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泉法

一、我是钢人铁马

1940年3月25日，谭震林奉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命，连夜出发离开皖南泾县，前往苏南东路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他对未来的工作充满着信心，唯有一事放心不下，那就是妻子葛慧敏即将分娩，不能与自己一起前往东路。葛慧敏乐观地说：“我生下孩子，休息一段时间，就去东路找你。这有什么不放心的？”

葛慧敏原名田秉秀，1920年2月13日生于安徽省蒙城县一个富裕家庭。1933年考入上海教会仁济高级专科学校，1937年9月离开上海，辗转来到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办事处学兵队，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在皖南繁昌县中分村，与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结婚。她性格乐观坚强，没有把分娩看作多大的一件事。与丈夫分别不到一个月的1940年4月，她在泾县新四军军部医院肖家祠堂生下女儿，取名谭泾远。躺在产床上，葛慧敏静心养息，等待恢复健康，与丈夫团聚。

战争年代，安放不下一张产床。产后第五天，泾县发生父子岭战斗，日军进攻新四军军部，军部医院的伤病员必须全部转移。这时，葛慧敏分娩才五天。当时，军部医院伤病员很多，担架供不应求。医院领导向葛慧敏说明了情况，葛慧敏自信地说：“请首长放心，我自己能走，何况并不遥远。”为了路上安全，葛慧敏脱下了军装，还把用破军衣改做的尿布留在医院里，临时用其他旧布赶制了尿布，以防被日军检查时发生意外。

天黑以后，葛慧敏抱起小泾远，跟着军部医院伤病员踏上了转移之路。皖南乡间小道，曲曲弯弯，又不能用手电筒照明，只能紧跟着前面的人影，凭着感觉走。才走出几里路，葛慧敏两腿发软，身子摇晃起来，一跤跌到河边。她紧紧抱住小泾远，不让女儿受到惊吓。一起转移的人立即帮扶着让她爬上岸，医院领导决定安排一名女护士搀扶她走路。葛慧敏坚决地说：“我能走，不用人扶！”终于到了泾县小河口，葛慧敏已经气喘吁吁，浑身冒汗。白天休整，傍晚又传来命令继续转移。医院领导考虑葛慧敏整整走了一夜，决定派担架抬着她走。葛慧敏要强地说：“我还能走，不用担架！”1987年9月，葛慧敏在北京三里河家里说到这里，笔者惊愕不已，小声问道：“葛老，你当年是产后行军，身体怎么受得了？”67岁的葛慧敏不无自豪地说：“当年是战争年代，信念和意志支撑着我。我常说自己是钢人铁马，谁还顾得了那么多？”

就这样，葛慧敏凭着意志和毅力，艰难地转移到江苏溧阳竹箦桥。这里是新四军一支队驻地，陈毅司令员看到葛慧敏疲惫不堪的样子，既钦佩又不无责备地说：“钢人铁马也不能这样干呀！从今天起，你就在一支队司令部副官处休整，没有我批准，你不能走！”这时的葛慧敏，因为产后长途行军，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再要强也走不动了，就在竹箦桥住了下来。20多天后，新四军一支队驻地形势也紧张起来，葛慧敏向陈毅汇报说：“我已经基本恢复了体力，可以上路了。”陈毅司令员鉴于一支队立即要投入反“扫荡”战斗，就答应了葛慧敏的请求。他对葛慧敏说：“从竹箦桥到东路，一路上有许多日军岗哨，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去闯。我让一支队供给处长吴师孟陪你走，路上遇到困难，他有办法帮你解决。还有一个女同志沈素玲，她的丈夫刘开基去了东路，这次小沈也要去东路工作，与你做个伴，路上还可以帮你抱抱女儿。”葛慧敏见陈毅司令员考虑得这样周到，心里十分感动，第二天就离开了竹箦桥，踏上了前去东路的旅程。

