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艳 谈玉芳

内容摘要：本文以阿来小说中的“疯傻”叙事为研究对象，总结出《尘埃落定》塑造了一个大智若愚、仁爱关怀、超乎寻常的“傻子”二少爷形象，在分析文本反讽叙事、多视角视角、无逻辑叙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小说“疯傻”叙事在隐喻现代精神困境、批判绝对理性、揭示虚无存在这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傻子” 智慧 叙事方式 现代精神 《疯癫与文明》

《尘埃落定》的故事开始于十三岁的土司二少爷记事的那个早晨，伴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终结。小说中土司二少爷没有专门的名字，他因为出生后不会笑且反应迟钝而被称作“傻子”，于是“傻子”成为了他的代称。这一“疯傻”人物具有着两面性的形象特征，他在行为上有几分怪异、糊涂、反常，但思想上却显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的智慧与远见卓识，他不受世俗束缚、客观理性对待一切。加之，小说进一步拓展了关于痴傻与智慧、非理性与理性的言说空间，使得闪耀着“智者”光环的“傻子”二少爷给读者以更大的阅读感染力和思想冲击力。

一.“疯傻”者形象塑造

“土司和他的新太太有了我。两年后开始怀疑我可能有点问题。三四年后才确实肯定我是个傻子”[1]p51。关于土司二少爷“傻子”称呼的由来，书中一笔带过。而后，“傻子”作为一个标签被世人强加于并没有过多且过分痴傻表现的土司二少爷，除了传教士说他是个“有趣的人”、叔叔说他是个“很特别的孩子”之外，“傻子”不过是其他人对土司二少爷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其实“傻子不傻”。土司二少爷对自己“傻”的行为有着清醒地意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显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叫小瞧我的人大吃一惊。可是当他们害怕了，要把我当成个聪明人来对待的时候，我的行为立即就像个傻子了。”[1]p117在和他人对话的过程中，通过作者对“傻子”二少爷心理活动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有时虽然二少爷内心有自己的想法，但仍旧会故意以一些奇怪的行为取代口头应答，常常使对方感到莫名其妙;有时却大胆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其说土司二少爷“似傻非傻”，倒不如說他是为明哲保身而装疯卖傻，“傻”是他自己的选择。这背后隐藏着二少爷的独特智慧，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傻子”身份的掩护下，能够躲避来自权力与利益的威胁以自保，这是首要的。

“傻子”二少爷以“傻”作为自己保护色的同时，也因其做出了许多与土司时代格格不入的行为而显得“傻气”十足。土司二少爷看到大量饥民因饥饿而备受煎熬，即便他们是拉雪巴土司的子民，在面对生命的珍贵时，他果断施舍粮食给饥民;二少爷忽视土司制度中不合理的等级秩序，认为人皆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把下层奴仆索郎泽郎和尔依视作自己的朋友，他给予嫁给银匠过着劳苦生活的卓玛以极大的惋惜与同情并承诺日后给予所有下人自由民的身份;他使拉雪巴土司的百姓臣服于己的同时，提出“你们自己就是自己的首领”。“傻子”二少爷具有仁爱、平等、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他用仁者爱人、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为自己赢得了众多百姓的爱戴与尊敬，但却因为难以被大众理解而被人视作“傻子”。即便有时候“傻子”二少爷通过种种事件预感到土司制度行将灭亡，如他看到麦其家族拍下第一张照片时便说道：“好像是专门要为我们的末日留下清晰的画图”[1]p25，但当时的人们无法在时事变迁中准确判断历史的走向并及时采取灵活变化的策略，也压根不会在意，只会越发觉得土司二少爷是在“杞人忧天”，越发深信土司二少爷就是一个“傻子”。

由此观之，《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疯傻”人物有所不同，他的“傻”既是自己的内心选择，又来源于他人的偏见。可以说，阿来在继承新时期以来“疯傻”人物形象塑造方式的同时有所创新。与《爸爸爸》中的侏儒丙崽、《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任人欺辱的“傻子”来发、《秦腔》中为爱疯魔的张引生等“疯傻”人物形象不同的是，阿来摒弃了对土司二少爷畸形外貌特征的描写，也模糊了他的许多痴傻行为，只是让“傻子”二少爷在行为上表现出一些怪异和反常，从而有创造性地刻画了一个富有独特智慧的“傻子”形象。土司二少爷以“傻子”身份保护自己，又因为与土司时代的文明规诫格格不入，而不能为世俗眼光所认可和接纳，他那超越土司时代局限的人文精神充分彰显其“傻性”背后难能可贵的“人性”本真之善。

