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乐，吴雪莲，李万红，李 维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但粗放式的农业生产已导致长江经济带土壤资源、水资源严重损害，进而导致农产品质量降低，损害了农业经济效益［1］。《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把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工作置于首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发展绿色农业、实施绿色生产有利于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最大限度地减轻和降低粗放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1］。而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是实现农业绿色生产的关键［3］。因此，探究长江经济带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可持续发展、保护长江水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产业结构及分工转移、区域协调发展与一体化发展等方面［4］，吴传清等［5］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行分析，认为科技创新对拉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关于农户生产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低碳生产、粮农质量安全行为等方面［6，7］。

在研究方法上，杨志海［8］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年龄、网络对农户接受绿色生产技术行为的影响。黄炎忠等［9］利用Logistic模型，并结合所调查农户个体特征、对绿色农业生产的认知和政府作用，分析影响农户实施绿色生产的因素。在政策影响上，钱加荣等［10］对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要加强农业政策宣传力度，并加快技术创新和推广。朱萌等［11］研究发现，政府提供机械补贴给种稻大户有利于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农业技术方面，赵连阁等［12］研究表明，参加农民田间学校对农户采纳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在经济风险上，Kovach等［13］研究发现，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非采纳者中，大部分农户会施用农药而非使用已有的科学知识来抵御风险、保障产量。在农户视角上，田云等［6］研究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户对绿色先进技术的采纳意愿越低，而女性农户更倾向于风险较小的农业生产方式；Tey等［14］认为文化水平正向显著影响农户技术采纳行为；任重等［7］认为年收入较高的家庭越可能实施质量安全行为。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农户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在研究领域上，现有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关于农业的研究较少，而农业生产对长江经济带造成的环境污染却不容忽视。在研究内容上，现有关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中，对全过程研究较少，而农业绿色生产涉及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农户行为各有不同。在研究框架上，现有研究多关注个体及家庭特征与信息渠道特征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而缺乏内在心理和外部激励对农户行为影响的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改进的TPB框架，利用Logistic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产前、产中和产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以期为制定激励农户绿色生产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1 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1.1 农业绿色生产

关于农业绿色生产，黄炎忠等［9］认为农业绿色生产是指采用科学的耕作技术，实行恰当的田间管理模式，从而实现低消耗、污染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产方式。李庆江等［15］认为绿色生产是发展高效低残、安全环保农业，并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生产方式。冯之浚等［16］认为绿色生产的本质是生产方式生态化，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结合，使经济生产既符合经济学规律，也符合生态学规律。总体来说，农业绿色生产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方式。因此，实现农业绿色生产需要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基于此，本研究将农业生产分为产前、产中及产后，农户在某一阶段采取了相应的绿色生产技术，则视为农户在该阶段进行了农业绿色生产。

1.2 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20世纪90年代，Icek Ajzen在理性行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17］。该理论指出态度、主观规范及行为认知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行为。其中，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行为所持的赞同或反对意见；主观规范是指个体是否实施某行为所感受的压力；行为认知是指个体基于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状况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TPB框架主要从内部认知角度解释，缺乏个体受外部推力因素影响的考虑。而补贴手段是中国实现农业绿色生产非市场化部分内部化的必要手段［9］，中国农业补贴政策主要包含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补贴4类。作为外部推力，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户的行为。若进行绿色生产可获得政府补贴，从而减少成本，则农户更有可能进行绿色生产［10］。使补贴政策符合国情、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不断加大补贴力度、扩大补贴范围有利于深化农户对技术的了解和认知［18］。因此，本研究将补贴政策纳入理论分析，建立政策激励下的TPB研究框架（图1），从内外部2个方面探究长江经济带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现实意义。

