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姗姗

内容摘要：元杂剧中的史记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史记》中的故事情节，但在思想内容和主题表达上都体現出了不一样的文化特点。蒯通故事文本在正史与俗文学两种不同文学土壤中拥有了不同的演绎同时，还与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产生互动，从而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时代作品。而且，因元杂剧与底层群众的关系密切，从而使不同阶级的文化产生了流通，促进了正史文化的传播，丰富了元杂剧的创作题材。

关键词：蒯通 《淮阴侯列传》 《赚蒯通》 思想互动

元杂剧中许多作品都非一人一时之作，有相当程度是根据前代的文学作品或民间故事改编而来的，《史记》作为元杂剧创作的来源之一对元杂剧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蒯通故事在《史记》和元杂剧中的不同表现

史记戏虽由《史记》演化而来的，在情节上也十分相似，但因创作者的写作视角各有春秋，便呈现了不一样的作品风格，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阅读体验。《淮阴侯列传》和《赚蒯通》中的蒯通形象就有不同的演绎。

1.人物地位的不同。蒯通作为一位谋士，富有才华却未遇伯乐。中国的谋士群体层出不穷，由士发展而来，后不断发展细化为军事、参谋等。据《墨子·号令第七十》记载：“县各上其县中豪杰若谋士、居大夫重厚，口数多少”[1]483。由此可见，谋士就是那些为更高统治者出谋划策，口才超群，并且以此为生的政治人物。“谋士阶层均是以其‘智参与到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并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里发挥其独特之作用”。[2]5司马迁早早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或单独刻画，如《李斯列传》：“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齎持金玉以游説诸侯”[3]2540;或穿插于他人的活动之中，如蒯通。

在《淮阴侯列传》中，蒯通谋士作用体现于以下三个事件中：劝攻齐、劝三分天下和阻赴汉王之约。单看蒯通，其谋士形象已较立体，但结合人物职能和情节，蒯通的三次谋划都是为韩信服务的。司马迁安排十分巧妙，将蒯通的出场与退场都与韩信的生死相连，加入蒯通也是为了推动剧情。那么，蒯通既然只是文本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又如何能在元代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呢？《赚蒯通》第一折交代起因;第二折围绕蒯通为韩信的生死谋划展开;第三、四折则是蒯通的自保过程。受《史记》影响，人们对蒯通并不敏感，多数学者在研究《赚蒯通》时重点也在韩信身上。两者剧情相似，但各有侧重：与《史记》相反，杂剧虽因韩信而起，但除第一折外，其他文字都集中于蒯通身上，韩信反过来服务蒯通形象。蒯通虽未改变韩信的悲剧，但并不影响剧作家对其口才与机敏应对能力的赞赏。

总之，《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在文学创作中的分量较轻，地位较低;而在《赚蒯通》中，剧作家充分展现蒯通的聪颖与善辩，创作分量更重，地位较高。

2.时间跨度的不同。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一定，但是创作者们会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和写作意图从中截取，或略或详的再次讲述事件。《淮阴侯列传》和《赚蒯通》因侧重不同，两者的叙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也就有所差异。

《淮阴侯列传》中，包含蒯通的故事时间长，但对蒯通的描写较少，话语时间短;《赚蒯通》中，时间跨度变小，作者只取阻赴约一个片段，使得整个戏剧的故事情节更加集中紧凑。时间的紧凑会加快叙事节奏，推动戏剧冲突的爆发，如《雷雨》就在二十四小时内包含了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情仇。《赚蒯通》集中于蒯通逃离后的经历描写，根据需要适当的增加了蒯通装疯卖傻的描写，使得短时间内各种戏剧冲突交织在一起，叙事节奏加快。最重要的是，剧作家为凸显蒯通的论辩才能还在最后增加了为韩信平反的情节，增加了话语时间。

时间跨度的不同是作者根据创作需求而进行的选择，这背后也隐藏着创作者们的创作动机和时代背景，也使得相似的故事情节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活力。

二.蒯通故事文本与社会思想的互动关系

蒯通故事文本在正史和俗文学中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生命状态，不仅取决于两者题材上的差异，还和它与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互动有很大关系。

首先是创作者的身份地位不同，这一点起决定作用。司马迁注重真实性，在《淮阴侯列传》中，因蒯通逃亡的经历没有人看到，作者便未过多涉及，但蒯通劝谏韩信的过程，司马迁却写的相当详细。再看《赚蒯通》，不仅有蒯通详细地劝谏过程，还包括蒯通装疯卖傻的经历，甚至还有“野犬尽时猎狗烹，敌国破后谋臣坏”[4]78的嘲讽。司马迁将统治者丑恶的一面撕裂在了观众面前，不仅震惊了萧何等人，同时也给故事外的读者带来了震撼。总之，元杂剧创作者在合理范围内进行了艺术加工，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精彩完整。

