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西安碑林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但是人的知识总是容易被某些程式化的思维所左右，长期以来，我都以为碑林最为耀眼的都是那些唐代碑刻：从石台孝经到开成石经，从“景教碑”到昭陵六骏……而对于其他碑刻的印象则寥寥无几。

我做三国历史研究，寻访三国遗迹，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发现三国在长安留下的痕迹。毕竟三国是一个乱世，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在凉州军阀的蹂躏之下千疮百孔，一片哀鸣，自然无法与全盛时期的汉唐相提并论，沦为了历史长河中隐秘的角落。但不久前重访碑林，却通过四块碑林的藏品，颇为意外地揭开了三国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碑林博物馆的第三室犹如一个聚宝盆，集结了由汉至唐的历代碑石，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就是《熹平石经》残石。

两汉独尊儒术，天下读书人均以研习儒家经典为要义。但在东汉，印刷术尚未发明，书籍只能依靠手抄来传播，抄写则难免出现讹误与遗漏，而对于微言大义的儒家经典而言，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奏请朝廷校正经书，刊刻于石，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经工作一直持续至光和六年（183年） ，共刻石碑46座，每碑宽约1.4米，高约3米，全部碑文约20万字。石经刻成后，立于京师洛阳开阳门外太学所在地，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据史载，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成为天下学子的“标准教科书”。《熹平石经》开启了我国官方刻经的滥觞，在碑林第一室整室陈列的《开成石经》，正是唐人对汉人的承袭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