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萌

2021年1月，经过选举投票，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威当选2021年皇家规划学会主席，是该学会107年历史上首位非白人主席，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国际规划专业学会的华人主席。

英国是世界现代城市规划行业的发源地，皇家规划学会是代表英国规划专业人士的皇家特许专业机构，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专业规划学会。目前，该机构两万六千多名会员分布在八十多个国家，在业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杨威1974年生于北京，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经历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初期。读大学时因对“城市规劃”产生兴趣，选择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建筑系规划专业攻读本科。毕业后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硕士、博士。

读博士期间，杨威对研究人性化公共空间很感兴趣，曾去研究罗马的广场和喷泉。她在罗马的街道中穿梭，发现市民、游客随时用以解渴的喷泉皆出自大师之手。意大利城市被规划人士视为欧洲城市的楷模，她深以为然。这坚定了她对城市规划的认知：一定要对人的尺度有清晰的理解。“意大利人在设计罗马时，本身就是城市的一员，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有机地融入了城市的建设。”

博士毕业后，杨威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工作重心在欧洲。2011年后，杨威借鉴中医和谐平衡的系统理论，创建了21世纪田园城市空间规划方法。这一成果获得英国2014年沃福森经济学奖决赛奖——世界上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奖项。2017年，43岁的杨威被授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作为一名规划师，杨威一直致力于探寻人与城市的关系。每到一个城市，她一定会去逛逛那里的菜市场，看看当地人的样子、当地的蔬菜水果，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人、社会、自然在那里融合，生活也变得柔软。

杨威是英国田园城市规划先驱霍华德爵士的忠实拥趸。在多次采访中，谈到城市规划，她都会不由自主谈到霍华德的观点。她在此基础上发展了21世纪田园城市理念的核心：城市规划专业的根本目的，是创造一个让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平衡体系。

城市规划要打破阶层固化

记者：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城市规划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杨威：这次新冠疫情全球有90%的新冠患者出现在城市居民中，暴露了很多问题，比如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食物供应、漫长的工作通勤、绿地缺乏等等。

我觉得未来城市规划的重点，首先是人类的生存——人类和自然如何共生？之后是人类的健康幸福。很多人可能认为金钱是一个人追求的主要目标，金钱和地位会给人带来幸福，但是哈佛大学一项长达75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人健康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是社会平等和空间平等。我们经常说社会的平等性可能更关注的是在物质分配上的平等性，但空间的平等性也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什么品质的空间对健康和幸福有直接影响。

记者：为什么绿地缺乏的问题会在疫情中暴露？

杨威：疫情期间，大家出行主要依靠步行。虽然居家隔离，但英国允许居民每天出门锻炼一次，时间是一小时。住宅旁边有绿地，休闲的品质就高很多。如果住在周边没有绿地的高密度建设空间里，人的身心健康受到的负面影响会更大。人接触自然对于精神有巨大的疗愈作用。以前可以坐公共交通或者开车去远一点的公园，但是如果依赖步行，步行10到15分钟可达的设施就变得特别重要，这时候就凸显出了空间平等性的重要。

记者：我们有一个定量的调研，还是说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意见？

杨威：有一个定量的调研，英国国家统计局在疫情期间还专门发表了一项研究，关于不同族裔拥有私家花园的比例，少数族裔拥有私家花园的比例明显偏少。

记者：这个是在英国比较明显，还是整个欧洲都挺明显？

杨威：在欧洲挺明显。像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中产阶级富人可能住在独立的房子里，纽约的一些贫民区绿地就少一点。

社会的不平等性确实在这次疫情中很凸显。属于底层的少数族裔，他们的感染率要比中产阶级等高很多。很大程度是他们的生活环境造成的。

记者：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能通过城市规划实现吗？

杨威：城市规划是一个抓手，但城市规划也需要有社会的各种经济政策的辅助。

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城市建设新区的手段，在规划中注重社区的融合，特别是可负担性——很多地区的住宅太昂贵了，如何让低收入的阶层和从事一些重要社会基本工作的人群能够负担起这些住宅，让大家有更好的融合。

我说的空间平等，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什么社会阶层，都有享有基本空间需求的权利，这是作为人的需求。比如人对新鲜空气、光照、绿地的需求，对生活和活动空间的需求，这些都需要考虑平等性。

