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认为儒家将政治当作道德的直线延长，以道德解决政治问题而主张“圣王政治”。从儒家引出民主的思想路径，关键在于儒家指点的人人固有的天赋之性即形上生命。儒家的核心即是这普遍而超越的形上生命。以之为基础，可以引出人的自治、人性神圣、人的平等尊严诸原则，这些原则是民主的精神所在。有了这些原则，就可以说，从儒家可以引出民主，儒家是赞成并且向往民主政治的。

关键词：儒家;民主;形而上;形上生命;平等;尊严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060-04

一、所谓“圣王政治”

儒家以讲“道德”见长。有观点认为，儒家以道德解决政治问题，将政治看成是道德的直线延长①。因此讲“为政以德”，即把道德的神妙作用发挥在政治上，从而来治国平天下。所以，良好的政治就需要有道德的圣人出世。如果有道德的圣人出世，执掌政权并治理天下，则天下自然太平。根据这种观点，儒家的政治哲学没有别的，其实就是一个“圣王政治”，政治修明、天下太平都依赖于一位圣人成为王者，执掌最高政权。“圣王政治”无疑属于君主专制。如此，儒家在政治上应该是赞成君主专制的，距离民主政治太远。

“圣王政治”的幻想有很大危险，由于人类历史上几乎不出现“圣王”，硬要把充满罪性的俗人推至“圣王”，授予其至高而无限的权力，往往造成令人发指的极权专制。苏格拉底和耶稣可以算圣人，但他们都被当时的普通人一致表决杀死，可见，真有圣人出现，人类也未必能慧眼识珠，让圣人掌握最高政权。这里就出现下列问题：难道儒家的政治哲学就真的是“圣王政治”？难道从儒家义理真的引不出民主政治？

二、民主的精神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但多数人的统治不一定比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统治更优良，反而多数人的统治可能更加混乱、低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吁“民主”“科学”以来，我们直觉到“民主”有某种正义、崇高的意味，而“专制”却有某种邪恶、黑暗的意味。从统治的人数多少上，我们看不出民主政治比其他政治类型有何正义、崇高之处。

民主政治的正义、崇高之处，在于它让每个人最大程度上自我治理，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人人生而自由，人应当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如果让一个人隶属于其他人，让其他人做这个人生活的主人，则这个人便折损了尊严，对这个人是一种“恶”的安排。民主政治的精神，首先在于人的自治，每个人在最高程度上自己治理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社会排斥人的自治，主张人的生活应该（部分或者全部地）听命于一个更高的“圣王”或“贵族集团”来治理，那就很难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的。

民主社会的政治安排必须服从人的自治原则，政治是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之间的事。此外，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基于人性的神圣，才有人的各项权利，例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人性本身不是神圣的，则人的任何权利都不可能是神圣的，而成为一种可以收买和交换之物。最后，民主政治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尊严，因此孟德斯鸠谓民主政治的德性是“爱平等”[1]。民主政治崇尚人人平等没错，但这个平等不是人人“平等地卑贱”，而是“平等地有尊严”。

因此，民主政治的精神可以提炼为三项原则，即人的自治、人性神圣、人的平等尊严。如果一种政治同时满足这三项，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民主”的。

三、儒家与形上生命

人们对于儒家的理解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儒家呢？有人认为儒家是一系列的观点或者立场，也有人认为儒家是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但从孔子来说，儒家必须传“道”，所谓“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有“道”才是儒家，没有“道”不是儒家。孔子又說“形而上者谓之道”（《易传》），即言“道”是“形而上者”，儒家就是对这“形而上者”的追求。形而上者，却不能脱离人的生命，不是西人思辨的“形而上学”。这“形而上者”，既是浩渺无限的天道，又是天道贯注到人之“性”里面的“神圣生命”“形上生命”，区别于人的肉体生命和私欲习气。人人都固有这天赋的“神圣生命”“形上生命”，儒家于此言“性善”。儒家追求的“形而上者”，原来是一个生命。