想不到的是，有一支国民党地方常备队认识吴师孟，为了预防意外，葛慧敏当机立断，让吴师孟先走，约好在常州等她，自己抱着女儿和沈素玲一起坐船前往常州。在泥桩桥有一个日军据点，鬼子一定会盘查船上客人，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敌人手里。船老板悄声问葛慧敏：“你们带有鸡蛋吗？”“没有。”又问：“你们有钱吗？”葛慧敏拿出一些钱，船老板上岸买了些日军喜欢的东西。当船开近泥桩桥时，船老板送上物品，鬼子得了些实惠，就没有到船上盘查。船到常州，吴师孟前来迎接，抱着出生才30多天的小泾远，不无幽默地说：“小妹妹，你和妈妈的脑袋，都晃了一下！”

吴师孟通过新四军交通站为葛慧敏、沈素玲以及自己都搞到了良民证。靠着它，一行四人顺利到达苏州、常熟，最后到达董浜。夫妇相见，分外喜悦。突然间，葛慧敏双眼一片昏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位年轻的产妇虽然意志特别坚强，但产后第五天就开始行军，血肉之躯如何经受得住一路的颠簸和紧张！谭震林分外心疼，立即安排妻子到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家里休养，不久又转到上海治疗。夫妻刚刚相聚，又被迫分离，谭震林心里充满了愧疚与惆怅。

二、我不怕暗杀党

1940年11月，在阳澄湖里的一艘轮船上，坐着一位端庄美丽的少妇，她烫着头发，穿着旗袍，神态优雅富贵。离她不远的座位上，一个中年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开始提防起来，虽然随身携带的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支精致的小手枪，但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使用它的。中年男子向她搭话说：“你就是几年前在上海读书的那个人？”穿旗袍少妇答道：“我是上海的哪个人？”说话间，她已经看清中年男子叫赵伯华，1936年她在上海读书时，因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受到党组织的重视，经过考察，党组织指派在上海特科从事情报工作的赵伯华介绍她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她在皖南的时候，向党组织汇报了这段经历。但是，短期内无法联系上赵伯华，被迫放弃了两年党龄。这年11月，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阳澄湖轮船上，她遇上了四年前的入党介绍人，心情无比激动。但她还是沉住了气，停止了和赵伯华交谈。

这位穿旗袍的少妇就是葛慧敏。她在上海治病恢复健康后，把小泾远寄养在上海，自己化装成一位阔太太，一路顺利地通过了日军岗哨的检查，殊不知她携带的箱子里，藏着许多西药和一把小手枪。西药是为谭震林购买的，当时丈夫患着痢疾、盗汗等几种疾病，她是学医的，知道什么样的药可以治疗这些疾病。不过，当时的西药是禁运品，手枪更是严禁携带之物，一旦被日军查到，后果不堪设想！在北京采访时，谈到这段经历，葛慧敏不无得意地告诉笔者：“我就是胆大，还要有一点智慧。”对在阳澄湖偶遇赵伯华，总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我后悔没有让赵伯华写一张纸条，想不到1941年7月15日，担任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一团参谋长的赵伯华，在无锡玉祁反顽战斗中不幸牺牲，我的两年党龄，就再也找不到证人了！”

1940年11月的某天下午，葛慧敏终于来到了长泾蒲市里。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村庄，一条东西流向的宽阔河塘横亘在村子中央。河的南侧，有一幢两层小木楼。小木楼前是一片砖场。大门口站着一个穿灰色军装的警卫，看见葛慧敏身着鲜艳旗袍，烫着卷发，手提一只高档皮箱，连忙问道：“这位太太，你要找谁？”葛慧敏回答说：“我要找谭司令。”警卫又问：“你是谭司令的……”葛慧敏也不隐瞒，直接回答道：“我是谭司令的太太呀！”警卫这才想起，谭震林今天上午外出时，关照过警卫：“今天下午我的妻子要来指挥部报到。”于是连忙让进小木楼，又通知了指挥部的后勤人员，给葛慧敏送来了一套江抗男军装。不一会功夫，从小木楼里走出一个英气勃勃、挺拔俊朗的年轻战士，微笑着向小木楼女主人王泳莲打招呼。

