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

【关键词】读者意识  现实主义精神  民族化风格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参加有关文学作品的评审与各类图书的评选。其中，“中国好书”的遴选与推荐，参加得比较多，感受也比较深，深感这个评选活动之重要、之不易。原因是“中国好书”有自己内在的要求、秉持的标准、坚持的导向。这就是面向大众读者，推荐适合于他们阅读的各类优质图书。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杨平的话来讲，就是“为好书找读者，为读者找好书”。实际上，每次申报和参评“中国好书”的图书都为数不少，但用“适合大众阅读”这样一个标尺去加以衡量，就都距离甚远，难合要求。所以，每一次的评选都颇费思量，大费周章。

“中国好书”是以选取大众化的精品图书为目标和宗旨的，这种取向就决定了许多图书因不合要求而难以入选。精品力作或者说经典作品，有小众的、专业的等不同的类型与层次，总体上说都需要，但面向大众读者又切合他们需要的精品图书比较稀缺，影响较大，效益更好，因此更为重要，更需要用心和用力。

参加各类作品、图书的评审与评选，大都有勉为其难的感觉。就长篇小说而言，每年出版的数量都在近万种，但被大家注意到的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为数寥寥。可以说“各类作品纷至沓来，精品力作凤毛麟角”，是当前文学作品创作、长篇小说创作乃至图书出版中的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文艺作品的现状，指出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突出问题。这样的问题在文艺领域存在着，在图书出版领域也一样存在着。所以，在文学创作和图书生产中实施质量提升工程，既是必需的工作，也是长期的任务。

文学精品力作的更多出现，图书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现象的根本改观，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具有多重性因素，需要多方面发力，但最重要、更关键的，是创作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与打造“精品”的需求不对位、不合拍。这里，有适从大众化的不容易，也有对这样一个写作取向的不熟悉、不自觉、不愿意，等等。一些评选所以评不出理想的结果，盖因备选的“篮子”里没有可选的东西。因此，才造成了好书难寻、精品难求的窘况。

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从包括“中国好书”在内的一些作品与图书的评选实践中，梳理和总结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和要素来，构成一种大众化精品图书的价值取向与基本理念，把它反馈给创作者，提供给生产端，从创作的源头开始，使打造大众化的精品力作的理念与追求，形成行业的共识，成为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主导。这既迫切需要，也更为重要。

我根据自己的阅读与评论的经验与感受，具体谈谈大众化精品图书的一些必备要求，来跟大家交流。我以为，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强烈的读者意识，深厚的人民情怀。

写作旨在表达，表达旨在交流。因此，为谁写作，写给谁看，看了有何助益的读者意识，是写作者从事写作时就应该有的，是寫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样一个基本的对象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有些写作者有意无意地淡忘了，或者忽略了，有的甚至弃之不顾。心里没有读者，写作不顾读者，并不是鲜见的现象。在写作领域，过去就有“为我写作”“背对读者”“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等现象。现在这些现象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增无减。近来就有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家声称“我不为我之外的任何人写作”“我写作的唯一目的就是文学”。从这些话语里可以听得出来，一些作者没有读者意识，不但是有意为之，而且是引以为荣的。

适从阅读、为了读者的读者意识，包括心里装着读者、写作面对读者、了解读者的审美心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等方面。这里既有对读者的重视，也有对读者的敬畏、为读者的服务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意识就是群众观点，就是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时指出：“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并把“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作为衡量文艺作品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尺。所以，重视读者的实质，是尊重文学受众，是依托广大人民。

在文学写作中始终把读者放在第一位，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人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示范，这也是他们的作品广受欢迎、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如赵树理，他始终把农民读者能不能看得懂、喜不喜欢看作为写作时的重要考量，力求以他们最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他们最为关切的身边故事。他甚至把做一个“地摊作家”作为自己文学追求的目标，并不感到低人三分，反而引以为荣。柳青一直以人民作家的自我标准要求自己，扎根皇甫村14年写出了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阶层农民心理状态的《创业史》，因为写得真，写得像，受到许多农民读者的真心喜爱，并被他们认定别的作家“写不出他那样的”。路遥则是在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意义上，高度看重读者受众。他认为：“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这种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写作追求，使他的《平凡的世界》赢得了至今畅销不衰的文学影响力与作品生命力。可以说，作者心里有读者，读者自会不忘记你。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是为许多事例所充分证明了的。

第二，现实主义的精神坚守与独特表达。

文学领域里有很多观念在流行，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前所少有地呈现出观念的多元与手法多样。但我认为，从小说创作与小说传播的发展来看，传得开、留得住、走得远的作品，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重要特点，就是都必然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意蕴与品格。