二.“疯傻”叙事的特点

闪耀着“智者”光环的“傻子”二少爷使《尘埃落定》在叙事上充斥着反讽的意味。作者既选择以“傻子”最为纯洁、本真的语言和立场来审视现实，揭露人性的丑陋与虚伪，如“看看聪明人傻乎乎的劲头吧”[1]p51、“脑子正常的人们心里好奇，但却又要掩饰。这样的事情只好由我来干了”[1]p39等。又常常书写以“聪明人”自居者的浅薄无知，使其与见识高远的“傻子”形成鲜明对照;书写旁人对待“傻子”二少爷的那种轻慢不屑的态度，叫“傻子”二少爷取得的成就令人瞠目咋舌。如“傻子”二少爷和他大哥在共同面对土司父亲交代的任务时，他们的选择形成鲜明对比。大哥对“傻子”弟弟不屑一顾，只希望抓住一切机会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却往往事与愿违;而“傻子”大智若愚，看似“无为”，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世人越是将二少爷看成一个十足的“傻子”，由这个“傻子”的智慧和世人的愚钝所形成的反差也越发强烈，因为恰恰是这个暴露在世俗眼光下的“傻子”具有着“大智慧”，他对世界万物、人生价值、生命意义有着比他人更加深沉、透彻的思考和认识，只有他活出了真实的自己。反讽叙事形成的张力，在增强小说情节的故事性与趣味性之余，还突出了“傻子”形象的独特性，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性。

阿来曾说过：“为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为了一个能够超越一般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层面的故事，我需要一个既能置身一切进程之中，同时又能随时随地超然物外的这样一个人物。”[2]为此，阿来选择“傻子”为故事的参与者，将其置身于土司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让“傻子”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自己的经历。例如，他提出免除百姓一年赋税时，“母亲很担心地看着我。父亲有好一阵没有说话。我的心都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1]p156这里“傻子”在限知视角下，以现身说法，说出自己的亲身感受，他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言行悖于常规而担心受到谴责。同时，他又被赋予了超越第一人称的感知能力与认知范围，使其能够以全知视角观察和透视他人的内心想法，见证所有事情的发生。他既清楚父亲与哥哥内心的真实想法，又明晰哥哥在南方作战的详细情况。阿来采用限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相结合的叙事方式，既能加强叙事的主观性，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又能丰富叙事内容，给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

叙事逻辑上，小说以土司二少爷这一具有思维混乱性与跳跃性的“疯傻”人物为叙事者，使得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随意、发散的特点。这种“功能性的话语表达方式”[3]，一方面表现在按历史发展顺序展开叙事的小说，却没有出现明确的时间。“傻子”对时间的概念也相当模糊，“我不知道这一年是哪一年，反正在一个比往年都热的夏天。”[1]p317但读者可以通过“傻子”对一些生活现象的描绘感受时间的变化。小说以“傻子”感知时间变化的心理活动为线索，在时间叙事逻辑上忽略客观时间的存在，突显人物叙事的主体地位，使得叙事由个人把握。另一方面，小说还以独具特色的意识流形式进行叙述，串联起许多混乱复杂的事件。例如《银子》一章中，“还是说银子吧”、“现在该说银子了。这要先说我们白色的梦幻”、“是的，还没有说到银子。但我以为我已经说了”。“傻子”对于银子的叙事看似逻辑跳跃混乱，却又能通过银子联想到政治、权力、财富、中原与土司的关系，在叙述中增强小说内容表达的广度与深度。这一叙事方式符合“傻子”的形象气质，不仅有助于作者把控文本叙事的节奏，淡化故事之间衔接的突兀感，而且打破传统文学叙事的局限，扩大了作者的表达空间，是文学创作一种新的探索与尝试。

三.“疯傻”叙事意义

“傻子”二少爷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思考“我在哪里”、“我是谁”，经由此，他的个人意识才会慢慢清晰明朗起来。这既是“傻子”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下，暂时没能适应周遭环境的表现，又是他在识别和定位自我身份时陷入意识混乱的体现。两个自我追问是他不断思索个人存在方式与生命形态的过程，也是每个时代的人们所不得不面对和探寻的。

阿来“是20世纪90年代最早意识到时代和生活已经开始再次发生剧烈变化的作家，也是最先意识到文学观念需要及时、尽快调整的作家”[4]，也正如阿来谈及《尘埃落定》的创作时所提及的那样：“在我怀念或者根据某种激情臆造的故乡中，人是主体。抑或将其当成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也显得相当简洁有力。而在现代社会，人的内心更多的隐秘与曲折，却避免不了被一些更大的力量超越与充斥的命运。如果考虑到这些技术的、政治的力量是多么强大，那么，人的具体价值被忽略不计，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许多人性灵上的东西，在此前就已经被自身所遗忘。”[5]基于此，创作于20、21世纪之交的《尘埃落定》将写作目光投向人，力图通过“疯傻”叙事还原人本真的精神风貌，挖掘人微妙的性灵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隐喻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映射现代人面临时代发展与生活巨变时的身份焦虑与价值迷茫。

