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肖全夫将军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排长、参谋、科员、股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反六路围攻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队长、支队长、科长、大队长、区队长、军分区参谋长等职，带领和指挥部队参加了孟县破交战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代县十里铺伏击战，围歼敌“铁血”部队，帅甲河火车站伏击战和解放玉田、迁安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长、师长等职，率部参加了杨仗子、丰润、五岭山、北宁路、朝阳、义西、辽沈、天津、衡宝等战斗、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兼参谋长、副司令员，东北输油管道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原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等职。他率部参加了湘南剿匪、保卫粤东海防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组织指挥了嘉（禾）蓝（山）临（武）战役和梅岗里东山、马踏里等战斗。他主持了东北输油管道和国防工程、边防设施的建设，使边防部队的执勤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在原乌鲁木齐军区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军政、军民和民族团结，维护了新疆的政治稳定，为新疆的战备建设和军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肖全夫将军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党的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肖全夫将军曾经同国民党军队长期浴血奋战，又和日本、美国、英国、苏联等十多个国家的部队多次交手，但无论敌人多么強大，肖将军从未输过。本文记述的仅是他波澜壮阔的人生长河中的几朵浪花、百战生涯中的几个片段。

负伤思感悟

很多人都认为，肖全夫的大脑里充满了指挥的才能和技巧，他似乎天生就是战略家、军事家。其实不然，他和毛泽东麾下的众多开国将领一样，是在战争中学会战斗的，他的指挥才能更多的是源于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深刻的思考。

1932年，肖全夫从战斗部队调往红四方面军总部精锐手枪队担任排长，这支部队实际上就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和机关的卫队。此时，16岁的肖全夫已是经历过大小数十次恶战的老兵了。

肖全夫跟着红军队伍离开大别山的两年多时间，是红四方面军战事最为频繁的时期。部队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几乎每天都在作战。两年多时间里，一个又一个战友倒在了漫漫的前进路上。肖全夫在这场残酷的淘汰赛中完成了自己的军事启蒙教育。

这两年里，肖全夫在和武器的较量中吃了两次苦头。

第一次发生在1932年初春的皖西北。那是一个笼罩着浓雾的清晨，肖全夫带领一个班外出执行任务，走到一个山坳里时，他突然听到不远处有杂沓的脚步声，他立即示意战友们停下来。一阵风掠过，立刻云消雾霁，红军和数倍于他们的民团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枪声骤然响起，几个敌人被击倒在地。肖全夫手下十几名百里挑一的警卫战士，个个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射出的子弹像长了眼睛一般，令敌人阵脚大乱，许多人缩着头准备逃命。他们就是当地民团顾敬之的手下，人数虽多，但均是土顽，装备和战斗力不强。

肖全夫本来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撤离，但是一看敌人很“软”，他和战友们土气高涨，便向敌人发起了主动进攻。不一会儿，雾气完全消散，慌乱的敌人渐渐稳住了阵脚。当他们发现红军人数很少时，便大胆起来，战场形势顿时逆转。

肖全夫立即命令战友们撤退，自己殿后。红军战士们拼命地跑着，但是终究没有跑过子弹。突然一颗子弹追上了肖全夫，他清晰地看见自己殷红的鲜血汩汩地流出来。

这是参加过百余场战斗的肖全夫第一次负伤，战胜他的是最原始的热兵器——步枪。

第二次负伤是在川陕苏区。有一回遇到空袭，部队疏散隐蔽时，肖全夫怎么也不相信那个笨乎乎的“铁鸟”能把自己怎么样。他英勇地参与物资转移行动，由于没有注意隐蔽，导致右腿被弹片炸伤。

少年时代的两次死里逃生给肖全夫留下的纪念是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这使他成为开国将领中独有的“短腿”将军。虽然腿短了，但他指挥作战的本领却增长了很多！他指挥的战斗迅捷如闪电，从不拖泥带水。一些老首长因此亲切地称他为“飞虎”，后来才有了“飞虎将军”之称。

肖全夫自己说，正是那两次负伤的经历使他悟到了许多东西。这些感悟深刻地影响着他，经过几十年战争实践的淬火，逐渐形成了他审视战争的独特思维方式，指引着他不断地取得胜利。