记者：在城市规划中应该特别避免社会阶层的划分？

杨威：很多城市规划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像英国“二战”之后，由于城市受到战争的巨大破坏，所以建设了很多城市新区或住宅区，建设速度很快、有的地方节点建设密度很高，主要是让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人赶紧有地方住，但品质不是很好。而且把相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集中到一起，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所以现在英国有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当比较底层的人生活在一起，青少年会缺少身边的榜样。这里会生成一种怪圈，他们生活的周边有一些犯罪团伙、贩毒集团，想做一个好人都很难，他们会纠缠你，也会有很多暴力问题，甚至很多犯罪问题。如何打破阶层固化，是城市规划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城市规划和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联系，要有政府政策、资金的支持。城市规划提供的是空间落实，在空间上对这些社会资源进行一个最优良配置，来实现政府政策的可落地性。

记者：会不会导致城市规划比较被动？

杨威：城市规划是政府政策的一个体现，政策要落实到城市规划中。城市规划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但是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从一座城市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好的规划师可以作为市长很好的critical friend（诤友），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咨询和建议。

大城市为什么会堵车

记者：为什么说意大利的城市规划是欧洲城市的楷模？

杨威：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和古罗马时期的建设。意大利的城市非常人性化，整个城市的空间能讓人感觉到平等性。在住宅里有很高的私密性，走到公共空间就有被城市欢迎的感觉。是人性化、人文和生活艺术的高度融合。

在设计城市空间时，意大利人对人的尺度有非常清晰的理解，人有自己的行为模式，比如说五分钟只能走400米。人对空间的感受直接影响在城市中的体验。只有对这个尺度有清晰的了解，才能把这个空间设计好。不是有了很大的绿地，城市就一定舒服。有时候绿地过大，空间缺少私密性会感到不安全。

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街巷空间也影响人对城市的感受。欧洲古老的城市里，街巷空间是城市特别重要的开放空间的一部分，城市开放空间不仅是广场空间和绿地空间。我一直认为街巷空间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公共开放空间。因为人们没时间每天去公园或广场，但每天都会走过家前面的街巷，街巷的活跃性、舒适性、安全性对每个人的感受特别重要。

记者：现在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是因为我们对人的把握没有那么精准？

杨威：没错。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汽车成为非常普及的交通工具后，很多城市错误地把汽车作为城市设计的一个主导对象，认为以后大家都开车就可以，而根本地忽视了人的需求。很多城市最大的错误是把交通或者汽车的出行当成城市规划的主要方向。

交通规划就成了一个在城市中比较具有发言权的行业。他们关注的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和交通安全。最大的愿望可能是路越直越宽越好，和人的冲突点越少越好，这样才能保证城市交通的运行速度。但这个时候城市被割裂了，因为一个城市的活力来源于人的活动，如果只考虑某一个方面，就会造成不和谐。

记者：所以“要想富先修路”，这个观点已经不适合现代了？

杨威：取决于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认为所谓的“要想富先修路”，指的是可达性。比如说过去一个偏远的县城，只有乡间土路能去，为了让这个地方能发展，先修路是对的，指的是实现这个地方的可达性，这指的是区域性的路，而不是城市内部的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记者：交通规划在城市规划里有很大的话语权，人们也是通过考虑交通来规划一个城市，既然这样，为什么一些城市还有那么严重的堵车现象？

杨威：因为只从车的角度来思考。设计道路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路越宽越容易造成拥堵。城市是否拥堵和路的长度有关，和人体一样，一定要有很多毛细血管，血脉才能通畅。交通就跟血脉一样，有很多毛细血管才能形成一个活跃的系统。如果只有主动脉和静脉的话，那肯定会拥堵，路越宽吸引的车越多。

就业和居住应该综合配置，理论上来说最好的是“步行可达社区”。我刚才说此次疫情期间也暴露了通勤问题，大城市中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可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通勤，无论是乘公共交通也好，私家车也好，都花费了很多时间，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拥堵。

所以解决这个点，首先要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一定要近。相关的医疗、教育配置也都在一个社区。路网要实现合理的密度，而不是仅靠几条特别宽的大路联系。

记者：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认为以功能规划城市是一个普遍的观念。但是按照你现在说的以社区为单位，感觉跟当时我们接受的观念有一定矛盾，是观念经过了革新吗？

杨威：我一直研究、实践和推广的是“21世纪田园城市”，田园城市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念时，就是社区的概念，步行可达的社区，里面有居住和就业功能。我觉得中国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很多城市关注的是工业发展，所以提出了用不同的功能区划，这个是居住区、那个是工业区，这个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规划方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思路需要调整，城市一定要关注人的尺度，特别是它的综合性。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出贯彻15分钟步行圈。最先是2016年上海就发布了15分钟步行圈的设计导则，现在中国各级城市也在进行规划思想的转变。

