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旭

1948年12月的一个清晨，中国北方的汉沽火车站。这一天与往日相比，感觉干冷干冷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刺得人脸生疼，土地都被冻得裂开了许多口子。昨夜枪炮声响了一宿，天亮时传来消息，解放军已解放了芦台。芦台距汉沽只有10多里路。这时，站长室桌上的电话铃声突然炸响，在这寒冷静谧的清晨特别刺耳。我一骨碌从长椅上爬起来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抓起了电话。

“是汉沽站任站长吗？”电话那边传来天津铁路分局华北段鲁段长的声音。鲁段长是山东人，我的上级。他为人正直，头脑清晰，工作有魄力且体恤下属，正是由于他的伯乐识马，我才在汉沽站当上了站长。

鲁段长简单地问了眼下的情况后，语气坚定地说：“我命令你带着全部站款，今天必须返回天津。”

“是，保证完成任务。”我大声回答。鲁段长的电话是有来由的。事后我得知，鲁段长的这个电话是根据天津铁路分局特派员石川的指示办的。石川说：“现在兵荒马乱，人财物一定要管理好，不能让我们天津铁路的资产在这个动荡时期受到损失，这是铁路局的命令。”石川还从鲁段长那里要了天津铁路分局华北段人财物的清单。鲁段长的做事风格就是执行力非常强，只要上级有命令，他肯定不打折扣地去完成。从另一个方面说，鲁段长是真的担心华北段遭受经济损失，他也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他常对下属说，要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管好自己的人。因此，石川、鲁段长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

我的困意被鲁段长的电话一扫而光。确实，这几天战事吃紧，国民党军队白天在站台上盯着火车抢运军火物资。晚上，解放军给我们开会，讲当前的政治形势等。当地的一些地痞也趁火打劫，要接管装卸车的脚行业务，说这是国民党党部的指示……所以，这段时间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稳定局面、维持运转上了，连着几天都没坐下来好好吃过一顿饭，更没睡过一宿好觉，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我放下鲁段长的电话，马上喊来了财务小孙，让他打开了隔壁财务室锁着的大铁门，从铸铁的保险柜里把现金和账本统统装进了一只绿色帆布大旅行包里，旅行包被撑得鼓鼓的，我掂掂得有二十来斤，我要亲自将旅行包带回天津。小孙是当地人，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不愿意随我护送站款回天津的意思。是啊，这个日子口，谁也不愿离开家乡，我理解小孙。

“任站长，你带着钱这么一走，我们可就开不出工资了，这半个多月可不能让我们白干啊。”一个身材粗壮的员工挡在了财务室的门口。

“任站长，这两天我家都揭不开锅了，你这一走，我们一家老小吃什么啊。”门口有人呼应道。

“我们把钱分了吧。”门口一个员工建议。“对，把钱分了吧。”堵在财务室门口的许多人附和着。

“我体谅大家的难处，可上级有命令，我不能违抗。这样吧，我向鲁段长报告一下，争取借给大家一些钱，把这半个多月的工资先补上。”我说。我知道这个时候不留下一些钱是出不了这个门的。众目睽睽之下，我拨通了鲁段长的电话。

经鲁段长同意，我按每个人一个月工资的钱数借给了大家，并让每个借钱的人都在“借款表”上签了字。这时，一个士兵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催我立即离开汉沽站，说汉沽铁路大桥马上要被炸掉了，桥断了，我就不能回天津了。于是，我匆忙扛起装满站款和票据的旅行包出了财务室。这时，不远处不断传来零零星星的枪炮声。

“任站长！我陪你回天津吧。”就在我扛着旅行包走到站前广场时，站务员小谢追了上来。小谢二十出头，一米八几的个头，粗粗壮壮，典型的北方汉子，而且小谢心眼儿活络，善于随机应变。我犹豫了一下，想回绝小谢，担心小谢是冲着钱来的。而现实是负重前行，对于已到不惑之年的我来说毕竟是一个力气活儿，关键是世道这么乱，还不知路上会遇到什么风险，有人陪我一同返津更安全，我在左右权衡。这时，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不要把同事都当成坏人。”于是，我点点头。小谢一把从我肩上接过了旅行包，我们踏上了回天津的路。