武功是锻炼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经过刻苦的磨砺，人的智谋也可以磨炼、提升到一种特殊的境界，甚至能够达到神机妙算的地步。肖全夫在后来指挥攻破敌人的铁甲车、抢占夺取五岭山阵地、痛击美军“王牌师”等战役、战斗中，就是这样。

生俘“铁老虎”

1947年秋，国共两军战事正酣，肖全夫率部破袭北宁铁路。这条从北平通往沈阳的重要铁路干线，是国民党军连接东北和关内的重要交通生命线。当肖全夫的人马追击狗河桥逃敌至网户屯车站时，突然遭遇敌人护路铁甲车的阻击。

这辆铁甲车堪称巨无霸。它身背两寸厚的钢板，共载兵员200余人，装备有固定的山炮、野炮和大批重机枪，被国民党军自诩为“铁老虎”。机枪和小炮打不穿，炸药包也无法奏效，因为它机动性强、火力猛，当进攻者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靠近车身时，它早已经轮子一转跑得没影了。

肖全夫带着各团团长趴在山梁上眺望半天，别人都在看车上的枪和炮，唯独他死盯着铁甲车的轮子。

“能不能让敌人的车轮停下来？”肖全夫眼珠骨碌碌地转着说道。

“可咱们上不了车啊！”一位团长望着架在铁甲车上的机枪犯愁地说。

“上不了车还爬不上铁轨吗？”

团长们眼前一亮：“对啊，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各团的工兵立即出动。“铁老虎”向东，他们就把西进的路基拆除，“铁老虎”向西，他们就把东边的铁轨掀翻。很快，它的活动范围就不足千米了，“铁老虎”成了“铁棺材”。

敌人打出了白旗。不费一枪一弹，肖全夫生俘了这个铁轨上的巨无霸。老百姓把这件事传得神乎其神，说肖师长会法术，一念咒，天上飞下千万把镐头，愣是把铁甲车掀翻了。对于这些说法，肖全夫只是付之一笑。

“世界上没有无敌的武器，只有无敌的人。智者无敌。”多年后肖将军这样说。

飞夺五岭山

1947年9月18日，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第二十六师师长的肖全夫，突然接到纵队命令：22日拂晓前率部到达五岭山一带，在热河独立团的配合下，阻击从锦西、兴城出援的敌人，保障八纵队围歼杨家杖子敌四十九军的胜利。

五岭山位于锦（州）杨（家杖子）公路和铁路的南侧，东距锦西10公里，西距杨家杖子16公里，是援敌的必经之路。从上级交代的任务看，二十六师的正面防御宽达14公里，又是仓促防御，没有时间设阵地;部队装备较差，全师只有一个炮弹极少的山炮连，团部只有一个迫击炮连，营以下只有式样杂乱、口径不一的轻重机枪、步枪和手榴弹。而且，领受任务时，部队尚在150公里外的河北省干沟，而敌人距最近的预定战场只有十余公里，且是一些装备精良，狂言“在6个月内即可恢复在东北优势”的骄横之师。这必定是一场恶仗！

对此，没有人比肖全夫更清楚，但他却极为兴奋和自信。在师党委会上，他向各团领导传达完任务、提出初步部署后，高兴地说：“纵队把这样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从敌我双方的情况看，战斗将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但敌人连遭我軍打击，军心动摇、士气不振，我们打好这一仗，是完全有把握的。各团回去以后，要迅速传达动员，随后立即出发！”

“部队刚刚出关，比较疲劳，能否休息一下再走？”有的同志建议。

“不行！动员完马上出发！”

那位同志还想说什么，但看到师长态度严肃，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肖全夫看出了那位同志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呀，作为一个指挥员，既应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更应处处从战争的全局出发，舍得在关键时刻使用和磨练部队，培养部队连续作战的作风，这才是对部队最好的关心和爱护。五岭山阻击战，不仅关系到八纵围歼战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秋季攻势的大局。这一仗，我们必须打好！”停了一下，他提高嗓门大声说道：“同志们！当前形势要求我们和敌人争时间、赛速度，先于敌人抢占五岭山就是胜利！我们一定要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昼夜兼程，提前到达指定地点！”