中国有很多智慧还没有完善地传承到城市规划中

记者：你觉得中国的城市规划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地方？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大家对先进理念的学习和自我检讨也非常深入。中国的乡村和中小城市本应是中国文化最好的反映，可以让艺术和技术得到更好的融合。但中国有很多传统智慧还没有完善地传承到现在的城市规划中。我们有时候把城市建设看成一个硬质空间的建设，而非作为一个系统来思考。为什么老说有很多地方千城一面呢？因为它把自己原来最好的东西丢了。

记者：在你的切身感受中，欧美和中国的城市规划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杨威：欧洲对生活方式的传承很关注。我最近看到一项调研显示：全球70%的人都愿意买就近生产的食物，宁愿稍微多花点钱。在欧洲的城市中，市场一直是很独特的风景线，巴黎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地方都有菜市场，周末或者是隔几天有一次，卖的都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美国纽约曼哈顿作为规划城市设计得很有特点。曼哈顿的规划城市路网密度很高，每100到200米左右就有一个网格，虽然采用的是几十条横线竖线，非常规整的设计，但它具有高度的步行可达性，也很宜人。我在曼哈顿开会的时候就一直步行，除了去特别远的地方要坐地铁。

欧洲的城市也是，一些古老的城市具有高度的步行可达性，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当然“二战”之后建设迅速时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我刚才说的社会不融合，有很多区域，不同种族或阶层之间的划分，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英国的城市建设也犯过很多错误，也一直在重新梳理更新。比如，伯明翰把城市高架路变成了林荫大道，有了更多绿化，让骑自行车或步行变得更安全。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中也总结了很多经验和教训，而且非常迅速地提升和进步。

历史具有高度的重复性，以前像欧洲国家工业革命时发生的一些错误在中国也发生过，中国以前发生的错误，现在在一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发生。

记者：已经有别人的经验在我们前面了，或者我们已经成为别人的经验了，为什么还会不停有同样的错误出现？

杨威：经验没有得到普及，观念的改变也需要过程。十多年前我去一个中国的城市，我跟总规划师说，不能建这么宽的机动车路，因为路越宽越拥堵。他说大家都想买车，像欧美发达国家，很多居民都有车，拥有车的便利和优越感，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可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确实是我们所不能负担的，不能每个地方都犯一遍同样的错误。全球到2030年要城市化的地方有60%还没建设，因此作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主席，我在积极促进全球规划师之间的深度交流和合作，确立新的规划行业标准，促进国际跨领域行业协作，分享最佳实践知识。

另外，对很多国家来说，现在很少有机会从头开始去规划一个城市，大部分时候是在已建成的城市上进行更新。城市更新最大的困难是土地，土地已经有拥有者或使用者，不应该简单地把这些居民请出去，再重新设计给别人。那如何既让这些人保持原来的地域，又对城市空间进行整体提升？这本经济账和社会账怎么能算清楚？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城市更新，因為投资太昂贵、回报太少，谁应该来为这个买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城市规划行业认为谁应该买单？

杨威：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应该建立一个更长久的机制。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更新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它的回报不仅仅是资金的回报，还有对社会的回报，要算一个综合的账。

记者：城市规划无法量化。

杨威：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很多时候不能只算一个经济账。我一直在说一个词，英文叫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就像我说的，一个儿童如果生活在很恶劣的环境，一辈子受到了影响，长大以后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成为依赖社会的人，这个账是一个负账。但如果通过社会资本投资让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未来给社会带来的贡献是正账。

对环境也是一样。最近在英国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对零碳减排来说，树很重要，而原始森林的碳吸收是最高的。如果要建一条高速铁路，设计正好要从这个原始森林穿过，那么是砍一片原始森林，还是高速铁路绕开走？这时候就要有一个权重。

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认为我们驾驭自然。其实正好相反，人如果脱离了自然连生存都有问题。人和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只有理解了这个关系才能把这个账算清楚。

记者：但是算更长期的账也是一个很暧昧的说法，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样的账是更长期的账，怎样算下来才是更划算的。

杨威：对，是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是不是愿意让后人乘凉，其实是对社会责任的一个考量。城市规划师最重要的是社会责任感，可以成为开发商的一杆枪，也可以做对社会的未来负责的人。城市规划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关注的是未来，没有什么行业比关注未来、关注后代的行业更加重要。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我们的城市规划到底在规划什么？最根本的还是关注人的需求、健康和幸福。城市规划非常复杂，涉及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法是抓住重点——人的根本需求，也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需求。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历史建筑和城市用地的冲突？

