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廷荣 刘建柱 李义

摘 要：文章考证辽中京天庆寺的存在不容置疑，又在解读26首“天庆寺玉石观音唱和诗”中，发现僧人智化用中京天庆寺造“御制天庆寺碑”后的剩余石材，为中京和兴中府两天庆寺各雕造一玉石观音像，完工后邀中京朝廷诸官员于天庆寺参加唱颂观音像的诗会。故这些诗首唱于中京大天庆寺。兴中府天庆寺得观音像后，造玉石观音唱和诗碑。后人由此碑便误以为这些诗唱和于兴中府天庆寺。

关键词：中京天庆寺;玉石观音像;诗会;兴中府天庆寺;唱和诗碑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5-0001-04

学术界早已熟知辽宁省朝阳市辽代天庆寺曾发现玉石观音唱和诗碑，但无人认真解读玉石观音唱和诗中与中京天庆寺的相关内容，且学界一直忽视辽中京大定府大天庆寺的存在。

本文对中京大定府（大）天庆寺，及在这里首唱玉石观音唱和诗等相关问题作考证。

一、中京（大）天庆寺的存在不容置疑

（一）陈襄使辽到中京大天庆寺

长期以来，辽兴中府天庆寺由于清代发现玉石观音唱和诗碑而在学术界知名。对北宋使辽者陈襄《使辽语录》所记“中京大天庆寺”，学界尚未研究或予以回避，或将文献中的“中京大天庆寺”“大辽天庆寺”都附会为兴中府天庆寺。1933～1936年间，东北历史地理学界名家金毓黻先生主编《辽海丛书》时，即对“大天庆寺”所在何处纠结之，其在《〈使辽语录〉叙》文中即明言“惟大天庆寺无考”。①

关于大定府中京大天庆寺的文献，北宋陈襄《使辽语录》有载。公元1067年夏，宋使陈襄使辽，其《使辽语录》记返回时在中京经历：

“七月一日至中京大定府，少尹大监李庸郊迎，置酒九盏，宿大同馆。二日，送伴使、副请臣等同游镇国寺，次至大天庆寺，烧香、素食，依例送僧茶彩。有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王崇彝就馆赐臣等筵……

三日，庸出饯酒五盏。蹉长兴馆至富谷馆，送伴使、副送臣等麋角松实。”②

由于使辽者的代步方法是骑马，每日行程多者不超百里，陈襄等人绝不可能于七月二日当天游完大定府镇国寺后，再赶到二百余里外游兴中府天庆寺并又返回大定府。故大定府中京大天庆寺的存在是可信的。

（二）陆佃使辽到中京大天庆寺

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赵永春先生《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版）一书，收录了陆游《家世旧闻》中《陆佃使辽见闻》并撰“题解”：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死。七月，宋以辽使萧安世、萧进忠等来宋祭奠和吊慰，特‘遣陆佃、李嗣徽报谢于辽。陆佃使辽期间笔录所见所闻以成《使辽语录》一书……后来，陆佃《使辽录》佚失，唯有陆游《家世旧闻》一书记录陆佃使辽五事，虽非陆佃《使辽录》原文，但皆为陆佃使辽见闻之事，与‘语录史料价值无异。今据中华书局所据穴砚写本之点校本《家世旧闻》辑入本书，保留中华书局本为每段所加标题。”

兹录《奉使辽金行程录》中《陆佃使辽见闻》中《楚公言辽俗》《楚公至辽中京大镇国、天庆寺》两题目中相关内容：

“（楚）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③

“北虏崇释氏，故僧寺猥多，一寺千僧者，比比皆是。楚公出使时，道中京，耶律成等邀至大镇国、天庆寺烧香，因设素馔。公问成：“亦有禅僧乎？”曰：“有之，顷有寂照大师，深通理性，今亡矣。”公又问：“道观几何？”曰：“中京有集仙观而已。”以知北虏道家者流，为尤寡也……”④

文中楚公，即陆游祖父陆佃。大镇国寺指辽中京外城内西南角土丘顶部的镇国寺（今有遗址）。宋人使辽返程住中京者，常被邀至大镇国寺和大天庆寺。

在辽朝与高丽国的佛学交流中，辽道宗将“御制”《天庆寺碑文》派生辰使送与高丽国王王运（《高丽史》卷10宣宗七年，即公元1090年）。《全辽文》所录《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序》中记沙门觉苑曾经“提总中京大天庆寺”，沙门智佶《赠僧统大师》（按，僧统大师是高丽国高僧）诗序中所言自己是“大辽天庆寺”僧，皆实指中京大定府大天庆寺。其中“大辽”与“中京”的相互代用，类似今外国人将中国与北京的相互代用，这是显而易见的。

由上述可证，中京天庆寺的存在不容置疑。

至于今人见到的《元一统志》中，未记中京大天庆寺的问题，其缺记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今存的《元一统志》，只是后人收集的原《元一統志》残本和从其他古籍中辑出的源自《元一统志》的零散词条汇编而成，其内容只是原书的很少一部分，原书的中京大天庆寺部分很可能佚失。二是，元大德七年（1303年）续修《元一统志》时，中京大天庆寺已无存，其无存的原因很可能毁于公元1290年的武平路近7级地震（今称“宁城西地震”），因为该寺位于河岸地带，破坏烈度要比城内的九度还高些。

