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辰 王瑨

红旗飘扬，歌声激荡。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风华，一路征程一路歌。

回首自己72年的音乐生涯，有一颗“闪闪的红星”始终照耀着我。这颗红星铭刻于千万人心中；那个叫潘冬子的少年英雄，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歌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传唱度很高。“红星闪闪放光彩”，理想之光从未褪色；“小小竹排江中游”，美的涟漪荡漾不绝；“岭上开遍映山红”，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它们的流行、流传，得益于昂扬向上的精神内涵和富有民族性的音乐语言。

1973年春天，我接到为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的任务。要想作好曲，需要吃透电影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这部电影通过旁白进行倒叙，有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深刻的心理描写，有别于一般的儿童电影，是一部抒情性的正剧。因此，不仅要解决“唱什么”，更要思考情感如何抒发、怎样把握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一首好歌，既要融合文学性与艺术性，更是革命的激情与抒情的统一。作曲的构思，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紅星，作为革命的象征贯穿全片。红星照红心，红心忠于党。斗争的风雨中，潘冬子常常捧出红星，体会党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艰险的时刻里，他和椿伢子一起，将红星戴在头上，仰望北斗，向往延安。1973年10月，我带着剧本找词作家面谈，他们问我：“对主题歌有什么想法？”我提议，主题歌不如取名《红星歌》，短小点题，兼备三重气质：一是昂扬向上的进行曲风格；二是儿歌好唱好记的特点；三是时代感。

没过几天，词作家便拿来了歌词。当晚，我和影片摄影师之一曹进云启程前往摄制组的驻地—江西景德镇鹅湖。40多公里的颠簸中，我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一段旋律：“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到了驻地，主题曲也构思完成了。

开始，电影并没有《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而是创作了一首名为《高山竹子青又青》的儿歌，原定在潘冬子准备将地主恶霸胡汉三引进游击队包围圈的场景中唱。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境里唱儿歌，分量轻了，不足以表现已成长起来的潘冬子的思想深度，必须创作一首有力量的男高音独唱曲。

认真地读了几遍剧本后，“竹排流水”这个场景让我产生了灵感。宋大爹划着小竹排，送小冬子去姚湾镇做我党的地下工作，剧本中用了18个字这样写：“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叶竹排，顺流而下。”诗情画意，美妙之极！当晚的会上，我便建议在这一段加男声独唱，展示主人公潘冬子搏击风雨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理想，得到了主创人员的同意。“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旋律随之流淌而出。

那时，摄制组住宿条件很差，我借住在当地卫生院办公室的里屋。说是里外屋，但门上没玻璃，外屋说话，里屋都听得见。一张旧桌子，勉强能放下谱纸；一张旧报纸，罩在灯泡上方；一张旧单人床，可供休息……就在这间鹅湖农村的小屋里，我通宵达旦地工作，写出了《红星歌》等7首歌曲的全部乐队总谱。11月，我带着总谱，回北京准备录歌。

就在即将交出总谱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的第三稿。顺手翻开，《映山红》的歌词令我眼前一亮：“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边看边念出了声。这歌词真好！随即，我又陷入了纠结。原剧本中并没有这首歌，再写《映山红》，便要放弃前面已经创作的3首。怎么办？考虑了两天，我终于下定决心：重来！我把之前创作的3首歌否决了，把小屋里颇费心思写的总谱也否决了！

想通了，灵感和激情便喷涌而出，仅用了2小时，我便把女声独唱《映山红》的旋律写了出来。接着，我很快写完混声合唱的《映山红》和乐队总谱，交付录音。

音乐的本质是美。用美的旋律，营造美的意境，传递信仰、信念和信心，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奋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创作《映山红》是偶然中的必然。歌词说的是“盼”，盼的是映山红花开、红军归来，盼的是江山变成红色。方向端正了，分寸把握住了，就要尽情抒发革命的壮丽之情。再深入想，在“夜半三更盼天明”的情景下，角色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红军走了，潘冬子和母亲躲到山间的茅草棚子里。潘冬子看着爸爸留给他的红五星，问母亲：“妈妈，我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怎么回答？她知道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吗？她说不清。但是，她相信红军一定能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她说：“等到满山的映山红都开了，去参加长征的爸爸和红军就回来了。”接着，她深情地唱道：“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既是回答儿子的问题，也是表达自己对革命胜利、红军归来的向往。

邓玉华唱这首歌之前，专门去了植物园和美术馆，只为亲眼见见映山红。她说：“当时美术馆有幅画，画的是杜鹃花，就叫《映山红》。看的过程中我就慢慢体会到，映山红开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再唱《映山红》，更有代入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闪闪红星伴我行。我深信音乐色彩的存在，与生命体验相关，更与理想信念相连。“红色”，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构成了我音乐创作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