老天好像有意要考验他们似的，一路上风雨交加、雷鸣电闪。肖全夫迎风搏雨，行进在先头团的前列，给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战士们在泥泞中行进，被雨水打湿的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但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经过三个昼夜的冒雨急行，部队于21日傍晚提前到达指定地点。

这时，从锦西增援的敌暂六十师先头部队，已于拂晓前行进到距防御前沿仅几里的寺儿堡和老边一线。肖全夫即令部队连夜抢占五岭山，做好抗敌进攻的准备。

次日清晨，已抢占五岭山主峰的二十师七十六团一营徐营长发现前沿还有一座高地，即令二连去抢占。当二连战士刚刚到达山顶时，敌暂六十师一个连的兵力已爬到山腰。二连当即占领有利地形，向敌开火，把敌人打下山去。

“好险啊，要不是师长让我们从干沟立即出发，敌人就抢占了阵地，这仗还怎么打呀？”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

听见枪声，肖全夫和李振声政委、政治部周华彪主任立即来到五岭山后的188高地师指挥所。这时，在路北防守的二十师七十七团送来一个俘虏。据供称：他是敌二十六师的一个排长，他们师从锦州出援，本来是经虹螺岘向杨家杖子增援的，在杜家屯以东遭阻击后，南折老边，企图与锦西、兴城援敌合兵一处，在天亮后，一齐向五岭山阵地发起进攻。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红代沟和老边之间，并占领了虎头山、168高地和千家峪一线阵地。上级命令他们于今天下午6时前，打通锦杨公路，与杨家杖子之敌会合。

援敌由4个团猛增到7个团，原定两个师的阻击任务一下子压在了肖全夫一个师的肩上，而虎头山、168高地这个卡住锦杨公路北侧的一扇门户也已经敞开。情况比预想的更为严峻。带走俘虏后，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肖全夫。“战斗的胜败，不单纯取决于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劣。只要我们充分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传统，发挥我军战术上的优势，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他仍然是那样的自信。

天一亮，敌人密集的炮火向锦杨公路两侧的阵地进行猛烈轰击，顿时硝烟弥漫、乱石横飞。这时，前沿各部队按师里的指示，就着有利地形和工事隐蔽起来，前沿只派几个小分队监视敌人动态。敌人一阵炮击之后，见阵地上悄然无声，便以为我军被消灭了，遂以两个团的兵力成连成排地像乱竿下的鸭群，分多路蜂拥而上。

“弟兄们，快冲！山头上的共军被我们消灭了！”敌军官不时发出阵阵吼叫，驱赶着战战兢兢的士兵。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刚迫近前沿阵地，坚守在五岭山397.0和323.1高地的七十六团一营战士如神兵天降，营长一声令下：“打！”敌人霎时被淹没在一片烟云火海之中。趁敌慌乱之际，二连的战士们闪电般地跃出掩体，扑向敌群，展开白刃战，杀得敌人晕头转向，弃枪溃逃。

敌人急于要在下午6点以前于杨家杖子会合，集中更多的兵力实施梯次轮番进攻。战至中午，二十师左翼蜂蜜沟东北无名高地、右翼331高地、323.1高地及东北无名高地终因敌众我寡，相继失守;热河独立团阵地虽经多次失而复得，但最后因弹尽人寡，千家峪一线阵地被敌二十六师占领。五岭山陷入三面受敌的危险境地。

大家立即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但肖全夫并不惊慌，他相信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他还有未曾投入战斗的预备队。这时，八纵首长打来电话：“你们那边打得怎样？我们歼灭杨家杖子之敌问题大不大，就看你们能不能堵住援敌了。”

“敌人两个师攻击我两个团，困难是有的，但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把敌人堵住，保证完成任务。”他放下电话，对师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说：“五岭山阵地是我师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必须坚决守住！大家一定要充满信心，趁敌人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兵器，把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来！”入夜，几颗信号弹腾空而起，一道道红光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肖全夫从各级预备队中组织了3个营的兵力向敌军实施猛烈的全线反击。经过两个小时的反复争夺，各团丢失的阵地全部被夺回，恢复了原防御态势。