截至目前，关于辽中京（大定府）天庆寺存在的佐证虽然已较完备，但不见发表相关论文。学界还停留在只知有兴中府（今朝阳市）天庆寺（因曾发现26首玉石观音唱和诗碑刻）的状况，而忽视中京天庆寺的存在，如朱子方先生即将“中京天庆寺”认为是“兴中府天庆寺”。⑤其实，只要认真解读一下26首玉石观音唱和诗若干纪实信息，即可知这些诗并非唱和于兴中府天庆寺，而是首唱于中京天庆寺。

二、玉石观音唱和诗首唱于中京大天庆寺

清代在朝阳辽兴中府天庆寺一碑石上发现的这26首玉石观音唱和诗中，没有什么佳句传播后世，每首八句中几乎都有二句与佛缘相关的诗句，又因26首全按同韵唱和，让人读后易生俗不可耐之感。或由于此，至今不见有人认真解读这些唱和诗。其实这些唱和诗中有不少纪实内容对治辽史或中京一带佛教历史是有益的补充文献，今人应该认真解读。

诗中描述了雕制玉石观音像的碑石来源、遭遇、经历及其被雕成两尊观音像的幸运，还有碑石的放置处天庆寺位置的一些特点。新雕成的玉石观音像在天庆寺院内存放，其中一尊将发运兴中府天庆寺。对这些诗，笔者解读要点如下：

1.雕制观音像的石材是过去刻制道宗御制天庆寺碑后剩下的四分之一石材。该石材最初从河北省中部隗台（即黄金台）附近运来，雕刻完御制碑后的剩余部分便丢弃在天庆寺门前大道旁。这由韩汝砺和诗句“御运当时自隗台，丰碑余剩多年哉”，曲正夫和诗句“元是御碑当未建，四分材内一分材”，皆能佐证。剩余碑石（原石的四分之一）遗弃于天庆寺已十年左右（据朱子方论文，高丽宣宗七年即1090年时，中京天庆寺已有辽道宗御制碑⑥）。御制碑在大定府中京大天庆寺，这也是辽人让宋使游览大天庆寺的一个亮点。

2.雕制玉石观音的汉白玉石，原停放在位于四通八达的大道边的天庆寺门前，多年来人们用来乘凉或作上马石。僧人智化首唱诗句“见说曾为上马台，堪嗟当日太轻哉”，僧鉴和诗句“枕道常为避暑台”，马元俊和诗句“天庆寺前一片石，造就观音神在哉”，曲正和诗句“尘埋雨渍近楼台，久弃通衢亦命哉”，皆可为证。这一“通衢”位置与建于山上的兴中府天庆寺无关。

3.为玉石观音唱和诗者25人中有朝廷官员21人，僧人4人。21位官员中只“兵部尚书兴中府尹赵庭睦”一人的职务与兴中府有关，梁援此时已不任兴中府尹。如在兴中府天庆寺办此诗会，赋诗的当地官员不应只此一位，且又是兼职。这样一次有20余位朝廷官员参加的为两尊新观音像唱颂的大型诗会，在造出兩尊玉石观音像的大定府中京大天庆寺举办很符合常理。

4.在中京天庆寺共雕制了两尊玉石观音，其中一尊准备运往兴中府天庆寺。参与唱和诗的四位僧人中，最后唱和的三位应是兴中府天庆寺派来接运玉石观音像的僧人。其中性鉴的最后和诗说：“龙岳应缘期日往，凤都乘运出尘来。”诗中“龙岳”是指兴中府天庆寺所在的和龙山，“凤都”是京城的别称，显然指中京。其意是说：这观音像不久将从中京城风尘仆仆地运出，兴中府天庆寺有缘期待玉石观音的到来。刘瑰的和诗句“二像时镌事卓哉”，在《承德府志》及其他各版本中均如此，可证当时确在中京天庆寺雕制了两尊玉石观音。

5.官员孟初的和诗句“山卷碧云呈玉骨，水摇白日晃珠胎”，既有一定的意象描写，也有纪实信息。由此可推断，此寺只有在河边，方有“水摇白日”的景象，且寺的南侧和西南面皆有丘陵低山。张识和诗句“夔峰久斸滞留台”即言丘陵低山之形似卧躺的独角兽。今中京废城南临老哈河，东3里多有丘陵包古鲁梁，其北端恰似一独角伸到老哈河边，这与二人诗句所述景象甚相合。