其次是创作者面对的受众不同。《淮阴侯列传》的受众是受过正统教育的一批人，他们的立场与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一致，因此司马迁侧重于韩信，对蒯通刻画十分有限。再看元杂剧，它的观众大多是普通民众，相较于王侯将相的生死，蒯通的坎坷命运更能引起共鸣，也更符合他们的审美倾向。尤其是蒯通被抓后，不卑不亢，借“十罪”“三愚”将韩信的功绩一一道出，让观众读者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感到不耻，同时也对蒯通的能言善辩感到钦佩，最重要的是这种能够力挽狂澜地英雄式人物也是普通民众所期盼的。王季思先生认为“《赚蒯通》的思想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为韩信冤狱平反，揭示韩信冤狱的实质，从而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凶残虚伪的嘴脸。”[5]其实不仅如此，相对于统治的虚伪，剧作家更加关注美的东西，从第二折中可以看出，“管送的你死无葬身之地”[4]75是蒯通的真情流露，用词大胆，但字字真心。剧作家抓住了受众的喜好，挖掘蒯通故事文本中的人性美好与真意，将其展示在受众面前，必然会赢得众人的喜爱。

最后是创作者的写作意图不同。司马迁的目的是还原历史，以供后人参考;但元杂剧却是要呈现在舞台上，更注重艺术加工。元杂剧中的很多剧作家都是无名氏，一方面可能是年代久远，剧作家的生平背景和创作经历难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是临时创作。杂剧演员们会确定一个故事梗概，再一起创作，甚至有些台词都是演员上台之后依靠经验临场发挥，因此，元杂剧的创作空间也就更大。

基于以上几点，蒯通故事文本在不同时代与其社会思想产生互动，也就呈现出不一样的文本效果，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三.蒯通故事文本与社会思想互动的意义

蒯通故事文本在不同时代进行了不一样的演绎，既包含了所处环境的时代特点，又通过对蒯通形象的不断挖掘，发现了他与底层民众的相通之处，让本身并不显眼的蒯通形象被大众所熟知，为人们展示了不一样的谋士形象。

1.反映时代特点与思想变化。每个作品都不可避免的会留下一些时代烙印，相同故事文本在不同时代下进行演绎，使得老旧的故事被注入了新的血液，再次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除蒯通外，司马迁笔下还有许多性格特点鲜明的谋士形象，可大致分为忠心不二的良将与油嘴滑舌的佞臣，蒯通则属于前者。但无论哪一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这既司马迁自身遭遇的投射，也是西汉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对待蒯通，司马迁在其悲剧中加入了暖色，让他能够保命，隐含了司马迁的另一种情感寄托，即对良将的爱惜。当然，者也离不开汉武盛世的开明，让他敢于“叛逆”，抒发不满。所以，即使蒯通并非中心人物，司马迁也为其结局留下了写作空间。再看元杂剧中的蒯通故事，与《史记》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的蒯通更懂得明哲保身，思想行为也更加大胆。这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元杂剧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实际需要，另一部分则不能脱离时代思想的变化。《赚蒯通》的具体创作时间虽无法确定，但也逃不过元代前后的大框架，这就能反映出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汉人状态。剧作家将其不得志投身于蒯通身上，却并非唯唯诺诺，而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为君出谋时，尽心尽力，不惜以祭拜的方式刺激韩信;事态无法挽回时，能够认清时局，及时退身，不卑不亢。

总之，不同时期的创作者对蒯通故事文本的不同处理方法正是基于其所属时代的思想之上的，人物反应出来的性格特点等都与其社会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

2.缓解文化断层的现象。元杂剧产生的时期已经是我国俗文学不断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个时候民众对于俗文学的需求较大，剧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题材有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剧本的创作者就是民间艺人，他们的文化水平有限，加上演出任务的压力，独立创作的时间被不断压缩。他们的演出内容就需要借鉴前人智慧，将前人的文学成果进行二次加工，再与民众的喜好相结合，最终呈现到观众面前，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很好的题材来源。在这一过程中，从前只属于贵族阶级的文化成果也能够进入到普通民众的视野之内，缓解了文化断层的现象。

蒯通故事文本与社会思想的互动给我们研究元杂剧中的其他史记戏提供了一种思路，同时，也将我们的目光投射到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历史人物身上，重新发现他们的价值和闪光点，多角度解读文本。

参考文献

[1]（战国）墨翟著;孙以楷译注.墨子全译[M].成都：巴蜀书社，2000.10.

[2]陈长荣著.澄舍文录[M].苏州：蘇州大学出版社，2015.06.

[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5.

[4]（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王季思.我国戏曲舞台上最早出现的雄辩家形象——谈元杂剧《赚蒯通》[J].文艺理论研究，1980（02）：157-162.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