杨威：我觉得不能叫冲突吧，要看你怎么看待历史建筑。我前两年新学到一个词，有人把历史遗产叫“负面资产”。我觉得正好相反，它应该是最有价值的正面资产。历史建筑绝对是城市中最珍贵的资产，因为它不可复制，任何不可复制的东西都是最珍贵的遗产，特别是它传承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之间是不可能有矛盾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具有高度创新性的行业。一个城市拥有历史建筑肯定是好事，肯定能创新地让它得到很好的利用和保护，肯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法。

应该将“碳消费”纳入碳排放计算中

记者：城市规划至今吸引你的是什么？

杨威：规划关注人，规划精神的核心在于服务大众，它关系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宏观到微观。现在我在研究城市规划和实现零碳的关系。我们现在说实现零碳，是不同产业平行发展零碳技术，但尚未形成一个闭环体系。我认为城市规划对零碳实现可以起到重大作用，因为规划所具有的空间属性。比如再举回那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就住在距离你单位走路10分钟的地方，完全不需要开车，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汽油车——通过空间的有效配置，可以极大减少碳排放。

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工业革命以来，大家犯了一个错误，觉得我们有技术了就可以超越自然了。我们太多时候是被物化了，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甚至被它主宰。另外，我们有时太迷信和依赖昂贵技术。我认为寻求绿色零碳，要同时寻求低成本和本地化的解决方案。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绿色建筑，有时大家会简单地认为可以通过大量使用设备和昂贵材料来实现。其实最好的绿色建筑应该是一种被动式的绿色建筑，被动式绿色建筑不需要过多的设备，它是通过空间的设计，达到自然通风和采光。如通过风道的设计来自然拔风，形成空气对流和空间冷却等，创造使用者所需要的舒适空间。而不是说通过很多设备来实现这个目的，因为任何设备都是要用能源的。其实中国的乡土建筑就是最好的被动式绿色建材，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汲取其中的精髓，实现技术与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创新传承。

现在全球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很多抛砖都不知道抛到谁那去了，似乎总是有下家来承受我们行为造成的损害，而我们看不到就认为它不存在。但地球是一个循环的系统，任何地方造成的污染和资源损耗，还是地球共同承受。

但现在全球经济测算方式关注的是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实际是在鼓励消耗资源。它和零碳根本是相反的方向。我们应该要改变观念。现在很多国际专家，包括中国的专家都在说，现在全球普遍使用的经济测算模型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因为短视，而且它关注的只是经济增长一个方面。像我刚才说的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都没有考虑到，而这些资本都具有不可逆性。

另一方面是碳排放的计算，国际计算碳排放是根据碳排放产出地来计算，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中国被称作“全球的工厂”，虽然中国排放的碳是本地排放的，但并不是全都在中国被消费的，应该将碳消费也纳入计算，两个值共同比较，对发展中国家更公平。

记者：改变计算方式的实际影响是什么？

杨威：影响很大，很多时候西方人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国外总有人指责说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但中国生产的大量出口产品，成本相对于出口地本地生产的产品价格更低廉，国外商家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些产品无论卖多少钱，它的碳排放和材料消耗对地球的损害是一样的。有些地方和国家已经开始采用新的手段让消费者关注自己的碳排放，比如购买食物时，上面会标有它的碳足迹，促进低碳意识。

记者：我们为什么要提倡零碳的生活方式？

杨威：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生存。现在气候变化真的很严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极端天气，造成了很多自然灾害，也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继而会影响到食物的供应链。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造成了生物多样性骤减。比如昆虫大量减少，昆虫看起来不起眼，但对我们的食物链至关重要。超过80%的开花植物靠生物传播花粉，没有昆虫授粉，人类会出现食物危机。

所以气候变化对人类来说不是天多热了几天，我们忍一忍，而是真的关系到人类的生存。气候变化有一个临界点，到达之后就不可逆了。根据有关研究模拟，亚洲和非洲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十年是全球共同采取行动的最重要时机，也许就是我们人类最后的时机。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气候移民的概念：如果气候变化造成一个地方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人们不得不移民的话，这些移民该怎么解决？

记者：这些都只跟碳有关吗？

杨威：对，碳排放是造成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骤减的最主要原因。地球上有五大碳储存库：海洋碳库、地下资源碳库、土壤碳库、大气碳库、植物碳库。人类的活动造成了碳一直被过量释放到空气之中。

所以我們人类真的要认真思考，如何寻求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因为一切自成因果，我们人也是自然的一分子。（实习记者景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第1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