6.在兴中府发现的玉石观音唱和诗碑记上，并无唱和诗的时间和地点，其后款只记到“大辽寿昌五年（1099年）九月十六日建，门人讲华严经苾刍性煦书”及刻字人，这里的“建”指石碑刻字完工后立碑的时间。兴中府天庆寺的僧人既然如此重视这些唱和诗，不惜工本刻石，以图光大佛事，假若当时唱和诗的诗会在本寺院举行，便是该寺的一件重大事件，在刻碑时不可能漏掉唱和诗的时间和地点。若落款写明这些诗首创于中京大定府天庆寺，势必会削弱此碑的影响力。应该说兴中府天庆寺的住持很聪明。

关于这些诗的唱和时间，据和诗者梁援当时的官职为“诸行宫都署、尚书左仆射”，再据《道宗纪》可知，道宗于寿昌三年“九月壬申（二十二日），驻跸藕丝淀（今翁牛特旗境东部）。丁丑（二十七日），以武定军节度使梁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故可推知此唱和诗诗会之日，在寿昌四年或寿昌五年上半年的可能性较大。这也表明，从中京天庆寺首唱玉石观音唱和诗，到兴中府天庆寺刻制唱和诗碑完工的时间间隔不是太久。

三、中京大天庆寺在中京城何处

从该寺有御制天庆寺碑以及指定为宋使游览的寺庙，可表明中京大天庆寺非同一般寺院。另从上述唱和诗中关于天庆寺所在位置的描述，可知该寺不在中京城内，而是位于城南交通要路旁，且距河较近，附近还有似盘卧独角兽形之山（见张识和诗句“夔峰久斸滞留台”）。调查得知，中京城正中位南侧土河（今老哈河）南岸，今有一蒙古十家村（曾用名“喇嘛十家”，也简称“十家”）。其北侧老哈河南岸边有过一大型辽代寺庙遗址，曾有琉璃质残瓦和辽代沟纹残砖散布。这一位置恰与唱和诗所言相合。

辽代该寺院的交通位置，在由中京城正南门向南横穿大驿道（上京——中京——南京）过土河千秋桥后的干道西侧。此干道向南直通榆州（今凌源），并在寺院南一里与沿土河南岸走向延伸的车道呈十字交会。故这里确为唱和诗所云的“通衢”之地，交通方便。中京大天庆寺应该在这里或其邻近处。但经实地调查，近代以来这一带仅存此一处突显的辽代大型寺庙遗址。

由于该遗址曾有一通《创建静安寺》碑长期搁置，清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辽代静安寺遗址。《承德府志》说晚清时，该“古寺基址周围数十亩”。晚清时承德府的文人涂方晋写过一首游此寺遗址的诗，诗云：

“静安寺古足寻春，花木阴阴境绝尘。共说大辽当日建，兰陵萧氏郡夫人。”

诗中所云“寺古”，仅指其建于辽，年久而已，并无寺庙的任何描述。只用“花木阴阴境绝尘”一句概述了遗址的景象。由于这里土质肥沃，地下水丰富，春夏之际自然是“花木阴阴”，有别于附近其他寺庙遗址。

2005年，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刘凤翥先生和赤峰市元宝山区文物工作者王云龙合作，破解了元宝山区辽代静安寺最新出土的契丹文碑刻文字，其中关于创建静安寺的内容与原存放在十家遗址的《创建静安寺》碑所记是一致的。其论文明确指出，辽代静安寺不在中京城，应在辽代私人州城义州（今元宝山区小五家回族乡大营子村）。《创建静安寺》碑应是此义州静安寺之物。⑦

在辽代《创建静安寺》碑的背面原有契丹大字，已漫漶不清。还有明代人阴刻的两行潦草汉字：一行是“洪武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占”，另一行为“中中所富户口口占用”。推断可能是有人想在老哈河边辽寺遗址建新庙，而将此《创建静安寺》碑买来刻制新碑用，才铸成这一“张冠李戴”的奇错。日伪后期，日本人用马车将此碑运往伪喀喇沁中旗治所大城子王府院内东侧院，准备运往日本。1964年时还卧放于大城子蒙中伙房东侧菜地井旁，部分字迹尚能辨读。后被人为磨损，仅剩碑额文，此碑现存于中京博物馆院内。

从《元一统志》记载来看，中京城及其附近也无辽代静安寺。此书虽记到该城内利通坊有一处“净安寺”，但为金国皇统八年（1148年）建。从寺的位置、建寺时间和寺名“静”与“净”的差异等区别来看，二寺不应混为一谈。据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人回忆，日伪时期该寺遗址已只剩二三亩大的土台了。此遗址已被1962年7月下旬初的一次百年不遇的老哈河特大洪水冲光。

综上所述，中京大定府（大）天庆寺的存在无可否认。玉石观音唱和诗最初唱和于中京大天庆寺也有据可考，是为中京大定府和兴中府二处天庆寺新造的两尊玉石观音像完工后择日一起唱和的。只是兴中府天庆寺更为重视这些唱和诗并刻于碑上，才为辽代佛教盛事和诗文化留下这一难得的文化遗产。

注 释：

①②③④转引自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68.

⑤⑥朱子方.辽朝与高丽的佛学交流[A].辽金史论集（第五辑）[C].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120.

⑦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J].燕京学报，2004（17）：15.

（责任编辑 孙国军）