反击结束，阵地上一片欢腾。一阵欢声笑语之后，肖全夫说：“王铁汉妄想今天下午6点同援敌会合的美梦已成泡影，他待援不成，固守困难，突围更是死路一条。援敌势必要豁出老命孤注一掷，狗急了还要跳墙，何况‘虎呢！敌人明天必然集中更大的力量猛攻我师阵地，这将是一场更加艰苦的战斗。”

23日拂晓，敌人果真狗急跳墙了！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敌人的一辆辆汽车、装甲车便由寺儿堡向老边开进。一路上，摇旗呐喊、烟尘滚滚，真有一副拼老命、决雌雄的架势。早8时许，敌人又派来几架飞机连续对我五岭山阵地实施低空轰炸、扫射，接着便是一阵猛烈的炮击。持续半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之后，敌人又以两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发动进攻。

肖全夫手拿望远镜，站在师指挥所高高的山梁上，静静地观察战场的变化，及时地把一道道指令发往各个阵地。随着敌人炮火的延伸，五岭山前一场激烈的近战展开了。枪炮声传到数里之外，空气似乎都在颤抖。起初，敌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左顾右盼地在田野上蠕动。当接近我军防御前沿时，敌人突然阵脚大乱，一窝蜂地往回逃窜。前面的被打垮，后面的又被击溃。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九进九退，阵地上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尸体和丢弃的武器，而二十师的坚守部队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问题。

战斗仍在继续。

上午10时30分，恼羞成怒的敌人再次重整旗鼓，以五岭山为重点，发动了全面进攻。五岭山是肖全夫部死守的要点，战斗一开始，肖全夫就把作风最顽强的部队派往那里去防守，战斗进行得极为残酷。防守在323.1高地已经伤亡70余人的七十六团五连，面对敌人一个团兵力的轮番攻击，以“人在阵地在”的钢铁誓言，与敌人展开“血战”。指战员个个轻伤坚持战斗，重伤不下火线。手榴弹打光了，子弹不多了，便一面从敌人尸体上搜集继续射击，一面用石头砸向敌人。弹药全用光了，便突入敌群，用刺刀拼、枪托打。刀弯了，枪断了，便扭住敌人徒手格斗。……敌人始终未能夺下五岭山阵地，而五连的200多名战士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要点保住了，但北蜂蜜沟东北的168高地、虎头山、张家沟阵地相继失守，意味着一扇大门已被打开。消息报告到师里，肖全夫当即命令他们：“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再让敌人前进一步！”

而此时，敌人的进攻也停止了。

肖全夫敏锐地觉察到，经过连续30个小时的激战，各路进攻之敌都已疲惫不堪，元气大伤，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果断决定：把主要预备力量全拿上来，进行全线反击，以夺取五岭山阻击战的最后胜利。

肖全夫来到北蜂蜜沟，组织了5个营的兵力，在一阵大小火炮的猛烈袭击下，向敌实施全线反击。战斗开始后，他激动地走出前沿团指挥所，攀上一个视野更加广阔的小山头，观察着这令人激动的战斗场面：5个营犹如5只猛虎扑向散乱的羊群，不到一个小时，就将一面面红旗插在了所有丢失的阵地上。来势汹汹的敌人于黄昏后垂头丧气地逃回锦西和兴城。

五岭山阻击战，经过两天一夜的顽强战斗，我军歼敌1000余人，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为全歼敌四十九军起了关键作用，得到东北军委分会的嘉奖。

痛击“王牌师”

1953年6月18日，朝鲜停战谈判前夕，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好战分子的怂恿下，假借“就地释放”之名，强行扣留中朝战俘，严重地破坏了已达成的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并公开叫嚷“反对朝鲜停战”，要“单独干”和“北进”，妄图破坏朝鲜停战的实现。

几天以后，志愿军首长在接到毛泽东主席同意推迟停战签字时间的复电后，立即向各兵团、各军下达了在全线发起第3次反击的命令。

“好呀，一三六师攻打马踏里东山的作战方案中旬就报来了，曹海炳参谋長几次打电话催我批准他们的方案，因为当时正在进行停战谈判，我把它压下来了。现在敌人反倒找上了门，再不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就不会有真正的停战。”接到命令后，时任志愿军第四十六军军长的肖全夫高兴地说。

