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0日，通过近两年时间的绸缪，一艘百年灯船运抵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根据营口当地知情人士的口述，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初步确定该灯船是与铜沙灯船、大沽灯船等著名灯船同一时期的牛庄灯船。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留存的历史资料较少，很难对船只的建造地点、年代等进行精确的判断。由此，本文通过对灯船本身的细致勘测以及营口港史、中国航标史、清末文献报刊等史料的支持，进行了研究和推断。

一、牛庄灯船的由来和作用

我国的近代沿海航标建设始于1855年，上海道台应海关税务监督所请租赁“柯普登爵士”号作为灯船设于长江口铜沙浅滩。九年后，也就是清同治三年（1864），英国驻牛庄领事米法斯自上海收购“西风”号帆船，在营口港区设置灯船，这就是山海关辖区最早设置的水上助航标志之一的第一代“牛庄灯船”。

牛庄又称牛家庄，其港口活动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实录》，辽东边军以海运供给军队粮饷。清代以后，牛庄港逐步迁移至位于辽东湾终点、辽河下游的没沟营（今营口），这里河道深阔、靠泊条件好，是清代东北地区的交通门户及贸易发展中心。1861年开埠以后，帝国主义出于侵略目的仍将没沟营港称为牛庄口岸，由此，牛庄这个称呼就继续沿用下来。

按照当时的记录，由于辽河口两岸甚低，时人称船员在甲板上无法看见七里以外的岸线。另外，由于辽河水道两侧则是广阔浅滩，退潮时皆为滩涂，且辽东湾内的水色极为暗淡，使得用人眼区分岸线变得更加困难。由此，中外船只极易在低潮时分搁浅，以赫德为首的海关总税务司自然不会放任这种情况，迅速在当地建立了以牛庄灯船为核心的航标体系。据部分史料称，牛庄灯船设立以后多有收容擱浅船只人员、救护险情的相关记载，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救助搁浅日籍船舶14人并收容船上数日等记录，使其作为航标设备之外的价值得到体现。

二、牛庄灯船的历史沿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中英天津条约》第2条增设牛庄（后改营口）10处通商口岸这一历史背景下，灯船作为一种特殊的助航标识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见证物之一。

中国沿海复杂的岸线、水文条件，使得航标建设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和有志一同。根据在海关海务部门任职多年的余铭镛先生1928年在《海关华员联合会月刊》发表的《海务部门管辖沿海灯塔、灯船的区域划分》，截至1927年底，海关管辖的沿海灯船计有6艘，主要是江海关所辖铜沙、九段沙、崇明灯船;津海关所辖大沽口外、拦江沙灯船以及山海关所辖牛庄灯船;解放前夕，据《中国航标史》所载“1948年底海关经管航标的馆区航标分布与数字统计表”记录，其时全国灯船共计20艘，其中沿海灯船仅上海2艘、天津2艘（当时，牛庄灯船归口天津管理）;至1995年，根据《中国沿海各航标去航标数量统计表》，在全国沿海航标总数达1783座的情况下，沿海灯船仅有天津海上安全监督局3艘（牛庄灯船受其管辖）、上海海上安全监督局6艘以及广州海上安全局3艘，总计仅为12艘，占全国沿海航标的比例仅为千分之七。由此可见，灯船作为一种沿海航标虽由来已久，但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较为稀少。

作为仅有的沿海灯船之一，牛庄灯船曾历经多次迭代。据《营口市志》记载，1867年4月22日，掌握着全国海事工程权的英国人在营口港辽河进口处设置了一艘总重量为369吨的木制灯船“西风”号——即第一代牛庄灯船;据《中国沿海灯塔志》和《通商各关警船证浮椿总册》记载，1871年7月18日，一艘三桅灯船运至营口，左右舷有英文“NEWCHWANG”，这就是正式命名为牛庄且在船体上加以明确标记的第二代灯船。据《五十年各埠海关报告》记载，由于中日甲午战争，该船于1895年撤销并滞留上海。1896至1899年8月28日，三桅帆船“欧米茄”号，作为原灯船的替代品行使航标职责。

1917年5月25日，新一代的钢制灯船代替了原有以木质为主的灯船，这就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三代牛庄灯船。1945 年抗战胜利后，该船因战乱被洗劫，仅剩船壳和固定式舾装件。在1948年2月26日营口解放后，灯船进行大修后重置于海上，其时，除船长以外，灯船上有值班人员6人，分为三个班次轮换。随着新中国航标事业的发展，1951年，灯船两舷原有字样被“营口”两字代替，从此被正式命名为“营口灯船”。1985年春至1998年，灯船开始实行无人值守制度直至灯标无法使用。此后，该船即作为趸船停靠于辽河码头，直至被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发现。

三、关于建造牛庄灯船的相关推断

牛庄灯船船长约31、型宽约7.9、型深4.6米，船艏、船艉两头翘起，龙骨线条弧线完美、造型古朴。从船艏位置自下往上观赏，其造型透出刀锋一般的锋锐，似乎正在海面上劈风斩浪一般。比较遗憾的是，灯船存在水线以下部分锈蚀严重、舵叶等部件缺失的情况，但其原船锚机表面还留存有较为清晰的“SHANGHAI”字样以及舱内多处的球扁钢腹板上清晰可见的“SCOTLAND STEEL”等字样均具有很强的文物保护价值，需要加以抢救性保护复原。