图1 基于改进TPB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框架

1）态度。态度是指农户对绿色生产所持赞同或反对的评价意见，赞同的评价意见产生积极态度，而反对的评价意见则产生消极态度，该变量以农户是否支持农业绿色生产来衡量。农户对绿色生产的态度受绿色生产行为的经济效益影响，高效益会促使农户进行绿色生产［19］。若进行绿色生产不仅会获得较高的农业收入，还可以降低资源消耗、提升产品质量，则农户会对绿色生产给予认可、持肯定态度，并更有可能去进行绿色生产。因此，预测态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2）主观规范。主观规范是指农户对是否实施绿色生产行为所感知的压力。根据自我期望和客观约束，主观规范可以分为示范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20］。示范性规范是指农户在决定是否进行绿色生产时感知到来自邻里的压力，而指令性规范是指法律法规强制农户实施绿色生产的压力。农户受示范性规范越强，越会与其他农户保持一致意见；而农户受指令性规范越强，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率会越高，但农户行为并不能确定。因此，预测主观规范中示范性规范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3）行为认知。行为认知是指农户基于自身条件、经验对自己的生产行为进行控制。该变量通过行为能力和信息渠道来衡量，农户可以依靠较好的身体素质来从事强度较高的生产活动，可以凭借较强的学习能力来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可以通过畅通的信息渠道来获取关于绿色化生产的信息［8，9］。因此，当农户认为自身条件足够好时，行为控制会越强，从而越倾向于采取行为。因此，预测行为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4）政策激励。政策激励是指农户在农业政策吸引和鼓励下，完全出于自愿采取相应的绿色生产行为［21］，该变量以农户对补贴政策的认知来度量。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势必伴随着农户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实施难度的提高，如大范围施用农药会增加成本、部分绿色生产技术需要一定的中大型机械工具等。而补贴政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技术实施难度，减少生产成本，农户在政策激励下更有可能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优化生产方式。因此，预测政策激励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5）控制变量。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务农年限与家庭农业年收入、土地面积、是否具有网络以及是否参加合作社作为控制变量。性别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选择的差别。一般来讲，男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稍强，更偏向冒险，更有可能尝试绿色生产［6，22］。因此，本研究预测性别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年龄越大的农户，身体素质、接受及学习能力等条件较差，在实施绿色生产方面往往存在一些困难［12］，因此，本研究预测年龄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务农越久的农户，对农业生产过程越熟悉，在小规模生产的前提下，对一些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并不依赖，但又能够熟练、有效地利用农业资源。因此，本研究对务农年限的影响预测不确定。家庭农业年收入越高的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面积越大。从长远收益看，如果使用耐用的农业科技可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如各类型农业机械等，农户更有可能进行绿色生产。但若使用消耗类的技术成果，如化肥农药等，生产成本会由于土地面积增大而增加，农户便不会进行绿色生产。因此，本研究对家庭农业年收入及土地面积的影响预测不确定。网络条件越好的农户，更容易获取绿色技术信息，了解程度也越高，但最终是否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取决于农户了解该技术后的态度，因此，本研究对网络的影响预测不确定。参加了合作社的农户，在受合作社规制的约束下更有可能进行绿色生产，因此，本研究预测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1.3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包含沪、鄂、渝等11个省市，面积约205.23万km2，占全国面积的21.4%，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区域内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及成渝城市群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长江经济带拥有6个粮食主产区，占全国65%的水稻产量以及全国40%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业生产能力强，长江经济带农业已然成为中国农业的重要支柱［23］。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之一，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持续扩大，农业绿色化水平也随之变化。以单位面积农药和化肥的投入量为例，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单位面积农药投入量由9.03 kg/hm2增长到10.33 kg/hm2，而单位面积化肥投入量则由259.36kg/hm2增长到315.57 kg/hm2；全国单位面积农药投入量由7.91 kg/hm2增长到9.95 kg/hm2，单位面积化肥投入量由262.27 kg/hm2增长到352.27 kg/hm2。长江经济带单位面积农药投入量始终高于全国水平，而单位面积化肥投入量虽然略低于全国水平，但远高于国际公认化肥施用强度安全上限（225.00 kg/hm2），表明长江经济带农户生产行为有待完善，农业绿色化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2 模型、数据与变量

2.1 实证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作为因变量，划分产前、产中与产后3个阶段，应用Logistic模型对农业生产各阶段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用p表示在农业生产各阶段农户绿色生产的概率，则公式如下：

式（1）通过等式变换、移项及转化为线性方程式后，得下式：

式（2）中，β0是回归截距；x1,x2,…,x13是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本研究主要从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政策激励以及农户特征因素等方面考察；β1,β2,…,β13是相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μ是随机干扰项。

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信息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年1月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代表地区湖北、重庆、江苏省多个县市农村开展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其中有效问卷341份，有效率达85%。问卷内容包含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绿色化生产行为、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情况、绿色生产中各部门情况以及农户自我认知情况六大部分。

调查显示，男性农户272位，占80%；女性农户69位，占20%，这与中国男性农户占比较大的实际相符。年龄在40岁以下的21位，占6.16%；40～50岁的92位，占26.98%；50～60岁的119位，占34.90%；60～70岁的77位，占22.58%；70岁以上的32位，占9.38%，表明样本中大龄农户较多，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年劳动力较少，这与当下中国农业老龄化的趋势相符。家庭农业年收入在0～2万元的171户，占50.15%；超过6万元的仅28户，占8.21%，表明半数样本农户收入相对偏低，依靠农业获得较高收入的仅占少数。土地面积达0.2～0.6 hm2的161户，占47.21%；超过0.6 hm2的111户，占32.55%，表明样本中只有少数农户有条件进行规模化生产，大部分农户还是小规模生产。