儒家的“形上生命”是“一”，不是拼凑起来的“多”，孔子故言“非多学而识之”“吾道一以贯之”。这个“形上生命”，在人的身上表现为“德”，孔子故言“仁智勇”三达德，再加上其他一切的“德”（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这同一个“形上生命”的展开。这“形上生命”在人的言行举止当中表现出来，亦有一套可看、可感的“仪式”，那就是儒家的“礼”，古代的儒者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是从形上生命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儒家追求的，就是这个形上生命，整部《论语》都在谈这个形上生命，惟此形上生命才能定义儒家。若丧失了这形上生命，即使还在遵循儒家的典章制度，亦不能真算儒家。

这个形上生命是无限的，给人的感觉是“大”。孔子感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描述的正是这形上生命的“大”与“无限”，实乃人人本具，不过在尧的身上展现出来。《中庸》言“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亦是描述这个形上生命的无限，虽人人本具，惟圣人知之。正因这形上生命的无限，人在圣贤面前自发地生起一种敬畏，不敢造次。

这形上生命是绝对的，类似于康德所言“绝对命令”。孔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无时无地不在此形上生命中，造次、颠沛亦不偏离。这形上生命是永恒的，董仲舒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举贤良对策》），它不像科学那样不断进化、改良，前面的积累被后面推翻、取消，因而过时。上古和今天的圣人，东海与西海圣人，体证到的都是同一个永恒的形上生命，并无差异。王阳明所谓：“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2]

人在形上生命里面感到完全的独立，人的精神摆脱一切依赖，获得绝对的自由。孔子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完全取决于自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不需要什么条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无怨无尤，与天的高度一致），都透显出形上生命的绝对独立性。人可以顶天立地地活着，人格与天地并列、同流。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即言形上生命一无所缺、完全独立、莫大快乐，没有依赖。在这种完全的独立性之下，儒者自有一种完全独立的人格，而能坚持自己的操守，无惧生死，孟子所谓“自反而缩（即直，笔者注），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形上生命超越一切现世的功利乃至生死，孔子言“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又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贵与生死不能动摇儒者的形上生命。尤其，这个形上生命超越政治权力，孟子言“天爵”与“人爵”，“天爵”远超“人爵”;“天爵”指的正是这个形上生命，“人爵”最高不过是天子王侯，放到今天乃是一国的最高政治首领。形上生命是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尊贵“天爵”，是真正的尊贵、无限的尊贵、孟子所言“良贵”，与之相较，一切政治权力微不足道。政治权力能让人害怕，能让人羡慕，但它本质上无所谓尊贵，真正的尊贵都是从德性和形上生命来的。人内心因为有权力欲，错把权力当作尊贵，这是人的自我迷惑。况且，政治权力带来的“尊贵”，亦只是有条件的尊贵，权力一朝使某人尊贵，亦能一转手使他贱如蝼蚁。形上生命赋予人的尊贵，却是夺不走的尊贵、无条件的尊贵，因此形上生命在世俗一切的“人爵”面前都有絕对的自信与自尊。孔子言“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儒行篇》），正体现出儒家形上生命超越政权的高度。如果自认为自己的高度在天子诸侯之下，忍不住屈膝于政治权力面前，那就不是真正的儒者。这个形上生命是儒家的核心，对于政治权力的热忱不是儒家的核心，儒家亦不会做“统治阶级的帮凶”。

这个形上生命不仅赋予一切人先天平等的尊严，而且能让人性达到神圣的程度。本来天道就是神圣的，如同基督教的上帝是神圣的。天道贯注在人的“性”当中，成为每个人的形上生命，则一切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形上生命的神圣性是可以真实体认的，孟子言“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正是他在自己的修身功夫中体认到这种神圣性。