七十多里的路，我们只有靠双脚步行。

天空阴沉沉的看不到太阳，很冷。我们徒步走过新落成的铁路上行大桥，因为铁道上堆了许多沙袋，建起了防御工事，我们只好离开铁道又转向大道。大道上空旷无垠，北风卷起阵阵尘土，一眼望去，满目凄凉，见不到几个人影。

“您是哪年进的铁路？对了，您为嘛选择铁路这份差事？”小谢的问话打破了沉寂。我平时与小谢很少有深入的沟通，只是工作上的交往。看来今天难得有这样聊天的机会。小谢的问话打开了我的思绪……

我儿时，洋行以及天津铁路的许多部门都是外国人主事，会讲英语很吃香，我经常在火车站看见中国人担任的站长戴着金箍帽，穿着整齐漂亮的铁路制服，很神气地和外国人讲英语。我父亲为此很是羡慕，资助我学习英语，将来也要当站长，不受外国人欺辱，给咱中国人争脸。1925年我22岁那年，经表叔介绍我来到津浦铁路，通过车务总段长和段长的考试，录取我为兴济车站检票员，月薪银币20元，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梦寐以求的铁路系统。

不久直奉战争爆发，战火遍及东北及华北各地，兴济也成了战场。战事平息后，由于我工作努力，先被提拔为德州站学习站长，不久，我又升职为副站长，时年23岁。当时铁路被军阀所割据，铁路收入是他们筹备军饷打仗的主要财源，因此铁路职工每月工资仅发半个月，后来每月只发二成。那时的铁路机车已成为打内战的工具，一般客货运已处于瘫痪状态，撞车事故频频发生，由于我数次制止国民党军人强行开车及违法运转，横遭谩骂，若不是我逃脱得快，耳光和皮鞭早就落在我身上了。由于我忍受不了这些毫无价值的精神刺激和窘困的威胁，忍受不了他们这样任意糟蹋和破坏铁路的营运秩序，1927年冬天我愤怒辞职。

“没了工作，您怎么养家糊口？”小谢问，他听得很认真。

我赋闲居家，子女累人，生活的窘迫和严父的斥责，使我不得不重新寻找生活的出路。我曾在商业日报社当过推销员，在马朝利洋行马场道汽车加油站当过售油员。1929年冬天，经唐山的表兄介绍，我在唐山铁路一工厂技术员安先生家当家庭教师，后经安先生介绍，每晚到扶轮一技术学会学唱京剧，我对京剧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年，日军逼近山海关，人心惶惶，全国舆论愤然。当时，东北义勇军鏖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日軍凭着优越的军事装备，不断西犯，大好河山相继失守，我激于义愤，给《新唐山日报》投稿，署名抚松散人，声讨日寇，发表了《我们不能任人宰割》等文章，也是为了出一口气，企盼唤醒民众，保卫国土，争取自由，共赴国难。由于教学满期，我回到了天津，也就不再投稿。1930年我经马叔叔介绍，天津市河东区北宁铁路一所学校聘请我为国语教员。一年后，学校关闭了，我又失业了。

看到小谢专注倾听的样子，我继续讲了下去……

为了能够养家糊口，我曾乘火车背运过现洋，到万国桥（今天的解放桥）附近卖过面粉。那年的腊月底，十分寒冷，家中没钱过年，我只得在街头卖春联，有一个顾客要求我写隶体对联，当时天气严寒，挥笔不久，手就冻僵，字也结冰，拉不开笔，我就用为取暖带来的炉子烘烤对联，不承想把对联烤着了，只好重写重烤，真是太难了。最后，我用卖春联挣的钱，买了几斤棒子面和几棵白菜，总算勉强过了年……

“站长，我们歇歇吧。”小谢打断了我的述说，看来他是走累了。

看天色尚早，我们就在村口一棵老槐树下坐了下来，喝几口自带的水壶里的水，我将带的烧饼给了小谢两个，天气太冷，烧饼硬硬的。

小谢一边揉着压痛的肩膀一边说：“站长，您看这兵荒马乱的，我们扛这么多钱还回天津干吗啊，说不定一个炮弹飞过来我们全玩儿完了。我们干脆把钱分了吧。”小谢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多时的话。我忽然感到小谢这次陪我回津就是为了分钱。