自牛庄灯船入藏中国航海博物馆起，博物馆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口述史记录和考证等相关工作。根据营口港当地老人以及灯船值守者后人的描述，该船为英国建造，经上海加装设备后拖航至营口使用。此一记录似可与前文所述“SHANGHAI”“SCOTLAND STEEL”等字样加以对应。然而，对于这一说法笔者却感到非常疑惑。

根据1917年5月19日发行的《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以及1917年6月21日发行的马来亚《海峡航运公报》（Straits Shipping Gazette）记载，第三代牛庄灯船是于1917年5月18日由海关运输船“并征”号拖曳离沪、5月25日替代老灯船碇泊辽河口，航程约八天。对比上海至营口约580海里的海上距离，英国至上海的海上距离在1万海里以上，即以当时的拖航速度，整个航程将在150天左右。毫无疑问，即便在现代，类似航行的成本也将是个天文数字，是否存在由上海的造船厂制造的可能呢？

通过对《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史》《中国近代造船史》的研读可以发现，19世纪40年代末，英美商人已经开始在上海租界内经营轮船机器修造业。1856年7月，由美国人贝立斯（Nicholas Baylies）开设的船厂制成一艘长21、吃水0.82米、载重40吨的轮船“先驱”号。19世纪60年代，英美资本抢滩上海，先后开设了9家船厂，其中规模稍大的是祥生船厂和耶松船厂。在1880年至1889年，上海外资船厂共建造轮船28艘，其中祥生船厂16艘、耶松船厂约为7艘;1882年至1893年，两厂先后建造大小轮船37艘。从所造轮船的吨位来看，1870年祥生船厂建造的“公和”号轮船，总长64、吃水3米，排水量1300吨，载重量763吨，最了不起的是，其船体、主机和锅炉皆为该厂所造，周期为九个月。不遑多让，1884年，耶松船厂建造了一艘长85米，载重量2522吨，时速11节的“源和”号轮船，号称为远东所造的最大商船。综上所述，当时的上海完全有能力建造一艘类似“牛庄灯船”的没有动力、船长仅30余米、总量仅200余吨的钢质铆钉灯船。

根据《中国沿海灯塔志》的记载，除牛庄灯船外，我国近代航标史上还有3艘著名灯船，即铜沙灯船、九段沙灯船和大沽灯船。在进行史料调查的沿途后，笔者发现这3艘灯船均有非常明确的在上海进行建造的记录，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关于1899年建成的第二铜沙灯船的记录了，其明确记载了该船是由上海英商耶松有限公司老船坞所承造，而在1926年第三铜沙灯船建成后，该船又改泊九段沙作为九段沙灯船使用。至于牛庄灯船，虽然缺少明确的记载，但从前文所引用的1917年5月19日《字林西报》中关于“由中国海关总工程设计”的记述以及其他著名灯船的建造地点进行推断，其在上海建造的可能性极大。

随着中国航海博物馆对牛庄灯船本身的进一步勘测，一个带有“THE SHANGHAI DOCK& ENGINEERING CO.LTD1916”铭文的导缆滚轮的出现带来了决定性证据。根据铭文中的英文名称可以查证的船厂为1906年改组后重新注册的耶松船厂，耶松船厂即后来上海船厂的前身，是由佛南（S. C. Farnham）和佩里（V. Perry）等于1865年发起成立的外资造船企业，原名Farnham & Co.，S. C.。1900年，该厂与老对手祥生船厂合并，改名为FarnhamBoyd & Co.， Ltd.，1906年改组后，该厂的英文名称变更为ShanghaiDock and Engineering Co.，1936年，该厂与瑞镕船厂合并为“英联船坞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修造船厂。从其更名的历史上看，与铭文中的英文名称相互契合。

从1874年祥生船厂建造64米长的“公和”轮仅九个月的建造周期来看，对于在1900年合并祥生厂的耶松船厂来说，以近四十年后的技术条件建造牛庄灯船不存在技术难题且整体周期不会超过一年。结合导缆滚轮上“1916”的铭文，我们可以推断牛庄灯船极有可能是在1916年开始建造、1917年下水试验后投入使用的。另外，根据舱室内部球扁钢上“SCOTLAND STEEL”等字样可以推断，当时中国缺少制作工艺比较复杂的球扁钢等特殊钢材和关键骨材的工业能力，在造船业上对国外技术有较强的依赖性。

四、结语

牛庄灯船是我国仅存的全铆接百年老灯船中体量最大的一艘，也是我国近代造船史和航海史研究的重要标本。本文通过核心史料以及灯船船体信息的综合分析，对同时代灯船建造信息进行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排除了口述史中的错误信息，对牛庄灯船的建造地点、建造时间乃至我国近代船舶工业能力进行了推断和分析。作为一艘由上海船厂所建造的百年灯船，牛庄灯船在结束海上生活后回到上海，以近代航标发展以及近代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缩影和见证物的身份讲述着昨天历史的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航海文化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沈捷，工作单位：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参考文献

1.王志毅《中国近代造船史》[M]，海洋出版社1986年出版。

2.辛元欧《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3.班思德著、李廷元譯《中国沿海灯塔志》[M]，海关总税务司公署1933年出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中国航标史》[M]，广州市新闻出版局2000年出版。

5.高宝玉主编《营口港史》[M]，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