1939年6月，谭震林与葛慧敏在安徽繁昌

女主人和她丈夫夏宝坊一样，对谭震林和他领导下的江南抗日救国军十分友善，主动把小木楼的大部分房间让给江抗东路指挥部使用。她看见一个长得十分英俊的战士向自己微笑，就走过去问道：“你是新来的吧？”葛慧敏答道：“今天下午刚来报到。”王泳莲又说：“你认识谭司令吗？他这个人真好！”葛慧敏说：“认识，就是对人要求很严厉。”王泳莲觉得面前的这位年轻战士很坦率，连忙申辩说：“他对我们一家人可好了，说话也很温和。可惜这么大年龄，还没有太太！”葛慧敏笑着说：“谭司令有太太呀。”王泳莲摇摇头说：“我没有见过。”葛慧敏幽默起来：“他的太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王泳莲连忙仔细打量眼前的这位年轻战士，不无困惑地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葛慧敏站起来，摘掉头上的军帽，露出在上海精心烫制的美丽长发，又拿出在繁昌中分村与谭震林的合影，递到王泳莲的手里。王泳莲惊诧得张开了嘴，连忙夸奖说：“你长得太美了，谭司令有你这个太太，这是他的福气……”

吃晚饭的时候，谭震林回到了蒲市里小木楼，见葛慧敏恢复了健康，一副英气勃勃的样子，十分高兴，连忙向小木楼主人夏宝坊、王泳莲夫妇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妻子葛慧敏，今天刚从上海来到蒲市里。”王泳莲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今天你们夫妻团圆，赶紧上楼吧。”葛慧敏跟着谭震林上楼进了房间，汇报了在上海治疗经过，又拿出给丈夫购买的一大堆西药，就询问自己的工作安排。谭震林说：“你就在司令部做机要工作。”葛慧敏摇摇头：“我在繁昌一直从事民运工作，怎么到了蒲市里，就做机要工作了？”谭震林安慰她：“机要工作很重要，只有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才安排到这个岗位上。”葛慧敏说：“组织上信任我，我自然感到欣慰。但是，我真的很渴望走到群众中去，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唱歌，一起战斗！你不答应我，我明天找东路特委书记吴仲超去评理。”

第二天，葛慧敏找到吴仲超，恳切要求到第一线去工作。吴仲超耐心地说：“谭司令的安排，就是东路特委的决定，你做机要工作更合适。”葛慧敏不满地说：“我去第一线工作就不合适了？”吴仲超依然轻声细语地说：“你去第一线工作，我认为很合适，也很能发挥你的作用。但是，我要告诉你，澄锡虞地区不比皖南繁昌，这里有一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暗杀党，为首的是包汉生，专门袭击江抗民运工作队员和我党政干部。两个多月前的8月30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留法雕塑艺术家、长泾中学校长张大烈，就被暗杀党杀害了！几天前，江抗祝塘民运工作队长林杰，一位勇敢的女共产党员，在陆桥镇附近，被暗杀党连打两枪，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

“我不怕暗杀党！”葛慧敏大声嚷起来。吴仲超继续说下去：“你勇敢无畏，不怕牺牲，这是最可贵的精神。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暗杀党就会千方百计地抓住你，再以你为人质，要挟江抗，威胁谭司令的安全……”葛慧敏听到吴仲超向她交了底，知道不应该向组织提条件，沉吟半晌，低声说：“你说得对，我服从组织的安排。老谭昨晚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

自此，葛慧敏安心在指挥部从事机要工作。她身边常背着一个皮包，里边保存着电报抄件、干部与人员名单、武器统计数据。这都是绝密资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遗失。慢慢地葛慧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走进房间或办公室，都会把门关上。1985年9月离休以后，已经无密可保了，她的这个随时关门的习惯都没有改过来。不久，通过选举，她担任江抗东路指挥部政治部、教导大队总支委员，兼司政机关支部书记，分管指挥部直属队工作。她忙得团团转，没有一点儿空闲。有一天上午，她随着谭震林走到小木楼后面，看见一棵桃树绽开了几朵粉红色的花蕾，宽阔的河面泛着涟漪，乡村的春天安静又美丽。“来，老谭，给我拍一张。”她柔情脉脉地说。谭震林爱好摄影，取出身边照相机，把妻子站在河边的青春倩影永远定格下来。“在蒲市里，我就拍过这幅照片，这是我对这段军旅生活最美好的回忆。”在北京采访时，葛慧敏提起这幅照片，对江阴蒲市里的美好印象溢于言表。