“不行，鲁段长有命令。”我坚定地说。

“嗨，您太死心眼儿，这天天打仗，鲁段长现在还不知干吗去了，您干脆就说遇上土匪了，钱都被抢了，没事！”小谢说。我一愣，没想到小谢早就想好了分钱的借口。我开始后悔同意小谢一起返津，事到如今怎么办？我迅速地想着对策。

“我们赶路吧，天不早了。”我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说。我发现这个地方太僻静了，怕出意外。

小谢不情愿地扛起了旅行包，我们继续前行。路上，小谢再次提出分钱的想法。“这是公家的钱，我们私分犯罪！”我说着，瞟了一眼小谢，只见他的脚步慢了下来，右手慢慢地伸进了怀里。我一惊，难道他藏有凶器？他要对我下手？我心跳加快，故意放缓了脚步，保持小謝一直在我前面三四步远的距离。

“嗨，命都不保了，还怕犯罪。这点儿钱对于国家算个屁，九牛一毛都到不了。分了钱，我回天津娶媳妇，您也回家过一个肥年。您上有老下有小，十几张嘴等着吃饭呢。”小谢走着说着又把右手伸进了怀里。我快走几步猛然追上他，发现他怀里有两个黑黑的铁东西。

“小谢，你怀里是嘛东西？！有好事别一人独吞。”我故意半开玩笑地说。

“我、我，嗨，我出来时在站台上捡了两颗手榴弹。”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那手榴弹是木把铁头，有好几斤重。我曾见过有人拿手榴弹当板砖将对方砸得脑浆迸裂，我不禁有些毛骨悚然。论身高、体能、年龄我都不是小谢的对手。怎么办？这时，我们路过一个村庄，村里的人大都外出逃难去了，残墙断壁，静悄悄的满目凄凉。

“站长，钱分了吧。”小谢再次提出，他的手又伸进了怀里。我环顾一下左右，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如果此刻小谢对我下手，我可就完了。我心里又是一阵紧张。一路上随行的小谢屡次要求瓜分这笔站款。

“好，到天津我就考虑。”我用了缓兵之计。

“嘛叫考虑？”他追问道。

“就是研究。”

“还研究个嘛？”他步步紧逼。

“就是到了天津就给你钱。”我偷换了个概念。

小谢的手这才慢慢地从怀里抽了出来。

对于小谢分钱的要求，我只好托词，不敢再严词拒绝，因为他怀里有两颗手榴弹，如果触怒了他，怕遭毒手。

“站长，您看我这个人咋样？”小谢突然发问。

“挺好的，为人忠诚，没有坏心眼儿。”我用好话捧他。小谢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我话锋一转说道：“小谢，你听说过芦台有一个人捡了一颗手榴弹，不知怎么鼓捣的把自己炸死的事吗？”

小谢一脸茫然。

“那玩意儿太危险，还是扔了吧。”那两颗手榴弹是我的心头之患。

“如果遇上土匪怎么办？”小谢说。言外之意这手榴弹是为了防身。

“真遇上土匪，手榴弹也没有枪子儿跑得快。”我说。

小谢无语。

“弄不好万一响了，我俩可都玩完了。”我说。

“我想带回家留个念想。”小谢有些嗫嚅。

“这玩意儿不好，这可是一个定时炸弹，说不定嘛时就响了。”我瞟了眼小谢，发现他的面部表情有些紧张，我接着说，“你快拿出来，保险盖掉下来可就悬了，来，我看看。”我突然伸手硬是从小谢的怀里使劲掏出那两颗木柄都有些湿热的手榴弹，用力扔向了不远处的水沟里。随着“咚咚”的声响，扑啦啦惊起芦苇地里的一片飞鸟，那两颗手榴弹竟砸破了冰面沉入了水底，我心里的这块大石头才落了地。小谢左手正抓着扛在肩上的旅行包没能反应过来，他没想到我会突然出手抢手榴弹，他愣愣地望着水沟的方向，一时没有缓过神来，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实在太突然，我的动作实在太快了。小谢心里十分懊恼，脚步明显沉重了许多。我心里十分得意，感到步履轻松。我们都尽量没有表现出来，彼此心照不宣。

去除了心头之患，我的精神也放松了，话也就多了起来，小谢闷头赶路，一言不发。为了缓解紧张而又沉闷的气氛，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清了清嗓子，又继续刚才的话题……

