研究室有的同事老少三辈住在一起，新来的大学生住在单身宿舍，学习条件差。为了改善这些同事的住房条件，他三番五次地找后勤部门，和管房产的工作人员争得面红耳赤。1981年年底，光机所调房时，按照副研究员的待遇，蒋筑英应该分到三室的新房，可是蒋筑英却找到管房产的人要求：“给我两间行不行？我的孩子不太大，把宽绰的房间让给更需要的人。”

一个冬天的晚上，蒋筑英的女儿路平放学回来，又赶上满屋是煤烟，她撅着小嘴跑到外面生闷气。蒋筑英见了，忙问：“乖女儿，怎么了？”原来放学后，路平去一个同学家，见人家住房宽敞，用的是煤气，一点儿烟都没有。路平心里很羡慕，想到自己家窄小不说，还挨烟呛，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便没好气地跟蒋筑英说：“爸，亏你还是个干部，房子住得这么小？”蒋筑英听了，知道女儿长大了，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些偏颇，应该帮助她提高认识。他不但没恼，反而笑了：“孩子，心宽不怕房屋窄，少年有志不比家啊！”接着，他给路平讲了岳飞和安徒生的故事。蒋筑英对女儿说：“你还小，千万不要跟人家比吃、比穿，更不要比谁的爸爸官大官小、住房的大小，要把精力用在学习上，比家庭、比父母算什么本事？自己学习出类拔萃，有真才实学，才算真本事。”

“有追求，头勤、嘴勤、手勤、腿勤”，这是蒋筑英的同事史光辉对他的评价。在攻克变焦镜头技术难点的时候，需要把国内生产的仪器和国外先进的仪器进行对比检测。蒋筑英做得非常仔细。结果发现，我国研制的镜头和国外的相比，传递函数质量差距不大，但是颜色偏红，有点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蒋筑英对所有数据逐一进行分析。最后终于发现，我们使用的玻璃质量存在缺陷。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同事发现他竟然在行李箱里塞了一大包四川榨菜，当时就皱了眉头：“老蒋，你这是干什么？”蒋筑英发现露馅了，便坦白交代：“我打算在国外就吃这榨菜，从口里‘抠外汇，等回来，我给所里添置更多的光学器材。”听了这话，在场的同事无不动容，然而大家并不知道，此时的蒋筑英距离生命的终点仅仅还有1年半的时间。

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忙到深夜11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3段路程到达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蒋筑英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蒋筑英于1982年6月15日下午去世。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蒋筑英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黨员。国务院授予蒋筑英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