孔孟谈形上生命，不注重从“理”的角度去谈，而宋明儒共认“性即理也”，开始从“理”的角度去把握形上生命。王阳明言“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又言“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②。很明显，同一个形上生命，可以以仁言，可以以义言，也可以以理言。宋明儒指出了形上生命作为天理的一面。形上生命本身就是天理，王阳明所谓“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②。王阳明指出，“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②所以不可外心而求理（即无需听命于权威），而要致吾心良知于万事万物之中，则自然通达、左右逢源。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这是人人都应该自我治理其生活的形上根据。人的性体即形上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理体”，本具一切万事万物之天理，因此人唯有自治、自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正义。儒家当然捍卫“人的自治原则”，每个人生来都应该自己治理自己的生活，自作主人，不需要外在的主人去治理他的生活。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原则、最高的原则，它当然也适用于政治领域，政治的安排必须服从这条原则。儒家所推崇的政治，该当是每个人最大程度实现其自律、自治、自由的政治，否则就违背了儒家认为“形上生命本具万事万物之理”的信条。圣王政治和君主政治不能实现人人自律、自治、自由的原则，惟民主政治才能实现。

四、形上生命与政教分离

由上可知，形上生命是无限、绝对、永恒、超越、神圣、自律的。形上生命乃上天平等赋予每一普通人的天命之性，因此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形上生命给一切人以平等的尊严，让每个人都可以顶天立地地活着，堂堂正正面对天子诸侯与一切政治权力。从孔子以来，儒家真正感兴趣的，正是这个形上生命，而不是出仕做官，亦不是圣王政治。形上生命给了儒家不输于任何伟大宗教的高度，譬如在古代就有“儒释道”三教并立，且以儒家为首。如果没有形上生命之超越的高度，只有一系列僵化的思辨观点与立场，哪怕再加上庞大的“封建礼教”、典章制度，儒家何以跟佛教、基督教分庭抗礼？何以能跟这些伟大的宗教并列为三？

孔子以前，形上生命不为普通人所知。因为三代政教合一的综合构造，仅仅那些社会上层的贵族才能学习形上生命，普通百姓想要活得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也找不到门路。周公制礼作乐，既掌握最高政权，又掌握教化的高度，他的政治，其实也是教化。孔子之前，天子对天下施行道德教化，此之谓政教合一。因此，孔子之前，代表道统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天子、帝王。到了孔子这里，却以一介布衣之身接续道统。孔子的时代，天子诸侯已经整体坠落，不能代表道统。惟孔子以布衣之身，将几乎失坠的文武之道即形上生命接续过来，并向民间的普通百姓无差别地传播开来（有教无类）。《论语》所谓“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孔子开始，道统的高度不再在最高政权那里，而经由孔子和儒家的传播，散布民间。道统从政权那里转移到民间，民间社会的普通人也能开启从前帝王、贵族才能开启的形上生命、形上高度（“涂之人可以为禹”），中国的民间社会就真正挺立起来了，跟以前的民间社会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政教分离，自孔子始。孔子之前，政统即道统，政教合一;孔子之后，道统跟随孔子转移到民间，从此政统不能再代表道统，历代皇帝都得给孔子磕头。民间的普通人有了道统即形上生命的高度，就可以有超越一切“人爵”的尊严，都能像孔子一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普通百姓如果没有超越的形上生命，则他们在天子诸侯的权势面前何以为贵？孟子此言何以为真？

孔子以布衣之身向民间传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颠覆性的。道统在政权那里，则政权的地位永远高于民间，且政权要宰制民间百姓的生活，政权还要做百姓的父母。道统离开政权，转移到民间，则民间的地位立刻高于政权，民间自己治理自己的生活，政权反而要成为一个附属于民间的服务机构。从此以后，民间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体，政权不再是主体。有了儒家所传的形上生命的高度，每一个人都可以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且有资格自治、自律、自由地决定其生活，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孔子和一切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一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可惜，中国的历史没有按照儒家所认同的方向发展，儒家的道统在历代的专制王朝中屡屡遭受政权的打击;秦朝统一六国即开始“焚书坑儒”，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我们应该知道，儒家所向往的政治图景究竟是怎样、不是怎样，而不以历史上既成的事实混同于儒家的真实向往。这都是因为不知道儒家的形上生命及其高度。