三、抓起两个饭团就走

1940年至1941年间，驻扎在蒲市里的江抗东路指挥部和新四军六师师部，因为战争环境的特殊性，常常需要转移。短则二三天，长则七八天，就要转移一次。为了不让日军和国民党顽军掌握部队的行踪，每次转移都在傍晚时分。无论下雨下雪，都不会取消转移的命令。有时会提前通知，遇到突发情况，必须令到人走，不能滞留一分钟。有一天，东路指挥部人员正在吃晚饭，突然一队日军偷偷向蒲市里靠近，情况万分紧急。谭震林下令立即转移。这时，葛慧敏因有事晚到几分钟，一口饭都没有吃上。为了保证转移时有力气奔走，她顾不得斯文，抓起两个饭团就走，一个饭团给自己，另一个饭团是留给丈夫谭震林的。有时雨夜转移，天黑路滑，每迈出几步，都要付出代价。葛慧敏本有近视，1940年四五月间产后长途行军，对眼睛又造成伤害。一次雨夜行军，葛慧敏从岸上摔跤滚到河边，险些跌进河里。她可不会游泳，黑暗中其他人下河营救也很困难。想到这里，她也惊出一身冷汗。

转移时，葛慧敏除了携带棉被、皮包和必备的生活用品外，还要为指挥部或师部背公款。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干部才有资格背公款。葛慧敏每次自报背1000元，其中包括一部分银元，沉甸甸的一大包。背公款责任重大，既要保密，又不允许丢失，否则要遭到严厉的处分。只有当身上的公款被部队机关逐渐用完，才感到无比的轻松。可是，未有几天，又有公款需要她保管或携带。“转移时，谭司令也要背公款吗？”在北京访问时，笔者好奇地问葛慧敏。“谭司令也要背公款，只是他体弱多病，年龄又比我们大10多岁，每次只背500元。”葛慧敏回答说。

尽管江抗东路指挥部和后来的新四军六师师部，掌握着公款的保管、分配和使用权，但是，作为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最高领导人的谭震林，平时的生活却非常节俭。以穿鞋为例，转移时穿的都是用旧布条编织的草鞋，从不穿布鞋走路。半途中草鞋破了，干脆赤脚行军。葛慧敏家中富裕，常寄钱给她，她也从不买双新鞋，赤脚走路是常有的事。当时规定，每个干部战士分发两套军装。葛慧敏说：“我与老谭在一起生活，两人只要三套就够了，能省一套就省一套吧。”谭震林很支持妻子的做法，平时夫妇俩错开时间替换军衣。可是，1941年2月初谭震林奉命去盐城新四军军部，必须把夫妇俩合用的一套军衣带在身边。在丈夫离开蒲市里的一个月里，葛慧敏只得改在晚上洗衣晾干，白天再穿上。当笔者听到葛慧敏讲述这个故事时，表示由衷的钦佩。葛慧敏摇摇头说：“这算不上什么，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说在皖南繁昌的时候，我就为每月津贴费向领导提过意见。不是嫌少，而是嫌多，我主动申请降低津贴费。事实上，在皖南几年，我从未领过津贴费。一些必要开支，都是用蚌埠妈妈寄给我的零用钱。”

在蒲市里一年时间，谭震林等主要领导人的伙食标准，与战士们是相同的。葛慧敏说：“指挥部开饭时，每人只有一个蔬菜，春天吃炒红花，冬天吃煮白菜，有时老百姓送来一碗甜面酱或豆瓣酱，我用筷子醮上一点下饭，味道好极了！我真想再去一次蒲市里，尝尝豆瓣酱那久违的味道。”说着，葛慧敏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快乐、自豪、眷恋等复杂的情绪都集中在她的脸颊上。