2.3 变量设置

1）因变量。产前绿色生产行为通过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来测度，具体问题为“是否建立田间技术档案并全面记载？”；产中绿色生产行为通过病虫害防治措施来测度，具体问题为“是否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物理防治措施中至少采取任意一项防治病虫害？”；产后绿色生产行为通过农户对谷粒和秸秆的处理方式来测度，具体问题为“是否不在公路或沥青路面晒谷、脱粒、燃烧秸秆？”。肯定回答均表示在相应的生产阶段进行了绿色生产，反之则没有。

2）核心自变量。本研究核心自变量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以及政策激励。核心自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赋值，选项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并以1～5依次赋值表示。具体问题为“是否支持农业绿色生产？”“强制措施可促进农户实行绿色生产？”“绿色生产是否会采纳相邻的意见？”“学习绿色生产知识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获得绿色生产信息？”“政府已出台绿色生产补贴政策？”。

3）控制变量。根据理论分析，本研究将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务农年限）、家庭特征（家庭农业年收入、土地面积、网络、合作社）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变量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统计

3 结果与分析

3.1 统计结果分析

长江经济带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统计结果（表2）显示，291位农户并未进行产前田间技术档案管理，占85%；230位农户产中至少都会选择一项措施防治病虫害，占67%；273位农户产后都不会在公路、沥青路面晒谷、脱粒及焚烧秸秆，占80%。由此可见，调查地区中，基于产量的保障和政策指令的影响，农户更有可能在产中和产后进行绿色生产，因此，产中和产后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的总体情况相对比较乐观。但产前绿色生产行为率过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绿色生产的迅速推广有一定的制约，仅占15%的农户产前会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户知识水平低、没有养成做记录的习惯、不想因进行档案管理而增加生产成本。

表2 长江经济带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统计结果

此外，下游的产前绿色生产行为率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但总体水平偏低且三地的绿色生产行为率均未达到50%。上游和下游的产中绿色生产行为率分别高达92%和88%，虽然中游的绿色生产行为率只有51%，但是总体情况比较乐观，绿色生产水平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农户比较重视防治病虫害，为避免带来经济损失，倾向于产中采用绿色防控技术进行生产。中游的产后绿色生产行为率高达95%，下游次之，上游最低，虽然在这一方面总体的绿色生产水平较高，但各地区水平差异大，尤其是上游的绿色生产水平还有待提升，可能的原因是与重庆市分区禁止、划区燃烧的政策不同，湖北省早于2015年全面实行禁止焚烧秸秆的政策，江苏省紧随其后于2017年全面实行，因而绿色生产行为率较高。

3.2 实证结果分析

在排除异常值和错误数据后，本研究运用Stata 13.0软件对上述模型中所选变量数据进行处理，根据模型结果分析各变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并由模型结果中的卡方检验和预测准确率等指标可知，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型有效，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3.2.1 态度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态度以10%的水平正向显著影响农户产中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4.6%，这与丰军辉等［19］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户对绿色生产的态度决定其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的行为。信任绿色农业技术可以带来高收益、降低要素消耗、减少成本的农户越支持农业绿色生产，相应地他们也越了解病虫害带来的损失以及科学的解决方法。农户希望采取科学的防治措施来保障产品质量和经济收益，因而更有可能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

3.2.2 主观规范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指令性规范以5%的水平正向显著影响农户产前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3.6%。可能的原因是指令性的强制规范可以阻碍农户的个人主义行为［24］，但在完全自愿和没有强制措施规范的情况下，出于成本和自身能力考虑，农户更倾向于不进行田间技术档案管理。指令性规范以5%的水平负向显著影响农户产中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负向变动4.7%。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农户受指令性强制规范时，难免会因技术实用性问题以及规范的强制性而产生抵触心理，更有可能按自己的方式进行生产管理。

示范性规范分别以10%和5%的水平负向显著影响农户产前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和产后不在公路上晒谷、脱粒、燃烧秸秆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分别变动4.8%和7.3%。示范性规范以10%的水平正向显著影响农户产中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5.4%。可能的原因是在本研究的调查样本中，50岁及以上的农户占65%左右，由于他们在体力、健康水平、知识水平以及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因此，绿色行为生产率不高［25］。而当农户受示范性规范的影响越大时，出于类似的个人条件，在产前和产后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就越小。但产中的绿色生产行为相对较容易实施和复刻，如果农户收到正面的建议并积极采纳，则更有可能采取类似的措施防治病虫害［26］。