五、从儒家引出民主

以上我们提炼出民主政治的精神为三条原则，即人的自治原则、人性神圣原则和人的平等尊严原则。可以进一步提出，儒家的核心即是一个无限、绝对、永恒、超越、神圣、自律的形上生命，这个形上生命又为每一个人平等地固有，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天赋之性”。而从儒家的形上生命中，可以天經地义地推出民主政治的三原则，因此可以引出民主政治。儒家是支持并且向往民主政治的，这一点在中国港台新儒家诸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身上很明显。笔者认为，从儒家可以引出民主政治，其关键点在于把握住儒家所传的形上生命。失却了千古永恒的形上生命，而探讨儒家的政治哲学，既不真的明白儒家，又往往不能避免滑向圣王政治，进而成为极权专制的帮凶。

普通人有了形上生命，就可以有超越政治权力的精神高度。没有形上生命，就要屈居在政治权力之下为被其所折服、宰制。有形上生命和没有形上生命，不仅对儒家、而且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构成本质的不同。如果普通人不能有超越的形上生命，不能自主区分善恶是非，不能自己治理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当然要倡导圣王政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即走此路。唐君毅说：

西方之言人性，自希腊希伯来以来，即有原始罪恶之说。因而在其宗教精神中，人接触上帝，虽可使人精神超升于世间，而人对神终不能无渺小之感。由人之过于谦卑，而自视其自身全是罪，人即不能真顶天立地而立起;而间接使人处处若需要一外在的制裁，才能为善。因而人亦可由此以肯定政治上专制之必须。如马克维利、霍布士，便都是由人性之卑贱与自私，而主君主之运用权术与专制者[3]329。

取消普通人的形上生命，往往导向政治上的极权专制。这个人人所固有的形上生命，就是儒家历代相传之性善论。唐君毅言中国人文精神之中蕴含一种民主精神之根[3]329，亦是从此普遍的形上生命之根基上说。唐君毅认为：“现在西方言民主精神之最后根据，不外人格尊严、人格之平等。”[3]329我们以上已经表明，人格尊严、人格之平等，乃至人的自治原则、人性神圣原则，皆可以从儒家的形上生命中天经地义地推导出来。儒家的形上生命中当然蕴含着一种民主精神之根。唐君毅言：“而近代西方人，所以能向君主与独裁者争自由与民主，亦可谓在根本上全由其宗教信仰，令人相信有独立于政治外之宗教价值。上帝原高于君主。人一手上攀上帝，一手下礼君王，个人之尊严与地位，即可超政治而树立。”[3]329对于自古以儒家信仰为主流之中国人，亦复如是。中国人因为有儒家赋予每个人的超越而神圣之形上生命，所以能超越政治权力而挺立自己的尊严，并且向政治权力抗争道义与自由。

注释：

①中国台湾的自由主义者如林毓生、张灏等，多持有这种观点。中国港台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等，亦承认传统儒家是这种观点。典型的叙述如林毓生在其《两种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观念》一文中说：“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政治哲学，总是把调门提得非常高，要求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是大圣大贤，由‘内圣而至‘外王，并且相信道德力量本身具有‘奇理斯玛的（charismatic）功能，只要居于高位的能成圣成贤，下面的百姓自然景从，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基本上，政治的问题被认为是道德的问题。”参见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41页。

②王阳明：《答顾东桥书》。

参考文献：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6.

[2] 王阳明.传习录注疏[M].邓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0.

[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作者简介：梁惠琳（1990—），男，汉族，山西吕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儒家伦理学。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