他请示兵团后，即令一三六师抓紧时间进行战斗准备。

马踏里东山由4个高地（编号：060、061、062、+0238）组成，是敌人从纵深经过临津江渡口，通向其右翼的阵地障屏交通。其西、北两面距我军防御阵地仅二三百米，其东、南两面均有公路和小平川与敌右翼及纵深阵地相隔，是敌前沿阵地较孤立的重要支撑点。该地有坑道3条，大小地堡157个，明暗火力点90余个，堡、点间均以堑壕、交通壕相连接，其外围有各种形状的铁丝网三至四道，前沿设有防步兵地雷和照明雷等，构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完整的环形防御阵地。

防守该高地的为敌土耳其旅一个加强连，061、062高地为其前哨阵地，各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防守：060和+0238高地为其主阵地，由连主力守备。

正当一三六师准备积极攻打马踏里东山时，敌情发生了变化：土耳其旅撤下了，美陆一师换了上来。

土耳其旅，这个曾经在世界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奥斯曼帝国的后裔、狂热的宗教徒，本来就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它是派遣到朝鲜战场上的外国军队中仅次于美军的劲旅。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把防务交给美陆一师，显然是敌人想在停战前夕利用这张王牌守住每一寸土地，甚至抢回一点地盘。因为这个时候丢失的阵地，将会成为对方永久性的领土。美陆一师，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据说有175年的建军史，曾4次出国作战，是美军号称“打遍地球无敌手”的王牌师。1950年，当美国派遣该师到朝鲜战场上来时，其宣传机构曾这样吹嘘道：“这些军队有着典型的美国军队最好的品质，他们的装备是在朝鲜战争中所见到的最好的。如果共军能打败这一伙人，那么他们就已经赢得了朝鲜的战争，甚至是全世界的战争，因为这一伙人是我们军队中最精锐和最优秀的。这些海军陆战队承认他们也许有一天会被打败——是的，如果那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话。”

“骨头越硬，啃起来越有味道！”肖全夫说。

为了唱好这最后的“压台戏”，他带着电台去前沿一带查看地形。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查看周围的环境，哪儿有大石头、哪儿有沟坎、各个方位物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他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对此，他解释说：“对防御之敌的进攻，最主要的是搞清地形，因为敌情是可变的，而地形是不变的，只有搞清了地形，才能决定投入多大的兵力、火力，突击点选在哪里，才能一举歼灭敌人。”

整整看了一天地形，肖全夫心中有了应对的方案，天黑后才赶往一三六师，和师、团干部一起研究攻打马踏里东山的具体方案。

按照他的部署，7月7日夜，四0七团一连在43门火炮的支援下，分4路向062高地发起攻击。经过3个半小时的激战，摧毁田堡6座，地堡70佘个，坑道2条。至8日2时攻占062高地，全歼守敌，接着击退敌军7次冲击。战至黄昏，歼敌300余人，俘敌3人，查明情况后，遂按原计划撤出阵地。

一打马踏里，顿挫了敌人的猖獗气焰。9日，美方谈判代表几次找上门来要求恢复谈判。中方代表团的负责同志在决定恢复接触时，被派往谈判的一三六师胡旭副参谋长说：“你们的炮声震动了板门店，你们打痛了敌人，我们就又有事可做了。”10日，美陆一师参谋长迫不及待地在谈判桌上发言：“各位先生，为了节约大量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先把西部军事分界线固定下来？”

敌人已经预感到“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那一天就要到了。

13日，志愿军在东线展开了大规模的金城反击战。为配合这次作战，肖全夫又一次来到一三六师，部署第二次攻打马踏里东山的战斗。按照计划，这次不仅要夺占两个前沿高地，而且要坚决固守。

19日夜，我四0七团两个连在61门火炮的支援下，向062、061高地同时发起了攻击。由于战前准备充分，仅40余分钟即攻占敌军阵地，全歼守敌。转入守备后，敌军以80余门火炮、19架次飞机支援其步兵轮番冲击，企图夺回阵地。至21日夜，坚守分队共打退敌军5个多连兵力的17次反扑，毙、伤敌人507人，俘敌12人，守住了已得的阵地。