3.2.3 行为控制认知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行为能力以10%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户产后不在公路上晒谷、脱粒、燃烧秸秆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4.7%，这与杨志海［8］的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51%的农户认为自己学习绿色生产知识存在困难，所以不会采取产后绿色生产行为。然而调查显示，只有上游地区的实施率不足50%，中、下游地区均超过75%。原因在于与上游重庆市分区禁止、划区燃烧的政策不同，中、下游的湖北省与江苏省分别于2015、2017年全面实行禁止焚烧秸秆的政策，因而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率较高。

3.2.4 制度激励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补贴政策以1%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户产前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8.1%，这与李芬妮等［25］的结论一致。但实际的实施率却较低，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补贴会为农户增加一定的收入，相应地也可以减少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成本，所以，政府出台补贴政策可促使农户运用绿色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但实际上，农业技术管理方面的补贴政策尚未出台或已有政策宣传不足［10］或补贴方式、补贴标准没有达到农户预期［3］，因而，农户采取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较小。

3.2.5 控制变量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网络以1%的显著水平负向影响农户产前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21.8%。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网络可以增进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了解，但是农户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掌握。较高技术含量、严格的生产和操作流程更提高了农户的实施难度，从而打击了农户进行绿色生产的积极性。网络以1%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户产中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45.8%，这与李波等［22］的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网络的普及改善了农业信息闭塞的局面，农户通过网络能够了解到更多更全面的病虫害防治手段，因而，网络条件好的农户进行绿色生产的可能性更大。

家庭农业年收入以1%的显著水平负向影响农户产中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11.6%，这与任重等［7］、朱萌等［11］的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农户为获得较高的农业收入常采用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的生产方式，在此情况下，农户更希望通过减少产中生产资料的投入来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高利润，所以，农户更有可能进行绿色生产行为。

性别以10%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户产中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1.0%，这与丰军辉等［19］、李波等［22］的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性别对农户的性格和心态有显著的影响，女性农户偏保守，不愿冒险尝试新生产方式，而男性农户更有可能尝试采用新技术，以此改善农业生产。

年龄分别以5%和10%的水平负向显著影响农户产前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和产后不在公路上晒谷、脱粒、燃烧秸秆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分别变动4.8%和5.8%，这与李波等［30］、田云等［6］的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年龄大的农户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与学习能力较低，体力及身体健康水平较差，思想守旧不易改变，因而难以进行田间技术档案管理，也不愿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成本，且倾向于对谷粒和秸秆进行简易处理和焚烧。

务农年限以5%的显著水平负向影响农户产前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5%。务农年限以10%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户产后不在公路上晒谷、脱粒、燃烧秸秆的行为，且该变量每提高1%，因变量变动5.6%，这与田云等［6］的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务农年限越久，农户对生产技术掌握越熟练，同时对农业生产各环节、作物生长各阶段的特征也越了解，因此，农户产前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的可能性较小，但会合理地处理谷粒、综合利用秸秆。

4 小结与建议

在引入政策激励变量改进TPB研究框架的情况下，应用Logistic模型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农户在农业生产各环节采取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得到的结论如下：①产前指令性规范与补贴政策表现出正向影响，而示范性规范则表现出负向影响；②产中态度、示范性规范表现出正向影响，而指令性规范则表现出负向影响；③产后行为能力表现出正向影响，而示范性规范则表现出负向影响。

经上述实证结果和分析，本研究对长江经济带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宣传引导。帮助改善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认知，合理利用好各种高效、简易的宣传手段和媒介，尤其是网络以及视频软件，充分发挥农业绿色生产样板的示范作用以及村干部、农业大户的带头作用，从而引导农户主动进行绿色生产。

2）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增强农户进行农业绿色生产的能力，提高他们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的能力，以各村组为单位定期选派技术员指导农户利用绿色技术进行生产，帮助农户解决农业理论知识上的问题，接收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反馈。夯实农业技术支持，在研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同时，也要周期性地整合反馈意见并对技术进行改良，增强实用性以及降低实施成本，从而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进行绿色生产。

3）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适当制定一些指令性规范政策，但大部分政策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各村农户以及土地的实际情况而制定，以此促进农户进行绿色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户对指令性规范的抵触。

4）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丰富农业补贴类型，强化对基础设施、农业技术研发及推广的扶持，设立田间技术管理专项补贴资金和补贴方式，简化固定的审批程序和负责单位，减少补贴政策实施成本，提高补贴资金链的透明度。提高农户的参与度，充分尊重农户对现有补贴政策的意见，促使政策符合广大农户的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