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8年8月，我从临汝高中毕业离校，成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一个农民。

其实我是66届学生，两年前就已经毕业，当时毕业考试过了，高考体检过了，甚至高考志愿都已经开始填报了，但是突然间风云突变，高考停止，我们这些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农家孩子，在经历了两年多非正常岁月之后，又回到了农村。但身份却成了“准农民”，因为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时是下决心在家乡的土地上 “躬耕陇亩”了，但藏在心底对写作的爱好，却总是时时冒出新芽。当时又没有什么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就试着给县广播站写了篇稿子，谁知很快就播出了。当时正是推广有线广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安了小喇叭，一日三次播音，一篇广播稿，受众就是几十万。后来又连续写了几篇，基本上是每投必播。

忽一日，大队干部找到我，说公社要抽调我去“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宣传队，与吹拉弹唱的文艺宣传无关，实际是肩负整顿任务的工作队，要进驻“老大难”大队，成员也大多是老党员和在公社有些影响的大队干部。我有些忐忑，说：“我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怕不合适吧？”

但公社领导回复说：“这也是接受再教育的形式，在工作中学习锻炼吧！”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位领导注意到我连续写的几篇广播稿，才决定把我抽调到宣传队的。

这位领导名叫吕秉信，后来任我们公社党委书记，当时他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不过人们似乎很少叫他主任，都叫他老吕，我背地里也随着大家的称谓，称他为老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