二打马踏里的战斗一结束，胡旭便告诉那个在谈判桌上抓耳挠腮、坐立不安的美陆一师参谋长：“上校，马踏里战线已经南移了。”这位上校气急败坏道：“我们陆一师的防御正面，寸土未失！”说完便溜回自己的帐篷，大喊大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

显然，这是为了“保全面子”说给外国记者听的，其实他很清楚，他们并非没有去夺丢失的阵地，没有夺回来只是因为对手太强了。中国人要固守的阵地是一个填不满尸体的无底洞，要抢夺它，除了继续延长那已经够长的死亡名单之外，别无他法。

24日，肖全夫命令部队向马踏里东山最后两个主阵地发起第三次攻击，一举夺占060阵地。敌人不惜血本，拼死反扑，均被我军击退。正当部队向最后一个高地+0238发起攻击，并已占领整个阵地的四分之三时，停战令生效了。

三打马踏里战斗，歼敌1643名，俘敌21名，毁伤敌坦克7辆，缴获各种枪支157支（挺）、子弹30余万发，狠狠地教训了不可一世的美军“王牌师”，直接配合了板门店停战谈判和东线的进攻作战，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板门店前线的“收官之战”。

捍卫珍宝岛

1969年2月，在東北中苏边界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肖全夫受军区党委之托，将苏军对我军进行武装挑衅的情况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中央军委，并直接到北京向中央请缨。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听取了他的汇报。

温玉成问：“如果反击，你们准备选择在什么地段？”

“珍宝岛。”肖全夫答道，“目前，我们边防站兵力单薄，除了已经把各军的侦察连调上去以外，还准备动用一些部队作为二线的预备队。我们立足于小打，也要防备他们狗急跳墙。”

温玉成说：“你们呈送军委的报告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有关情况也直接向总理和主席做了汇报。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对苏修的武装挑衅，要坚决予以反击，只不过规模要尽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即这是一场局部的边界冲突！”

3月2日，苏军在珍宝岛悍然开枪袭击我边防站长孙玉国带领的巡逻队，早已严阵以待的我军边防部队奋起反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一战历时90分钟，我军牺牲20人，苏军战亡40佘人、伤30余人，击毁苏军装甲车、指挥车、篷卡车各1辆。当日，沈阳军区决定在前沿设立虎（林）饶（河）前指，由肖全夫和军区李少元副政委负责统一指挥。

肖全夫的前指设在离珍宝岛不足10公里的五林洞。他调动1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通信连、18个炮连、侦察连和机枪连，并将23军67师作为战役预备队进驻牡丹江市。周总理在北京问前来参加党的九大筹备工作的陈锡联，“谁是前线指挥员？”听说是肖全夫时，总理笑着说：“这回，苏军可是遇到对手了。”见陈锡联有些疑惑不解，周总理解释说：“我记得，这个肖全夫曾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高才生，那里的教官都是苏联人，对苏军的那一套，肖全夫清楚得很！”

3月13日，苏军3辆坦克开进我方境内。肖全夫立即向陈锡联和温玉成汇报，并采用了一个万全之策，命令部队用迫击炮轰上几炮，将苏军坦克赶走，避免我军的火力配置和战斗意图暴露，从而保证了在随后的几次大的战斗中达到预期效果，击毁苏军坦克4辆、装甲车7辆，毙伤苏军170多人，其中苏军上校和中校指挥官各1名。周总理听到战果汇报后，称赞说：“这个肖全夫，打得不错嘛！”

天山筑“铜墙”

1980年1月，肖全夫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他深知新疆在祖国统一大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到任后，他牢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托，以维护新疆的稳定与统一为统领，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贯彻军委“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预案。