从现代时期来看，由新文学时期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开始，我们的新文学传统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到了当下，现实主义几乎是我们当代文学发展演进的一个主流。我们在讲“十七年”文学时，关于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有一个“三红一创”的概括，指的是《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还有一个概括叫“保青山林”，指的是《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每一组简要概括里既有革命题材，又有乡土题材，都是长篇小说中的经典作品。现在我们回过头去再看这些作品，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达革命斗争和乡村剧变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40多部长篇小说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这些不同时期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几乎是秉持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最为典型的例子，可能还是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写作这部作品，是1985年、1986年，当时整个中国文坛都在讲新观念、新方法，创作上都在追求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求新求变成了当时文学流行的主潮。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对现实主义有点轻慢，甚至有些厌倦。在这个时候，《平凡的世界》写出来后不受欢迎，是并不奇怪的事情。那时候我的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看完《平凡的世界》第一卷以后，确实觉得平铺直叙，平淡无奇。后来我看第二卷，印象好了很多。经过第一卷的有关交代，人物性格的冲突和命运的坎坷出来了，开始抓人了。看第三卷，印象又更好一些。我后来写了两篇评论，其中谈到路遥作品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我们”的意涵。《平凡的世界》里时常会出现“我们”的用语，叙述中有，议论时有，抒情时也会有。这表明什么呢，他首先是在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人在写作，我是代表着一群人的，包括你们在内。“我们”不时出现，读者看的时候顺便就被揽进去了，把你都变成“我们”了。于是，你就不能无动于衷，必须跟着他一起进入主人公的故事，为他们的命运坎坷纠结不已。除了这些现实主义手法，最关键的还有现实主义的精神，路遥高度关注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为他们诉不幸，鸣不平。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作品的成功和现实主义的手法关系密切，和现实主义精神紧密相关，这种意涵与这种表达，与读者的内心达成了深深的默契，产生了共鸣。这部作品为广大青年读者所普遍欢迎和高度认同，实际上也是以一种众星捧月或众望所归的方式告诉我们，在他们心中，葆有充足的现实主义品格的《平凡的世界》，就是他们所真正需要的经典力作。

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是，我们过去常常把现实主义看成诸多文学思潮与流派中的一种，没有认识到它其实是生生不息又波澜壮阔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主潮。还有，过去我们只认为文学写作中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写法与传统。现在来看，在我们的文学阅读中，我们的读者受众中，同样存在一个现实主义美学趣味的传统与继承。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无法解释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供不应求，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长盛不衰。所以，不要只是在文学观念与写法的角度上去认识现实主义，要在审美传统和文化土壤的层面上去看待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看，现实主义没有过时，它还会有着特别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当然，在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不同的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出新表达，打上自己的印记。在这一方面，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是另外一个典型的文学案例。那就是魂魄是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上则融入了神秘与魔幻的某些元素，使得作品具有更高的文学品质。

第三，叙述与语言上的民族化风格与创新性转化。

現在的小说，有很多写法。有偏洋一些的，有偏土一些的，也有土洋结合的，中西融合的，等等。但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从毛泽东开始，我们党在文艺创作上就一直在提倡应注重“群众性”与“民族性”，努力创造“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新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坚持“群众性”“民族性”“中国化”这样一个目标，提出这一方面的诸多要求，是因为这事关着现实与长远两个方面的意义。其现实的意义在于，贴近于大众的需要与口味，写出更多为人民大众所喜欢的作品;长远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一系列卓具民族化风格的文艺作品，逐步建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新的文艺形态。所以，文学写作的叙事与语言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方面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真正做到了“先觉、先行”的作家，以赵树理最具代表性。赵树理一直以描写农民、服务农民为己任，因此，他的写作特别注意农民的接受程度，运用民间艺术的许多元素，讲究故事的讲述与语言的通俗，确保农民读者喜欢看，看得懂。他十分看重这个，其余一概不顾。1955年，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问世。有人问他印了多少册，收入一定不少时，赵树理回答：钱这个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我是不计较多少的。只要广大农民能读得起，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因为心系农民，切近农民，所以从《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到《三里湾》，以及他的大量短篇小说，都是面向农民受众，把思想性与艺术性熔为一炉，读来意趣盎然，无不脍炙人口。

近期有两部作品，在这一方面也做得比较出色，很值得说一说。一部是陈彦的《装台》，一部是王松的《暖夏》。陈彦早期从事戏剧创作，他说“百科全书式”的秦腔艺术给了他十分重要的影响。他写小说，就从戏剧的“环环相扣”和“不容枝蔓”中获益甚多，特别注重故事的戏剧性与情节的生活化的有机融合，写出“小人物的生命画卷”。《装台》这部作品，使他完成了从戏剧到小说的华丽转身，也显示出他在小说创作上特有的艺术造诣。王松的《暖夏》里的主要人物是两位村主任——张少山和金永年，主干题旨是东西金旺两个村子的协力发展。作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两个村主任相互较劲、互不服气的斗嘴方式，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特别的张力。这样的写法，是他从相声艺术的对口技法中得到启迪，由此既找到了作品的基调，也找到了作品的腔调。这些意蕴与意趣，使得这部作品在近期的扶贫题材作品中，因为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脱颖而出。这些事例都告诉我们，文学的手法与小说的技法上，有多种选择和多种可能，但最有意义也最为难能的，是在“本土化”“民族化”方向上的孜孜以求和自成一格。

文学天然地具有大众性，营造大众性的精品力作自然而然。也可以说在这一方面，有其必要与便利，是其使命和责任。希望我们有关大众化精品图书的研讨与建言、意见与呼吁，能在这一方面起到推动与促进的积极作用。

（本文为“文学艺术类优秀图书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