葛慧敏告诉笔者，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江抗和新四军队伍里，无论官兵都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都很满足，幸福感满满的，从无人有过怨言。可是，总有极少数人，他们想的是付出要比别人少，享受要比别人多，还自以为聪明。其实，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在蒲市里，有一个姓谢的副官，在经手管理指挥部伙食时，伸出了罪恶的手，贪污了公款，一段时间，伙食越办越差。谢副官的贪污罪行暴露后，谭震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经过审查，最终搞清了问题。当时对这类问题处分极严，经过公审，谢副官被判处死刑，当场执行。讲完这个故事，葛慧敏不无感慨地说：“这一类教训，公职人员任何时候都应该记住的！”

四、像往嘴里塞进去一把盐

葛慧敏回忆说，谭震林住在长泾蒲市里的一年时间里，有两次较长时间的外出，第一次奉命去盐城军部，1941年2月初出发，3月初回来，前后一个月时间，主要任务是向皖南事变后新建的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听取刘少奇、陈毅等军部首长关于组建第六师的重要指示。3月初回到蒲市里，谭震林就在祝塘主持召开第六师成立大会，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下辖第十六旅、十八旅。东路江抗六个支队改编为十八旅，江渭清任旅长。一个多月后的4月上旬，谭震林又离开蒲市里，穿越太湖前去太滆地区，组建第十六旅，不久随十六旅到达溧阳，亲自指挥黄金山反顽战斗，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5月下旬东渡太湖回东路时，在无锡荡口街头突然遇到一支日军，撤离时挑夫的两只铁皮箱子落入日军之手，葛慧敏在皖南中分村和蒲市里拍摄的照片也一起丢失了。谭震林这两次外出，加起来有近三个月时间。

谭震林从溧阳回到蒲市里不久，日军就集中优势兵力向苏常太实施“清乡”，以后又转向澄锡虞地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趁火打劫，调动1000余兵力进攻东路抗日根据地。谭震林遵从军部命令，决定主动撤出澄锡虞，以保存六师师部和十八旅及党政干部的有生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葛慧敏跟随谭震林和六师师部，撤离了她战斗和工作了九个多月的蒲市里。离开前一二天，葛慧敏深情地凝视着小木楼和楼前的砖场、楼后的小河，和小木楼女主人王泳莲依依惜别。谭震林下达了西撤的命令，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包括东路地区大部分党政干部，缓缓离开了蒲市里和周边村子，向西而去，计划当夜穿越锡澄公路日军封锁线，到达江阴西乡西石桥。

离开小木楼前，谭震林关切地瞥了一眼妻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腹部，低声说道：“今晚转移，要走许多路，你的公款就不要背了，让给师部其他同志代劳吧。”葛慧敏也觉得这几天为了准备撤退，干了几个通宵，已经十分疲劳，加上怀孕日久，行动不再轻盈敏捷。不过，她依然不肯服输，连忙回答说：“今年我才21岁，怀孕不会影响行军。公款，我照背！”谭震林深知她的性格，争论不会改变她的主意，只是笑笑说：“你是钢人铁马，公款照背。今晚情况特殊，就打个折，背上800元。”

这是1941年8月中旬，炎热的夏夜，田野里热浪灼灼，葛慧敏走不多远，就浑身冒汗。她掏出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继续前行。突然，天又下起雨来，开始淅淅沥沥，后来转成中雨，葛慧敏的眼睛被雨水淋得睁不开来，泥路上又像上了油似地走不踏实。这时，谭震林率先跌了一跤，葛慧敏连呼“老谭，小心！”没想到自己也摔了一跤。她赶忙爬起来，整洁的军衣上已是一片泥浆。这一跤摔得很重，浑身隐隐作痛。她想到腹中的胎儿，会不会受不住考验？部队继续冒雨西进，葛慧敏又接连跌了几跤。这时已过子夜时分，突然锡澄公路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谭震林迅速得到前方传来消息，锡澄公路上已引起一支伪军的注意，如果今夜强行冲过锡澄公路，一旦与锡、澄两地赶来的日军作战或会出现被动的局面。于是立即下令部队停止西进，后头改作前头，撤回澄锡虞腹地。