1982年，他亲自筹划并组织了“三战”演习（游击战、运动战和坚固阵地防御战）。总参谋长杨得志参观演习后说：“它不仅是乌鲁木齐军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也是训练改革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对于新疆部队的战备、训练、政治工作和后勤建设，都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对于全军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第二年，他又组织了有党政军民参加的陆空协同反空袭、反空降演习，对提高各军兵种战术技术水平、增强全民防空意识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肖全夫根据邓小平关于“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的指示，结合新疆部队的实际，提出了“军人要像军人的样子，营区要像营区的样子，部队要像个部队的样子”的具体要求，加强部队的军容风纪和作风纪律整顿。同时，他还在全区部队普遍组织了阅兵式、分列式的演练，决心在天山筑起保卫祖国安全的“铜墙铁壁”。

乌鲁木齐军区部队守卫着6700多公里的边防线。由于历史原因，多数边防部队驻守条件非常艰苦，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很差。肖全夫曾几次到北京向军委反映边防官兵的困难和疾苦。在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下，总后勤部给乌鲁木齐军区拨出专款，用于边防设施建设。对此，肖全夫亲自进行动员部署，提出了搞好边防建设的“八好”要求和具体标准，并多次到工地检查施工。1984年8月，68岁的肖全夫到素有“永冻层”“生命禁区”之称的阿里防区和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卡视察，强忍着严重的高山反应，看望守防和施工部队的官兵、检查边防建设情况。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新疆几万名边防官兵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肖全夫一贯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1980年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军营。为做好转型时期官兵的思想工作，他与政委谭友林一起狠抓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亲自上党课、讲传统，教育大家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他要求部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肖全夫常说，新疆是多民族集居地，只有搞好军政军民和民族团结，才能维护新疆的政治稳定。作为自治区区委常委，他自觉服从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并积极参加区委的集体活动，对新疆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动员等工作发表重要意见。为加强民族团结，他主动同少数民族干部交朋友，并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二大报告的基础上，撰写学习体会，提出“深入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妥善处理民族纠纷、积极主动地为驻地少数民族做好事、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工作思路。他亲自参加部队组织的打扫积雪、植树造林等助民活动，亲自到吐鲁番市考察，指导军地双方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双拥”工作的深入开展。

肖全夫始终把承担抢险救灾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作为部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当辽河决口和营口、海城、乌恰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他率领或指挥官兵及时赶到灾区，精心组织抢救。1970年，为解决全国性动力燃料告急的问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修建从大庆通往抚顺等炼油厂的输油管道，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肖全夫被任命为输油管道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为按时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他团结和带领地方领导、工程技术人员、民工、战士，克服重重困难，苦干5年，修建了8条输油管道，总长达2400多公里，开创了我国大口径、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的先河。

肖全夫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修身砺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他对事业忠贞不渝。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威逼他交待“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他坚强不屈，没有讲一句违心的话。最后一次病重住院不久，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写下遗嘱：在我去世以后，从我的积蓄中拿出5万元，其中2万元交给党组织，作为我最后一次的党费;3万元捐给家乡的希望工程。这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无比热爱和赤胆忠心。

肖全夫一生勤奋好学。参军前，他只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在南京学习时，他经常学到半夜才从教室回家，回家后还叫醒夫人帮他复习，毕业时他被评为“模范学员”。他将学习《邓小平文选》《朱德文选》的体会撰文发表，指导部队学习和实践。退居二线后，他仍然自觉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香港、澳门、台湾回归等祖国统一大业。他不顾体弱多病，经常深入各地调研，写出调查报告和文章，提供给有关领导参考或在报刊上发表，还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传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

他善于团结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肖全夫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在军区工作期间，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文革”遗留的派性问题，他不仅注重加强军区党委班子的内部团结，还十分重视抓好部队各级班子的团结协作。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整编后的新疆军区隶属兰州军区。他与常委们一道多次召开会议，对军区机关和部队官兵进行顾大局、守紀律、正确对待升降并改和进退去留教育，保证了军区的稳定和精简整编任务的顺利完成。

肖全夫虽身居高位、手中有权，但却一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1983年，他的搭档、政委谭友林调出任职，新任政委谭善和到任。为了表示对新老政委的迎送，他提议军区党委常委每人掏出5元钱，共进一餐。他不仅严于律己，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准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办事。他经常教育子女们要听党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凭本事而不是靠“老子”吃饭。他在生前就对自己的后事留下嘱咐：“丧事从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