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认为，在理性至上的社会氛围中，理性是一种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而疯癫代表着非理性，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被理性视为“他者”的存在。为此，他在《疯癫与文明》中为疯癫辩护，对理性进行批判与反思。以此为理论视角切入《尘埃落定》，可以发现“傻子”二少爷与福柯笔下的疯癫者一样，同是处于“他者”地位。在权力集中的麦其土司家族中，二少爷是老土司醉酒后与汉人太太意外所生，“傻子”这一称呼从他出生后表现异于正常婴儿，便与之捆绑在了一起。他“与众不同”的出生似乎就是一种原罪，被世人认作“他者”的存在。

而后，作为“他者”的二少爷与“自作聪明”的哥哥以及欲望膨胀的众土司们存在着普遍的对立与冲突。在一次次智慧的较量中，“聪明”的哥哥总是失败，而“傻子”总是成功，这意味着众人眼里“非理性”的二少爷才是最具有智慧的。土司们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进行种罂粟、抢粮食、发动战争等一系列正常的土司争霸行为，而“傻子”却认识到土司制度的不合理，甚至为了解放下人、改变制度而产生争当土司的想法。傻子作为“他者”的存在，被隔绝于土司文明之外。因此，傻子的“非理性”行为同那些所谓“理性者”的行为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系列对比，更易于读者意识到小说中“非理性”的“他者”——“傻子”，才是最具有理性特质的。《尘埃落定》以“傻子”为主人公进行“疯傻”叙事的目的在于颠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表达作者对现代社会中绝对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深刻反思。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还指出，随着疯癫现象越来越受人关注，文学作品中取代死亡主题的疯癫主题逐渐成为作家追寻人生哲理的主要形式。“因为疯癫就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疯癫意象里便包含有存在的不确定性与虚无性，所以通过与死亡同样的一种存在的虚无性的意义，疯癫便取代了死亡在艺术作品里的地位。”[8]《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作为一个具有哲理性的文学意象，在阿来“疯傻”叙事的安排之下，无疑也象征着存在的虚无。处于“他者”地位、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傻子”二少爷是最为孤独的个体，他因为遭受了不少来自他人的轻视与恶意，而更能感受到外界的冷漠与残酷，更能体会存在的虚无。

此外，在生命即将结束之前傻子二少爷说道：“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1]p37可見，土司二少爷的“疯傻”是个体在历史命运中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浪潮中也如“尘埃”一般渺小，正如小说名“尘埃落定”一样，人类无法抗拒时代的发展变化，个体的存在不过是沧海一粟，终有落定、消散的一天。阿来用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来书写傻子二少爷的命运，表达出个体存在的虚无性是一个普遍与永恒的主题。

《尘埃落定》以看似痴傻反常实则智慧超群、卓尔不凡的土司二少爷视角对土司制度的兴衰存亡进行描述，用他非常态化的表现与思维诠释其纯粹而美好的生命形态。加之，反讽叙事、多视角叙事、无逻辑叙事这些独具匠心的叙事手法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之余，通过土司二少爷的“他者”身份，更为间接含蓄地表现了阿来对权利、欲望、绝对理性的冷峻批判，乃至对历史、存在的深度思考：与土司制度有关的一切在时代发展中同尘埃一样，腾飞、飘散，又落定、湮灭。但历史仍旧不断酝酿着新的篇章，人类在面对难以逆转的局势和一切未知时，哪怕个体的挣扎在道不尽残酷的命运旅途中常常显得徒劳而荒唐，哪怕个体的沉浮在时代洪流中充斥着无尽的悲凉与虚无，仍旧不甘渺小，生生不息，一如落定之后再度升起的尘埃。

参考文献

[1]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顾萌萌.虚构与裂变：《尘埃落定》中“傻子”的叙事意义[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40（03）：24-27.

[4]张学昕.阿来的意义[J].阿来研究，2015（01）：81-86.

[5]阿来.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随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239.

[6]黄晖.疯癫的沉默与理性的独白——解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J].法国研究，2010（01）：47-53.

[7]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8]宋剑华.《尘埃落定》中的“疯癫”与“文明”[J].民族文学究，2011（01）：113-123.

[9]杨大春.现代性与他者的命运——福柯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批判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1（06）：1-7.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