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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同行 欲罢不能
——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美学家叶朗

2021-08-06金涛

艺术交流 2021年2期
关键词:冯友兰昆曲境界

文本刊记者 金涛

叶朗近照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的流逝让人感叹。不久前,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美学家叶朗推出了学术回忆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情系燕园六十年》。六十年,燕南园海棠依旧,未名湖塔影依旧,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Time is easy to throw people away, with cherries red and bananas green." The passage of time makes one sigh. Not long ago, Ye Lang, a senior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a well-known esthetician, published an academic memoir"Red Cherry and Green Banana--- Sixty Years of Passion for the Campus." For sixty years, the begonia in the campus remained the same, and the tower shadow of the Weiminghu remained unchanged, the flowers are similar every year,but people are different from year to year.

又是一年海棠花开时节,记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楼见到了叶朗先生。在喧嚣的校园中,燕南园是一处特别宁静的所在。叶朗介绍,外人到北大,首先想到的是未名湖,但了解一点北大历史的人都知道,北大校园里学术积淀最深厚的并非未名湖,而是燕南园。这里曾住过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冯友兰、向达、翦伯赞、朱光潜、王力、林庚等众多学术大师。56号楼原是周培源先生的住所,现在是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56号楼正门斜对面是57号院,冯友兰先生的住所,著名的“三松堂”。在这里,沿着蔡元培、冯友兰等先生开创的传统,叶朗接着讲起了自己的燕园故事。

在北大做学问就是生命所在

记者:不久前您出版了60年学术回忆录,有什么考虑?

叶朗:我是1955年考进北大哲学系的,后来留在北大工作,加在一起有60多年。上学及工作期间,我深感北大跟一般大学有所不同。从我的体会来讲,北大当然有革命的传统,同时北大还有很重要的人文传统。蔡元培在北大开过的唯一的一门课就是美学,当时他还想写一本美学的著作。蔡元培在北大提倡艺术和美育,成立了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我认为这形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北大有很多传统,这是其中之一,今天应该把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我在北大60多年,深受老一辈学者熏陶。记得刚入学时就有学长热情地向我介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只剩下北大还保留哲学系,所以其他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调到了北大哲学系。在我上大学的5年中,以及后来留校工作的几十年中,有机会接触了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而且有的交往还很多。受他们的熏陶,就想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北大学者好像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对学术的热情和追求,他们把做学问跟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做学问就是生命所在。

我在自己的文章里一再提到冯友兰先生、张世英先生,他们都讲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说,在中国哲学里,他认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我很赞同这个看法。后来张世英先生继承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学说,张先生认为哲学要提升人生境界,美学也是这样。冯先生说,表面上看,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世界都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里的每一个事物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一样。什么叫境界?就是世界和世界里的事物对你的意义,这就形成你的境界。没有两个人的境界完全一样。就北大学者来讲,他们把做学问作为人生追求,这种追求包含了一种创造的人生,一种诗意的人生,活着就有意思了。

记者:谈到学术追求,记得您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叫做“欲罢不能”。

叶朗:对,这真是北大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很多老先生都是在七八十岁以后继续做研究。张世英先生在退休以后写了好多书,而且这些著作都是带有原创性的,我认为这当然需要付出精力,同时更需要一种理论的勇气,因为要突破一些旧的框框很不容易。

中西融合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立足点是中国文化

记者:2005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演出,这是新世纪戏曲发展中一个现象级的事件,很多人知道您在背后做了大量工作,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一事件前后,您跟京剧和昆曲已经有了很多渊源,请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叶朗:这个主要来源于我们当时在政协做的调研。我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11月全国政协京昆室组织了一次调研考察,全国一共7个昆曲院团,我们去了5个。考察结束后我起草了一个文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几点建议》,通过全国政协往上送。这个报告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提出解决昆曲面临的危机,应该确立由国家扶持昆曲事业的方针。因为像昆曲这样的世界级艺术经典,对它的抢救和保护必须保持其纯正的经典品位,所以不能完全推给市场。报告认为,确立由国家扶持昆曲事业的方针,本质上就是动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维护民族文化经典的尊严。

和昆曲相关的另外两件事,一件是2005年把青春版《牡丹亭》引进北大演出;一件是2009年在北大开设了“经典昆曲欣赏”全校通选课,这两件事都是白先勇先生和我们共同推动实现的。

记者: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您觉得美学研究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叶朗: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不光是我,很多人都在做。例如张世英先生,他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探索出一条当代的道路。我觉得中国从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道路就是中西融合,但立足点是中国文化。梁启超、王国维、宗白华都是这样。北大医学部韩启德院士有一次跟我说,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他们那代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冯友兰他们出去时,中国文化的底子非常深厚,但是八九十年代出去的那批人没有这样的传统功底。因为中国文化底子厚,就带来两个优点,第一,他们不会因为看到西方的文化了不起,就觉得月亮也是西方的圆,把中国的东西全部否定;第二,正因为有中国文化的底子,所以能真正看到西方文化好的地方在哪里,从而把好的吸收进来。韩启德当时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这两点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

记者: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不久前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提到了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等相关的内容。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呼吁美学、艺术对提升人文素质的影响,根据纲要规划,您觉得美学在未来可以发挥哪些更大的作用?

叶朗:加强人文教育跟文化强国建设是完全统一的,这个提倡非常好。中央的很多文件一再讲提高人文素养,中国人现在富起来了,不见得就一定更文明。一夜之间可以变富,但一夜之间不可能变雅,这需要一个过程。

我在担任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的系主任以及艺术学院院长的18年间,深感社会上轻视人文学科的风气依然严重,将上大学只看成是学一门专业,掌握一门技能,毕业后能从事一个好的职业。这种观念的核心是用直接的功利性来衡量人文学科的价值。现在人们常说,能源、交通是现代化建设的“瓶颈”,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长远看,影响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瓶颈”是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就人文学科来说,它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教养。所以大学的人文系科不仅要面向本系各专业的学生,而且要面向全体大学生,更进一步,还要面向整个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开展艺术普及教育越来越便利了。比如从2014年开始,我和北大艺术学院的几位老师策划开设了一门“艺术与审美”的网络分享课,一共包括五门课程:艺术与审美、昆曲经典艺术欣赏、伟大的《红楼梦》、敦煌的艺术、世界著名博物馆艺术经典。过去我们在学校开通识课,一门课选修人数最多五六百人,可现在“艺术与审美”这门课,选课学生来自全国600多所大学,超过16万人,很多是边远地区院校的学生。

有国外学者认为,那种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观点已经有点过时了。我赞同这种看法。我相信,21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深刻、更深远的将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是我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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