当部队撤退至璜塘镇时，天已大亮，谭震林下令在镇上歇息。葛慧敏这才松了一口气，到河边洗了脸，至于满身的泥巴，也就顾不得了，抓紧时间睡上几个小时，以恢复体力。她还没有躺下，镇东北方向就响起了枪声。这是忠救军趁人之危，企图把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十八旅消灭在后撤的路上。谭震林立即指挥十八旅反击，自己直接爬到镇南小桥头民居屋顶，亲自指挥战斗。打退顽军的进攻后，璜塘是停不得了，部队指战员又饥又渴，不得不继续上路，向澄锡虞腹地退去。

在雨中走了一夜的路，摔了许多次跤，到了璜塘还来不及吃上一口稀饭，葛慧敏额头上冒着虚汗，两腿开始发软，实在走不动了。但是，她不肯服输，更不会埋怨，咬咬牙又上路了。前面有一条河道挡住了去路，师部警卫人员向附近老百姓借了几只浴盆和采菱桶，安排谭震林夫妇过河。过河后，葛慧敏又跟着师部走了许多路。终于，她坐到了岸边一块草地上，大口喘着气。她觉得今天或许过不了这一关，腹中的胎儿可能保不住了！可是，眼下师部和十八旅正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日伪顽暗中联合起来，正向他们一步步紧逼过来。谭震林看到妻子面色惨白，汗水淋淋，知道她的身体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安排她骑上了一匹马，跟着师部继续向前。

葛慧敏在马上体力得到了些许恢复，正在暗中庆幸，突然，马匹在一个水塘面前奋力跃起，落地时葛慧敏重重地摔下马来。谭震林赶过来搀扶，葛慧敏抓住丈夫的手，惊慌地说：“快，快把我送到旁边的村上去！”谭震林知道出了情况，扶着妻子向路边的村子走去。进村后，看见门口坐着一个大娘，葛慧敏急促地说：“大娘，我去房间……”大娘还没有回过神来，葛慧敏就自个儿进去了，刚进屋，胎儿就从她的腹中直冲而下……葛慧敏立时大汗淋漓，天地都晃动起来。她缓了缓神，抹了把脸上的汗水，走出房间，颤声说道：“大娘，对不起了！”大娘明白了怎么一回事，安慰说：“没关系，你坐一坐，我为你倒一杯水。”须臾间，葛慧敏接过大娘递过来的水，喝一口，暖暖的，甜甜的，知道大娘放进了红糖。“大娘，我会记住你一辈子的！”说着，两颗晶莹的泪水沿着她苍白的脸颊滚落下来。

“因为走得太仓促了，我没有问大娘的名字，也不知道村子叫什么。”葛慧敏不无遗憾地说，“但是，我知道，这个村子就在长泾镇附近，这个大娘，就是你们江阴人！”

下午，部队到达宿营地，葛慧敏已经睁不开眼睛，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时，她发现乌黑的头发蒙上了一层灰白色。她恨自己不争气，为什么一样行军打仗，男同志没有事，而自己一败涂地了呢？谭震林安慰说：“师部已经作出决定，你今天就坐轮船去上海治病，病好了，还可以和我们一起打仗行军！”接着，谭震林就派人把妻子送到附近小镇轮船码头，葛慧敏带着半头白发和深深遗憾，只身一人前去上海，病愈后就直接前去苏北江（都）高（邮）宝（应）六师驻地，投入了新的生活和战斗。

“这次行军流产，我的感觉就像往嘴里塞进去一把盐，苦透了苦极了！”葛慧敏缓缓地说，“但是，每当我想起长泾蒲市里的小木楼，想起给我喝红糖水的老大娘，想起农村屋面上黑黑的豆瓣酱，还有那常常转移的紧张军旅生涯，我总觉得江阴人民为我们付出得更多，我在江阴得到的精神上的充实和快乐，整整陪伴了我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