1935年经德州工务段李工程师的同意，我在该段当上了临时誊写兼打字员，相当于今天的文秘工作，月薪15元。为了补助家用，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家教授英语，一家生活也就基本安定下来。

卢沟桥事变爆发，1938年2月，我和许多同事被生活所迫，不得已到天津铁路北站列车段报名谋求工作，因为当时是日本人主事，总觉得脸上不光彩，所以我把别号朗斋作为自己的名字。被录取后，常在天津与德州间的货车上值勤。1939年我被提升为独流站见习副站长，同年我又考升为副站长，此时的站长已是我们中国人。我先后在这个站工作了五年。

1945年9月，我在天津铁路分局秘书室人事科当课员。美军进驻天津南站，南站业务完全停顿，陷于混乱状态，人事科派我到南站代理站长职务。我根据铁路局的指示解散了外国员工，100余名中国职工照常上班，后由于南站完全作为美军军队专用，就将这些中国职工分批调往其他单位，南站仅留下四五个中国职工。

1947年2月，铁路局下令，派我为天津南站站长。由于人员紧张，我除担任站长职务外，还要到运输段承担运转事故分析工作，统筹兼顾，我工作努力，为整顿南站站容做出了成绩，得到铁路局的表扬。11月改派我为汉沽站站长……

说到这，我瞟了眼低头赶路的小谢，见他没什么反应，我也就不说了。

我们走到茶淀时，遇见了国民党军队的检查，他们见我俩这身铁路制服，看了我们的工作证并未留难，正好赶上一列折返天津的空兵车，我们就跳了上去，坐到新河站，又转乘列车到张贵庄站，再转搭空列车回到了天津，在晚上八时许我们终于赶到了天津铁路分局的大楼前。小谢迫切地提出要用钱，就连语气都变得很急切，只是他不再提分钱了。借助铁路分局楼里的灯光，我让小谢把旅行包放在路边，看看左右无人，我打开旅行包，抽出了四百元纸币递给了他，这是他一个多月的工资，小谢无可奈何地在“借款表”上潦草地签上了名字。

“我幫您把旅行包扛到路局里面？”小谢望着我试探地问，我从他那游离的眼神和飘忽的语气里感到他是言不由衷。“不用，你一路辛苦啦，早回家歇歇，我自己扛进去吧。”我说。

小谢不情愿地埋着头悻悻地走了，因为他要分钱的目的没达到。这时，铁路分局大楼里许多窗口都黑了灯，门卫室则灯火通明。我来到门卫室说要到运输段或财务科。门卫室值班的两个中年人回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门钥匙，告诉我运输段和财务科的人都已下班，明天早上再来吧。旅行包存放在门卫室？值班的人员不同意，说这不符合规定且值班室不安全，怎么办？今晚暂放我家？不行，我住在城乡接合部，比较偏僻且路途有些远，不安全。对，鲁段长就住在距铁路分局大楼一里多远的闹市区，路上比较安全。我探头往外瞧了瞧，小谢早已没了踪影，只有几个匆匆的赶路人，我扛起旅行包往鲁段长家走去。旅行包在鲁段长家存放了一夜。翌日早晨，我扛着旅行包先到了铁路分局运输段做了汇报，然后，又扛着旅行包到财务科收支所，把全部站款7123.70金圆券及各种账本、票据移交给了他们，财务科收支所的刘恩科签收，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若干年后，铁路的一位老同事兴冲冲地来我家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夕，铁路局特派员石川是一名共产党党员，他的秘密身份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干部，也就是说，我1948年底的护送站款是在完成我们党的任务。不知为何，我的泪水突然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亲爱的党，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您工作了，此时此刻，我激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我连夜郑重地给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申请书的最后写道：“敬爱的党组织，我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铁路，经历过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和国民党的腐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共产党是真正能够挽救中国的党，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加入的党，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没有资格和勇气提出这个申请。昨日，欣闻我1948年底的护送站款就是在为我党工作时，我百感交集，喜极而泣，夜不能寐，我斗胆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请党组织接受一个饱经沧桑的老铁路人提出来的最诚挚的请求……”

后来，我将这次护送站款的故事讲给了我的小外孙，希望他从中品味出一些人生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